五台山是我国唯一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并存的佛教圣地，千百年来吸引着全国各民族信教群众前往朝拜，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是五台山形成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机制的重要时期：清朝统治者积极开发五台山各类文化资源，先后有四位统治者巡礼五台山。在清政府支持下，五台山形成了章嘉呼图克图驻锡五台山与札萨克大喇嘛驻锡五台山两大系统，为清代五台山促成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最终形成了以五台山为纽带，汉、藏、满、蒙古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机制。

清朝时期，五台山文殊信仰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愈发紧密，清政府通过在五台山开展一系列实践活动，达成团结各族僧众、维系边疆稳定的执政意图，最终形成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机制。本文拟从清朝时期五台山的文殊形象作用、清政府对五台山的政治实践、五台山形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机制的历史表现三个方面加以分析研究，明晰清朝时期五台山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价值，为推动五台山进一步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作用贡献力量。

清朝统治者的文殊形象与五台山

清朝时期，格鲁派发展成为藏传佛教中规模最大、拥有实权的教派，成为联系藏、满、汉、蒙古等民族信教群众的重要纽带。在这一背景下，清朝统治者延续了明末以藏传佛教巩固对藏族、蒙古族统治的宗教政策，如乾隆皇帝所言：“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从表面看，这种通过扶持藏传佛教管理藏族、蒙古族的政策与明中后期的宗教政策大致相同，但清政府对藏族、蒙古族的管理措施，与清朝统治者所具有的文殊形象密切相关。格鲁派首领与清朝统治者的交往过程中，尊称清朝统治者为“文殊师利大皇帝”，而清朝统治者则将这一文殊形象运用到极致，使其成为维系大一统国家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关键符号。

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道场，在藏传佛教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当清朝统治者获得文殊尊号后，便对五台山极尽尊崇。尊崇五台山既是清朝统治者发挥其文殊形象作用底层逻辑的体现，也是清朝统治者双重考量政治诉求与宗教信仰的必然结果。

清朝统治者获得文殊尊号，经历了几代统治者的努力。崇德七年(1642)，格鲁派首领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所遣使团至盛京，向清太宗进献方物与五世达赖所写书信，其中有“……尊太宗为曼殊师利大皇帝……”的表述，这是藏区政教首领尊称清朝统治者为“曼殊师利大皇帝”之肇始。顺治九年(1652)，顺治会见五世达赖，次年五世达赖返回藏地后写给顺治的《请安奏书》开头即称“金光四射、银光普照、扭乾转坤、人世之天，至上文殊大皇帝明鉴”。康熙十四年(1675)，五世达赖上书康熙时称其为“天地主宰文殊皇帝陛下”，之后的雍正、乾隆亦如此。终清一朝，各类藏传佛教文书中均尊称清朝统治者为“曼殊师利大皇帝”。

清朝统治者在不改变文殊信仰基本理论的前提下，尽力统一文殊形象与统治者的立场。五台山文殊信仰与皇权的结合，首要以对皇权有利作为评价标准，以增强其时代性和适应性。乾隆在抵达五台山文殊寺后曾赋诗曰：“开塔曾闻演法华，梵经宣教率章嘉。台称以五崇标顶，乘列维三普度车。萦缪抒诚陟云栈，霏微示喜舞天花。曼殊室利寿无量，宝号贞符我国家。”此后，乾隆命人将上述律诗以汉、满、藏、蒙古四种文字刻于汉白玉四棱碑上，并立碑于菩萨顶东院的碑亭内，足见乾隆对五台山文殊圣地的高度重视。清朝统治者将自身的文殊形象与五台山文殊信仰结合，调整改造五台山文殊信仰使之适配封建统治秩序，实现了五台山文殊信仰与政治权力相互作用的深层构建。

在文殊形象的加持下，清朝统治者以五台山文殊信仰为纽带，将其政治意识传递给各民族信教群众，使其最终内化为各民族共同认同的信仰与观念。借助文殊形象，清朝统治者不再只是藏传佛教世俗层面的支持者与保护者，而是化身为藏传佛教体系中的一尊神佛。这一方式便于管控藏传佛教信众，在安抚边疆地区诸多笃信藏传佛教的民众时，宗教感召力远比政治施压和经济笼络更能节约成本。五台山也由此以较为隐蔽的形式发挥着以思想巩固统治的重要作用。

清朝统治者崇奉

在政治管理过程中，清政府将以五台山为纽带、团结各族僧众以维系边疆稳定的执政思想融入五台山发展的各项措施。除了在五台山修建寺院、保护寺院经济外，清朝统治者崇奉之举突出表现为“四帝巡台”。以清朝统治者巡礼五台山的历史实践为媒介，五台山藏传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为藏、满、汉、蒙古等民族信教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思想支撑。

康熙曾五次巡礼五台山，在巡台期间，他敕赐梵文藏经两部、赠送渗金佛菩萨像7尊、作各种道场8次，敕赐金银6000余两、修葺寺院20余座、匾额55块;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将五台山的10座寺庙改为黄庙，并将青衣僧归为黄衣僧，自此五台山出现“汉族喇嘛”，极大推动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在五台山的发展。在巡台期间，康熙还多次会见厄鲁特蒙古部落，如他在第二次巡台时“上如五台山。限厄鲁特入贡人数”。雍正即位后，沿袭康熙管理五台山的政策，继续改制黄庙，从康熙时期的10余所增至25所，这也是五台山黄庙发展的全盛阶段，五台山藏传佛教得以进一步推广。

乾隆仿效祖法，尊奉文殊菩萨，礼遇喇嘛僧徒，曾六次巡礼五台山，成为巡礼五台山次数最多的统治者。在巡礼五台山期间，乾隆通过修葺佛寺、举办法会、赐诗赏物、制碑题额与赐食官员等举措，极大推动了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尤其自乾隆第四次巡台起，其赐食对象除了满族与汉族的王公大臣，还增添了蒙古王公。在乾隆的重视下，五台山藏传佛教趋于鼎盛。乾隆六次巡礼五台山，当地藏传佛教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嘉庆亦仿效先帝西巡五台，在巡礼五台山期间，他与蒙古藩王一起参拜了涌泉寺、台麓寺、白云寺和殊像寺。

清朝统治者通过亲临五台山巡礼进行示范，扶持五台山佛教发展，促进了藏、满、汉、蒙古等民族信教群众的交流互动，最终达成了以五台山怀柔藏族、蒙古族的政治意图。

从经济方面来看，清朝统治者巡台带来了大量经费。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前三次巡礼五台山时，仅向直隶州、山西省官员赐食，但其后三次巡台期间的赐食对象出现明显调整，赐食对象增添了蒙古王公。后续嘉庆在巡台期间，亦赐食于蒙古王公。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借此不断推动五台山文殊信仰在蒙古族中传播。

从文化角度看，清朝统治者在巡台期间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以此宣扬五台山文殊信仰。例如，雍正在五台山期间曾作诗多首，其中《恭谒过龙泉关偶题》写道：“兵象销时崇佛像，烽烟靖始扬炉烟。治平功效无生力，赢得村翁自在眠。”可见五台山在稳固边疆中的重要作用。嘉庆也曾评价五台山：“诸藩部倾心信仰，进关朝山顶礼者，接踵不绝，诚中华卫藏也。”可见，清朝统治者支持五台山文殊信仰，是以其宗教感召力维系边疆稳定。

清政府通过调拨大量经费、作诗赐匾、赐食于蒙古王公等措施，确定了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优势地位。至此，五台山政治价值取向呈现出依附皇权、依托神权的稳定特征。清朝统治者从族群信仰出发，积极经营五台山，使五台山进一步发挥联结藏族、蒙古族的宗教政治纽带作用。

清代五台山形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机制

终清一朝，清政府都在追求五台山团结信教群众、稳固边疆的价值最大化。一方面，清朝统治者通过极力推崇文殊信仰、赴五台山朝拜等举措，使五台山以隐形的、潜在的程序发挥精神文化作用;另一方面，清朝形成的历代章嘉呼图克图驻锡五台山与五台山札萨克大喇嘛选任制度，确保五台山可通过正式的、显性的程序稳定发挥制度规范价值。藏、满、汉、蒙古等民族正是在这两项制度的推动下，形成以五台山为媒介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机制。清政府的政治目标也在经营五台山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得以实现。

清朝时期，藏传佛教形成了“四大活佛”系统，即前藏达赖喇嘛、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外蒙古库伦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内蒙古多伦的章嘉呼图克图。其中，与五台山联系密切的是章嘉呼图克图派和达赖喇嘛派，班禅派和哲布尊丹巴派仅与五台山佛教文化有所交流，仅有少数活佛前来五台山朝拜，并未在五台山建立起自己的属寺，因此并未形成相应制度。

历代章嘉呼图克图驻锡五台山

历代章嘉呼图克图驻锡五台山修法传教，由此形成固定制度。二世章嘉奉旨于五台山修建了罗睺寺、三泉寺、寿宁寺等十座寺庙，极大推动了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三世章嘉在五台山驻锡时间最长，与五台山关系也最为紧密：其在乾隆巡礼五台山期间曾四次迎驾，四次陪同乾隆巡台，进一步提升了五台山的政治效能。此外，三世章嘉还曾应卫拉特丁科夏茸之请，向他与呼和浩特地区的部分喇嘛，以及五台山的札萨克喇嘛、札萨克格勒南喀等近侍共200多人传授“密集大灌顶法”，可见三世章嘉其弟子之多，教法流布之广。此后，四世章嘉、五世章嘉、六世章嘉也多次至五台山传法修习。

清朝时期，仅有章嘉呼图克图一支受封为国师，可见其地位之高。自康熙第二次巡礼五台山，三世章嘉于菩萨顶主持祈愿大会后，章嘉呼图克图便成为五台山青、黄两庙的首领，且多位章嘉圆寂后，朝廷均予以厚葬并将其佛龛供奉在五台山镇海寺。嘉庆曾评价章嘉驻锡五台山“诸番部倾心信仰，进关顶礼者，接踵不绝，诚中华卫藏也”，可见其深远的政治影响力。历代章嘉将自身信仰与清政府的政治目标结合，积极参与现实政治，往返于京城、西藏、五台山、内蒙古各地，并多次奉旨参与达赖班禅圆寂的善后事宜与巡化蒙旗，推动五台山发展成为联结内地、内蒙古与西藏三方的关键枢纽。

五台山札萨克大喇嘛选任制度

清朝形成了由达赖喇嘛选派弟子出任五台山札萨克喇嘛的制度。札萨克大喇嘛全称为“钦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务掌印札萨克大喇嘛”。在五台山驻锡过的札萨克大喇嘛地位尊崇且要求极高，达赖喇嘛在五台山属寺多达21所，而札萨克大喇嘛又是达赖喇嘛在五台山属寺的住持，可见其权力之大。

顺治十八年(1661)，阿王老藏为顺治赏识，令其至五台山菩萨顶“总理番汉事”，为清朝菩萨顶第一任大喇嘛。老藏丹巴是五台山菩萨顶第二任大喇嘛，康熙第三次巡礼五台山时，老藏丹巴被敕封为“清修禅师”、提督五台山番汉大喇嘛。在其任内，老藏丹巴尽心竭力，先后奏请清政府为菩萨顶、台麓寺请回梵书、藏经各一套，以供僧众修习;又在五台山添置康熙的御制诗文、御制匾;在明代释镇澄《清凉山志》的基础上，经增删而著成《清凉山新志》。老藏丹巴在五台山的30余年间，不遗余力推进五台山藏传佛教发展，使各民族信教群众对藏传佛教的认知进一步深化。

自阿王老藏始，前三位大喇嘛均以汉族或蒙古族的身份出家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大喇嘛，促进藏传佛教的兴盛，这为乾隆时期章嘉呼图克图劝说乾隆帝改派达赖圈定弟子出任五台山札萨克大喇嘛奠定了制度基础。清朝时期，驻锡五台山的札萨克大喇嘛共有23位，其中第一至第五任札萨克大喇嘛由清政府派遣，自第六任始，改由达赖喇嘛选派堪布，经清政府认可、清朝统治者敕封后，方可担任此职。至此，五台山札萨克大喇嘛的选任形成了良性的、有序的内在运行机制。

整体来看，历代章嘉呼图克图驻锡五台山与五台山札萨克大喇嘛选任制度，成为清代五台山形成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机制的突出表现。章嘉呼图克图凭借其宗教活动，成为五台山藏传佛教的传播者与民众朝拜五台山的推动者，既加深了五台山作为文殊圣地在民众心中的印象，又维护了清政府和藏族、蒙古族关系。在五台山札萨克大喇嘛选任制度中，僧侣依照录用标准和选任流程进入五台山管理系统并担任管理角色。尽管僧侣接受佛门思想并无门槛，但其若想跻身于管理系统，就必须接受清政府倡导的政治思想，并遵循清政府意愿担任政治角色。这就要求僧侣既要熟读经书，精于佛学经典，又要成为团结藏、满、汉、蒙古等民族信教群众的大德高僧。

章嘉呼图克图与大喇嘛以其渊博的学识为基础，在五台山修缮寺庙、传授教法，吸引了藏、满、汉、蒙古等民族信仰藏传佛教的善男信女前来参拜。从政治层面来看，章嘉呼图克图常年往返于京城、西藏、五台山、内蒙古各地进行宣化教育，而大喇嘛的选任则是在西藏达赖喇嘛与清政府双方互动下进行的，达赖喇嘛圈定人选后再由清政府认可的流程密切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因此，从清政府的政治意图来看，历代章嘉呼图克图驻锡五台山与五台山札萨克大喇嘛选任制度的推行，也是清政府达成其政治意图的过程。

藏、汉、满、蒙古等民族以藏传佛教为纽带，在五台山汇聚、发展、交融：“满蒙佛徒，无男无女，口喃喃然绕塔巡行，睨柱叩额，手抚其轮，历历转之，奔走络绎者，日不下数百人。”可见，清代五台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局面之鼎盛。

清朝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机制的形成由多个主体共同推动，其中清朝四位统治者巡台、章嘉呼图克图驻锡五台山与札萨克大喇嘛驻锡五台山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突出表现。

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对文殊形象加以构建，通过在五台山作诗等措施，将自身与文殊联系，与藏传佛教赋予其的文殊尊称形成呼应，实现了五台山文殊信仰与皇权相互作用的深层构建。另一方面，清朝四位统治者相继巡礼五台山，通过调拨大量经费、礼遇高僧、作诗赐匾、赐食于蒙古王公等措施，推动五台山佛教发展达到古代社会的巅峰。

在清政府支持下，五台山形成了章嘉呼图克图驻锡五台山与札萨克大喇嘛驻锡五台山两大系统，形成了以五台山为媒介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机制，密切了京城、西藏、五台山与内蒙古各地信教人民的联系，不断增强五台山作为文殊圣地的内在吸引力，为清朝统治者实现以五台山为纽带，团结各民族信教群众、维系边疆稳定的政治目的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在深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新时代背景下，要进一步挖掘五台山文殊信仰所蕴含的文化凝聚力，为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精神纽带。

作者：王卓颖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