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社会语言学作为社会语言学的核心领域，以定量范式为主要方法论，旨在探究语言变异与社会结构、变迁及行为之间的系统关联与共变规律。本研究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工具，对2000—2024年中国知网(CNKI)与Web of Science(WOS)核心数据库收录的该领域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旨在通过对比视角，揭示国内外研究的演进脉络、焦点议题与发展趋向。研究发现，在关注重心层面，国内研究长期聚焦“修辞—方言—网络语言”等本体层面的变项分析，国际学界则更侧重“语料库方法论—语言使用模式—语言接触”等基于大规模数据的实证探索;在方法论演进层面，国内研究以传统语料库的定量分析为主流，国际研究则呈现出从宏观的大数据统计分析向精细化个案深描转变的态势;在理论取向层面，国内正转向关注语言变体使用者的社会身份建构、风格实践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动因，国际研究则更致力于描绘历时与共时交汇下的语言变迁全景图，并深入探讨其社会心理机制。上述发现为国内学界把握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第三次浪潮”及规划未来研究路径提供了借鉴。

变异社会语言学20世纪60年代兴起以来，成为社会语言学领域最具活力的研究范式之一。以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对马萨葡萄园岛和纽约市百货商场语言变项的开创性调查为标志，该学科确立了语言异质性、有序性的核心理论构想，系统揭示了语言变异与社会阶层、年龄等宏观因素的共变关系。此后，Lesley Milroy的社会网络理论与Penelope Eckert的“三次浪潮”理论模型，将分析焦点从静态的社会范畴对应，拓展至言说者个体能动性、社区实践及风格意义的动态建构，极大丰富了变异研究的理论内涵。

进入21世纪，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视域进一步拓展，不仅持续深化对音系、句法等语言结构变异的探讨，更将身份认同、情感表达、意识形态等社会心理与话语实践维度纳入分析框架(赵芃、田海龙，2022)。既有研究多集中于某一特定议题(如语言政策、双语环境下的语码转换)或单一方法论的述介，缺乏对国内外研究整体态势的历时性比较与宏观勾勒。基于此，本研究运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国内外变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比较与可视化分析，明晰该领域的知识结构、演进动态与前沿趋势，从而为我国相关研究的深化与创新提供参考。

研究设计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国内外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总体发展脉络与阶段特征如何?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现状分别呈现出怎样的格局?国内外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在未来趋向上存在哪些共性与差异?

数据来源

为确保分析的代表性与权威性，本研究数据分别源自CNKI和WOS核心合集，时间跨度设定为2000年至2024年。在CNKI中，以“变异社会语言学”为主题进行高级检索，文献类型限定为北大核心、CSSCI及学位论文。在WOS中，以“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为主题进行检索，文献类型限定为论文与会议论文。经过逐条人工勘误、去重与清洗，最终获得有效分析样本：CNKI文献835篇，WOS文献715篇。

研究工具与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CiteSpace(6.2.R4版)作为核心分析工具，该软件基于共现与共被引原理，能够有效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将CNKI数据以Refwork格式、WOS数据以纯文本格式导出，数据字段涵盖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及数据库附加关键词。通过对上述数据进行定性与定量结合的解读，旨在从知识图谱中分析研究热点、演变路径与学科结构。

结果分析

国内外变异社会语言学的演进脉络

1.年度发文量分布

对某一领域文献的年度产出进行时序分析，是评判其发展阶段与活力的重要指标。如图1所示，2000—2024年，国内外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整体均呈上升趋势，但呈现出不同的波动周期。整体上，国内(CNKI)发文量在多数年份高于国际(WOS)。具体来看，2000—2003年，国内外差距较小。2003年成为关键转折点：国内增速放缓，而国际发文量则出现短暂下滑。2004—2007年，国际研究开始复苏并稳步上升，这或可归因于2005年国际语用学大会上“变异语用学”专题论坛的推动，该事件显著激发了跨学科视角下的变异研究(任育新，2022)。自2008年起，国内外研究均进入快速增长期，其中国内增幅尤为显著。2014—2019年，国际研究呈现阶段性连续增长，而国内则呈现波动起伏态势，直至2019年双方数量趋近。2019—2020年国内发文量的激增，则与首届社会语言学高端国际论坛的召开及国内学者(如邓耀臣、任育新)的集中发力密切相关。此后，双方研究均保持在较高的活跃水平。

2.研究前沿的嬗变(突现词分析)

突现词是探测特定时期研究热点的关键指标。通过对国内外突现词的历时性分析，可揭示研究焦点的迁移轨迹。

在CNKI数据库中(如图2所示)，“方言”“变体”“言语社区”等主题突现周期较长，表明对语言系统内部结构变异的关注具有深厚的学术传统。“性别”与“语音变异”的突出，与早期变异研究聚焦宏观社会范畴(如性别、地域)与微观语言层(如音系)的交互关系吻合。2010年以后，“网络语言”“流行语”等突现词的出现，反映出新媒体技术对语言生活的深刻影响，推动了研究视域向新兴媒介与语用风格拓展。值得关注的是，“社会因素”“语言生活”等主题词的兴起，标志着研究重心从抽象的语言结构转向语言与社会生活的宏观互动。

在国际(WOS)研究中(如图3所示)，突现词同样呈现鲜明的阶段性。“speech”“language variation”等传统核心议题持久不衰。而“lexical variation”“syntactic variation”等具体语言层面的突现，显示出国际学界对语言结构细节的持续深耕。“language contact”和“comparative sociolinguistics”的突现则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语言接触与对比研究的升温。近十年来，“corpus linguistics”与“computational sociolinguistics”的强势突现，清晰表明大规模语料库和计算方法正成为驱动国际变异研究方法论创新的核心动力。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经历了从引进理论、关注语言系统内部异质性，到探究网络语体、社会流行语，再到关照社会语言生活与语言规划的演变路径。国际研究则始终保持着对语言结构变异(习得、接触)的持续关注，并在研究方法上呈现鲜明的“计算转向”“数据驱动”特征。

国内外研究热点与现状(关键词聚类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高频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从宏观层面把握研究领域的主题结构。

国内CNKI的聚类图谱(Q=0.5873，S=0.7959)形成了“语言变异”“变异”“语言态度”“言语社区”“语音变异”“社会因素”“中国”“发展趋势”8个主要聚类(如图4所示)，这表明国内研究形成以“语言变异”为核心的辐射状结构。一方面，CNKI中变异社会语言学的聚类图谱根基在于对“语音变异”等具体语言层面的分析;另一方面，其视角已拓展至“言语社区”“社会因素”等宏观语境，并开始关注“语言态度”等社会心理维度。值得强调的是，“中国”这一聚类的出现，凸显了国内学界对汉语及汉语方言独特变异现象(如语言接触引发的欧化语法现象)的本土化探索。深入审视各聚类内部的文献构成可以发现，“语言态度”聚类中大量涉及青少年群体对普通话与方言的认同评价，反映出国内研究在继承Labov式微观描摹的同时，已自觉将语言情感与身份认同纳入问题域;“发展趋势”聚类则集中呈现了近五年来学者对研究范式转型的元反思，表明该领域正经历自觉的方法论检视与路径调整。国际WOS的聚类则主要围绕“language variation”“sociolinguistics”“identity”“language contact”“corpus”等主题展开(如图5所示)。其核心关注仍是语言变异如何标记社会身份并固化社会不平等这一经典命题。与国内研究相比，其热点更直接地与“language contact”“code-switching”等多语环境议题关联，反映了对语言接触动态过程的高度关注。在方法论方面，基于“corpus”的大规模量化比较与“历时—共时”整合分析已成为显著特征(张璟玮，2024)。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聚类中“identity”节点与“corpus”节点之间的共现强度逐年攀升，表明其身份研究并非停留于理论推演，而是依托大规模语料进行系统性实证检验，这种“数据—理论”双轮驱动的模式，与国内偏重理论引介和个案解读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研究趋势的异同比较

综合上述脉络与热点分析，国内外变异社会语言学在研究趋向上既存在共性，又呈现显著差异。二者相同点如下。首先，研究内容均从传统的语言变异向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意蕴拓展，特定群体的话语风格实践成为共同关切;其次，研究方法均超越单一量化范式，向质性个案研究、跨学科融合(如与社会认知心理学、人类学结合)演进;最后，研究对象均开始涵盖新媒体环境下的语言变异现象，突破了以往囿于面对面口语交际的局限。二者相异点如下。首先，理论侧重点不同。国内学界在修辞学视角下的变异研究积淀深厚，并持续关注语用顺应论等理论和社会语境之间的契合切入点(张艳君、毛延生，2009);国际学界则更侧重从语言使用频率、语料库统计角度对变异模式进行精细化描述与理论建模(赵永青、刘璐达、邓耀臣，2021)。其次，方法论取向不同。国内研究多依赖基于现有语料库的定量统计，国际研究在继续推进计算化方法的同时，正兴起一股回归个案、强调民族志深描的研究浪潮。这种“分殊”实则植根于不同的学术传统：国内研究起步于对西方理论的引介与验证，早期成果多遵循“调查—统计—归因”的标准化流程，其优势在于可重复性强、便于横向比较，但劣势在于对变异发生的情境性与互动性关注不足;国际学界则受益于多元文化背景和长期田野积累，能够在量化框架内灵活嵌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子项，从而捕捉言说者临场策略与即时意义协商的微妙细节。最后，研究特征不同。国内研究正经历深刻的“社会转向”，即从描写变异本身，转向探究变异作为资源如何参与言说者社会身份的建构与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赵芃、田海龙，2022);国际研究则更着力于构建融汇历时演变与共时变异的统一理论框架，并深入挖掘变异背后的普遍性社会心理动因(张璟玮，2024)。就“第三次浪潮”的本土回应而言，国内学者虽已充分接受Eckert所倡导的“风格实践”与“意义生成”理念，但在具体操作中仍存在概念操作化困难。例如，如何将“身份姿态”“意识形态立场”转化为可测量的语言变量，目前尚缺乏成熟的分析框架。这一方法论的局限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突破方向——尝试借鉴国际前沿的“社会语言学语体学”路径，将社会认知实验与自然语篇分析结合，从而在保持定量严谨性的同时，提升定性解释的深度。

本研究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比分析国内外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在2000—2024年的演进轨迹、热点格局与发展趋势，清晰揭示了该领域的知识结构与演变逻辑。研究结果为我国该领域的后续探索提供了如下启示：第一，应鼓励突破经典定量范式的路径依赖，积极探索融合民族志、话语分析等质性方法，深化对变异背后社会文化动因的挖掘;第二，应大力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系统借鉴社会学、心理学、数据科学等领域的理论与技术，以提升对复杂语言变异现象的解释力;第三，应强化研究主体性，不仅将语言变异视作社会结构的被动映射，更视作行动者主动建构社会身份、协商人际关系的策略性资源，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理论体系。

作者：梁俊武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