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阳明谪黔经历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微观典范。以阳明黔中古籍为考察对象，可发现其心学思想与黔中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存在深刻的“双向互构”关系。少数民族的“内省”思维、平等“议榔”组织及“言信行果”传统，为阳明心学提供了思想资源。同时，王阳明地方祭祀的儒学化诠释、龙冈书院的“汉夷共学”等实践，也成功实现了心学的本土化转进与创新性发展。这一互构过程不仅淬炼出宝贵的民族精神，更生动诠释了“共同创造文化”与“共同培育精神”的共同体生成逻辑，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基与实践启迪。

　　从2014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提出，到2024年“五个共同”理论深入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是民族工作的主线。王阳明谪居贵州龙场的历史实践，充分展现了阳明心学与黔中苗、彝、布依等民族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深刻诠释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内在逻辑。这一历程为当前深化民族认同、推动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共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与实践参考。

阳明心学与黔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双向互构

黔中少数民族文化对阳明心学的塑形

　　贵州龙场的恶劣环境与少数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阳明心学创生的历史场域。谪居之地“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虫毒瘴疠”，且“苗、僚杂居”、交流闭塞，阳明初至时“日有三死焉”。然而，此绝境反促使王阳明远离政治纷扰，沉潜治学。同时，当地苗、彝、布依等世居少数民族的思维特质和社会实践为阳明心学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其一，思维特质对主体自觉的启示。黔中少数民族久居悠然自得的环境中，以血缘为纽带，擅长通过内心体悟把握客体，其内省式思维与王阳明“龙场悟道”所得“反求诸己”“吾性自足”的主体性哲学形成共鸣。布依族《劈天撑地》、苗族《开天辟地歌》与彝族《梅葛》等民族史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艺术化诠释，彰显了“人本中心”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王阳明对主体价值的认知。

　　其二，社会组织对阳明心学平等观念的滋养。苗、布依等族“议榔”组织所蕴含的朴素民主性与平等观为王阳明“良知”学说提供了现实参照。王阳明提出“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弥合“圣凡鸿沟”，强调道德本体的普遍性，其思想显然受到这种民间自治智慧的影响。

　　其三，伦理实践对知行哲学的印证。少数民族“言信行果”的伦理传统深刻影响了王阳明“知行合一”功夫论。彝族谚语“只有亲手摸过秤杆，才晓得砣轻砣重”强调亲证之要，布依族谚语“嘴上滑加油，肚里像刺球”批判言行相悖，皆与王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实践哲学相互印证。黔中少数民族对王阳明的真诚庇护，使其得以亲身体验黔中民众“未琢之璞”的德性本质，进而反思中原虚浮风气，巩固了道德实践的核心地位。

阳明心学的黔中本土化文化创变

　　王阳明在黔期间，通过文本诠释与教育革新双重路径，实现了心学思想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互融，形塑了黔中文明与中原文化共生共荣的典范。

　　作为本土化转进的关键文本，《象祠记》的创造性诠释彰显了文化调适的实践智慧。此文应土司安贵荣之邀而作，表面为翻修象祠作记，实则发挥了民族地区治理的政治功能——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儒家教化观劝诫安氏放弃裁撤驿站的诉求，维护了西南稳定。同时，王阳明将苗族“象神祭祀”习俗创造性地阐释为舜帝教化其弟象的德政遗存，使原始崇拜升华为“人性本善，可教化”的伦理符号。这种对民俗的儒学化重构，既为少数民族信仰提供合理解释，更在“汉夷互融”的语境中确立了文化融合的文本范式，直接推动“象祠”从地方祭祀升格为西南各族共享的文化象征。

　　《教条示龙场诸生》提出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规，在“汉夷共学”的办学实践中获得本土化调适。王阳明突破族群隔阂，吸纳苗、彝子弟入学，其“有教无类”原则并非简单移植，而是基于对少数民族“淳庞质素”本性的深刻认知。他指出，虽少数民族民众存在“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之俗，然此“无损于其质”，若施以教化则“其化之也盖易”。龙冈书院遂成为多元文化熔炉，一方面，心学教育提升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素养，突破“万山丛薄，苗僚杂居”的知识垄断;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生徒的加入倒逼教学方法的在地转化，催生契合少数民族特质的教化模式。

　　这一双向互构过程具有文明史意义。王阳明通过文本与教育的双重本土化转进，不仅重塑了贵州“从蛮荒到文教”的文化地理，更以心学为精神纽带，将僻壤之地锻造成“王学圣地”。黔中实践由此超越个人“三不朽”功业，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实证。

黔中王阳明古籍的民族精神淬炼

　　王阳明与黔中少数民族在交流互动中，共同创造了文化，孕育了尚德求真、自强务实、平等包容、爱国担当等精神，既体现了王阳明个人品格，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特质，是“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生动体现。

尚德求真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引用了《教条示龙场诸生》中的“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一语。该文既是对门人的训示，也凝练了其终身实践的修身路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此四事字字珠玑，不仅寄托了他对后学的深切期许，更体现了他重视道德修养、崇尚真知、勇于自我革新的核心精神。

　　王阳明对“尚德求真”精神的推崇在《何陋轩记》中展现得尤为鲜明。当王阳明因忤逆宦官而谪居龙场这一偏僻贫瘠之地时，当地苗彝乡民淳朴善良的言行给予了他极大的精神慰藉。王阳明在《何陋轩记》中写道：“(夷人)好言恶詈，直情率遂，则有矣。世徒以其言辞物采之眇而陋之……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面对世俗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和蔑视，王阳明独具慧眼，视苗彝乡民如未经雕琢的璞玉、未经加工的良材，只要施以“椎斧”，必成为美玉，成为栋梁。基于这种深刻而平等的认识，王阳明更加坚定地亲近少数民族，并由此深切体悟到“尚德求真”实为道德修养的本质要求，更是通往“成圣”境界的根基。

自强务实精神

　　阳明心学一贯被归入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但王阳明在龙场创造的“知行合一”思想，不仅纠正了“轻实践”的偏见，更是他与黔中少数民族互动融合的精神结晶。

　　王阳明针对明中期知行割裂、道德空谈的社会现象，在《传习录·徐爱录》中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其中，“知”指内在本体的道德认知，“行”则指外显的道德实践，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即道德认知必然导向具体实践，而实践则是道德认知的最终实现。这一理论始终围绕“德行”展开，既体现了王阳明对“尚德求真”精神的追求，也通过揭示知与行的互渗互成关系，突出了“功夫”在道德养成中的核心地位。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形成，深受黔中少数民族的精神品格启迪。在艰苦环境中，当地各族群将困苦视为磨砺，以坚韧乐观铸就了开拓进取的集体精神。他们“言必行，行必果”的务实作风天然契合知行理念，为阳明心学提供了实践原型。在龙场驿站谪居期间，王阳明亲睹民族实践智慧，由此提炼出“知行合一”的哲学精髓。当地族群自强务实的生存哲学，既与阳明思想相印证，也构建了汉夷共融、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精神基调。

平等包容精神

　　王阳明民族观虽维护王权统一，却也强调民族差异、平等与团结，彰显平等包容的超越性价值。

　　首先，王阳明主张“顺其情不违其俗”的治夷理念。在贵州任职期间深入了解苗彝民族习俗，参与“土流并治”实践，既保留土官自治权力又委派流官协同治理，通过尊重民族文化差异实现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以此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其次，王阳明提出民族平等思想，倡导“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其《何陋轩记》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喻指少数民族的淳朴本性，主张通过礼教引导。在贵州创办书院时突破民族与阶级界限，凡求学者均一视同仁，开创了以教育促进民族融合的先河，体现了“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理念。而在《与安宣慰》中，他秉持儒家道义，巧妙运用调和策略，展现维护统一的政治智慧。王阳明的这些观点与实践，深刻体现了他超越狭隘族群界限的平等仁爱精神与宏大包容胸怀。

爱国担当精神

　　王阳明以“罪臣”之身谪居龙场驿，却始终未忘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根本使命，彰显了他的爱国担当精神。

　　在《答毛宪副书》中，王阳明身处困厄仍忧心国事、关心民瘼的情怀表露无遗。信中，他虽自陈“废弃小臣，不当复言天下事”，却仍直言地方治理之弊，恳切建议毛宪副应“平心易气以处之”，以求政通人和。这充分展现了他即使个人遭际艰难，其思想与情感仍超越一己得失，始终系于社稷安危与民生福祉。

　　从思想建构的维度审视，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的核心“致良知”学说蕴含着一条由个体道德自觉持续扩展至家国天下责任的清晰理路。在贵州的讲学与教化活动中，王阳明正是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他通过“化民成俗”的功夫，致力于以心学文化浸润民族地区，以期实现长治久安。正是在王阳明等客籍文人的启蒙下，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家国认同进一步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与汉族共休戚、共荣辱、共生死、共命运。

王阳明黔中古籍对共创文化与共育精神的启示

　　王阳明心学与黔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双向互构历程，不仅是一段璀璨的历史篇章，更如同一面深邃的明镜，映照着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和合共生的内在机理，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逻辑。它蕴含的智慧与力量，穿越时空，为新时代背景下深化“五个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和实践启迪。

深化文化互鉴互融，激发共创中华文化的不竭活力

　　王阳明黔中实践最鲜明的启示在于，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并非单一主体单向输出的结果，而是各民族在平等互动、深度互鉴基础上的共同创造。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亟须激活并拓展这种“共同创造”的文化动能。

　　其一，要深刻认识到各民族优秀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正如王阳明从苗、彝、布依等民族中汲取思想养分，塑造了心学的独特面向。当前，我们也需珍视、发掘、阐释各民族文化的深层价值与时代意义，摒弃文化优劣论或中心边缘论，充分发挥其创新活力的源头活水作用。

　　其二，要大力推动各民族文化的深度互鉴与有机融合。王阳明在《象祠记》中对苗族“象神祭祀”习俗进行的创造性儒学化阐释，以及龙冈书院“汉夷共学”模式所促成的教学相长，都展现了文化融合的智慧。这启示我们需在文化政策制定、公共文化服务和文艺创作传播等领域，搭建更开放、更包容的平台，鼓励不同民族文化在交流碰撞中相互滋养、共生共荣，共同绘就中华民族文化“美美与共”的新图景。

　　其三，要重视文化在民族治理与团结中的纽带作用。王阳明通过文化实践成功介入地方治理、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经验表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这一智慧启示我们，新时代需大力保护和发展各民族优秀文化，支持各民族在文化方面相互欣赏、相互学习，使中华文化成为联结各民族情感的坚韧纽带，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

弘扬共有精神价值，筑牢共育民族精神的坚实根基

　　王阳明与黔中少数民族在交往交融中淬炼出的尚德求真、自强务实、平等包容、爱国担当精神，不仅属于那个时代，更为当代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提供了历史范本与精神坐标。

　　首先，民族精神的培育必须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与当代实践。王阳明的“尚德求真”源于体察少数民族淳朴本性与道德追求，“自强务实”发轫于龙场逆境与少数民族智慧。这启示我们，民族精神建设必须紧扣各民族团结奋斗史与共建美好生活实践，从鲜活经验中提炼最具凝聚力的精神特质，使之转化为全民情感认同与自觉行动，最终形成具有普遍感召力的价值共识。

　　其次，要大力倡导平等包容精神，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王阳明超越族群的平等观和“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包容理念，为文化互构提供了思想根基。当今多元社会更需弘扬这种精神，尊重差异、促进交融，在交往中消除偏见、深化情谊。同时，坚决反对民族歧视和狭隘主义，打造互尊互鉴的社会环境，使平等包容成为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让共有精神家园的阳光温暖每个民族成员。

　　最后，需突出民族精神的实践品格。王阳明“知行合一”与少数民族“言信行果”传统皆彰显实践导向。培育民族精神的核心在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应通过主题教育、典型宣传和实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实践，在攻坚克难中践行和升华民族精神，使之扎根于现实土壤。

　　本文系黔南州高层次人才项目“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情感认同研究”(2020qnsyrc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徐晓墁 逯原*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