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

摘要：中国大运河的时空跨度世所罕见，沿线历史文化遗存丰富。然而，在传统的资源观整理模式下，这笔“丰厚的宝藏”正陷入“失语的辉煌”困境。现立足“从资源到叙事”这一方法论，系统阐释大运河文化从存量资源迈向增量资本的出版活化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大运河文化的四重价值重构逻辑，以期为文化遗产类资源的出版传播与价值转化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实践路径与方法论支撑。

中国大运河是中华儿女用血与汗开凿的举世无双的人工水道，它贯穿南北、通江达海，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全长近3200千米，流经8个省市，是目前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1]。“商旅往返，船乘不绝”，直接带动了运河两岸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城市的崛起与兴旺，孕育了灿烂的运河文明与运河文化。

千年运河，奔流不息，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从某种意义上讲，大运河不再是历史典籍中一串静止的地名与年表，也不再是地理图册上一条沉默的蓝色线条，而是一条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展示长廊。在新时代的文化视野中，它正被唤醒，从庞大的“文化资源库”转变为生机勃勃的“中国故事”。这一转变为出版领域带来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从对大运河文化资源的静态整理与陈列，迈向以叙事为核心的动态活化与价值重构。

资源的困境：丰厚的宝藏与失语的辉煌

大运河是一条承载中华文明的河流，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元的文化层累与资源形态，构成了中华民族“丰厚的宝藏”，既是民族记忆的承载，也是面向未来的底气。

绚丽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运河沿岸拥有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凝结着大运河沿岸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智慧，在千年时光流转中与大运河相伴相生，成为大运河文化的记忆符号。

古为今用的水利智慧

中国大运河是中华水利智慧的重要载体和见证。大运河的开凿、疏通、维护以及地形高差、通航效率、水源控制等诸多水利难题的解决，彰显了中国古代工程专家和工人们的治水智慧，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大运河水利工程蕴含的“兴利、除弊、防患”水文化思想，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文明发展进程。

薪火相传的红色文化

大运河红色文化是运河沿岸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留下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2]。从党的重要机构旧址、党史人物故居，到党的重大事件遗址、革命事迹纪念地，再到与重要思想和文化事件有关的遗迹，构成了一部立体的、可触摸的党史教科书，铺就了千年运河文脉的红色底色。

历久弥新的古代典籍

大运河的辉煌，不仅镌刻在堤坝闸堰上，更被系统且详尽地收录于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中，形成一套跨越朝代的“运河档案”。从官方史书的《河渠志》、漕运河工专著到治河大臣奏疏乃至文人旅行笔记，这种代代相继、不断深化的文本记录，使运河智慧得以穿越时空，为现代水利规划乃至城市发展提供历史参照与思想启迪。

与时俱进的生态资源

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入推进，大运河沿线的文化遗产正成为旅游体验的生动载体。诗意的人居环境、独特的建筑风格、精湛的手工技艺、众多的名人故事、丰富的水工遗存、韵味十足的古城古镇古村、蜚声中外的名山名寺名湖、各具特色的物产风俗，分布在大运河流经的广袤区域，构成了大运河丰富多样的生态文旅资源。

大运河的文化资源无疑是宝贵的，这些文化资源构成了大运河文化出版的基石。然而，传统以“资源观”为主的整理出版模式，已与当代传播规律和受众接受习惯脱节。在信息过载、体验为王的时代，单向的、灌输式的知识传播模式以及学术化、专业化的话语体系，因缺乏情感联结与意义共鸣无法在读者心中生根发芽。正是这种出版传播效能的失灵，使得丰富的大运河文化资源在价值转化的临界点归于沉寂，陷入了“失语的辉煌”困境。

叙事的转向：为大运河注入灵魂与温度

叙事的转向正是摆脱这一困境的钥匙。叙事，意味着视角、情感、结构与语境的有机结合。它不再满足于回答“这是什么”，而是实现有意识的创造性转化。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必然。广义的叙事概念就是讲述故事。经典叙事学为学习者提供了精密的“叙事工具”，指导学习者构建情节动人、构思巧妙的故事；后经典叙事学框架下，亨利・詹金斯提出跨媒介叙事理论，进一步表明故事可以在图书、影像、游戏、实体空间等不同媒介间展开与深化[3]，这为构建全媒介的大运河出版生态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叙事转向，并非简单的策略选择，而是对叙事作为人类根本认知模式、文化产品生产重要方式的理论自觉。

出版活化：叙事驱动的多维实践

出版是完成这一叙事转向的“主战场”。叙事驱动的大运河文化资源出版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要求出版者从被动的“资源梳理者”转变为主动的“内容创造者”和“文化运营者”，不仅出版一批传世经典书籍，更要打造生生不息的“大运河文化”品牌，让千年运河在当代读者的心中再度奔涌流淌。

1.大众出版的“故事化”书写

以恢宏的史观、生动的叙事、独特的视角，将厚重的大运河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读性强、大众喜闻乐见的读本。故事自带人物、冲突与情感，枯燥的“开凿于某年某月”变成“万千民夫在炎炎烈日下掘出第一锹土”，历史由此被赋予了温度和人性，变得可感可触。例如，宏观叙事类，可将运河与国运关联，或将其与当下的“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微观历史类，可通过小人物、小事件折射大时代，如叙述一项关键水利技术的发明与应用波折，或追踪一件商品如何通过运河流通；专题趣谈类，可讲述运河美食、民间传说、奇闻轶事；乡土文学类，可通过运河守护人的真实故事，将运河兴衰与个体生命历程相连，激发读者对运河本土文化的归属感。

2.视觉出版的“沉浸式”呈现

通过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叙事重新书写大运河，将地理空间转化为叙事场域，展现大运河的自然之美、工程之奇、人文之韵，实现“让风景自己说话”的叙事效果。例如，大型摄影画册，用镜头叙事，凭借航拍全景展现大运河的宏观地理与工程奇观，通过局部特写刻画古老船闸堤坝的结构与肌理，用生活场景、非遗技艺捕捉聚焦运河滋养下的人间烟火；艺术图册，用画笔叙事，借水墨、油画、速写与版画等，展现大运河沿岸百姓的衣食住行、市井百态、物产风俗、革命印记，构建“纸上运河美术馆”；人文旅行图志，用细节丰富的手绘地图标注景点、美食、交通等，用纪实风格的摄影保证真实感，用水彩、线描插画营造文艺与浪漫的氛围。

3.儿童出版的“互动性”启蒙

通过互动叙事，将知识包裹在趣味与冒险中，在儿童心中播下大运河文化认同的种子。例如，知识漫画可通过拟人化的漕运角色对话，用叙事串联起与运河相关的知识，将复杂知识拆解为冒险的“线索”和“工具”，让儿童在应用中完成内化；互动游戏书，采用游戏叙事，将大运河文化元素转化为可操作的游戏，如“货物拼图”贴纸游戏、“解锁船闸”机械原理折页、“美食寻踪”迷宫、“穿越会通河”路径规划、“运河诗词”填字游戏、“非遗工坊”手工制作等；故事绘本，在温情的故事、精美的插图中融入往来船只、南北货物、市井百态、风土民情等，图画承担大部分叙事功能，引导儿童进行视觉探索与情感代入。

4.数字出版的“多感官”体验

积极突破纸质书的边界，引入“多媒介叙事”思维进行产品设计。例如，利用AR技术在书中设置扫描点，读者扫描一幅古画或地图时，手机屏幕上可以动态复原历史场景；通过VR产品让读者“置身”于运河码头，聆听商贩叫卖、船工号子，观看漕船装卸，甚至“亲手”体验拉纤的感觉；开发与运河旅游线路配套的知识付费音频、图文资料，让读者实现从“观看”到“读懂”的认知升级；制作电子书、有声书，方便读者利用碎片化时间或在通勤时阅读、收听运河故事。数字出版创造了全新的叙事场景，增强了叙事的体验感，让读者不仅能“读”到故事，还能“听”到和“看”到故事。

5.旅游出版的“行走式”阅读

融入叙事的大运河旅游类图书，其核心功能是意义建构与体验预售，将简单的观光提升为一场充满意义的旅程或探险，赋予旅行文化内涵。例如，主题游线类，带领读者在角色扮演中寻访运河钞关、体验大运河非遗项目等；地域风物类，采用追寻模型让读者探索某一河段的物产风俗；手绘地图类，让读者在故事中按图索骥发现地标，兼具实用性与趣味性；研学旅行类，结合知识、能力、素养目标设计模块化主题研学任务单，用故事和游戏机制激发读者学习内驱力。

6.跨界出版的“品牌化”塑造

利用新质生产力开发跨界产品，让图书内容“活”起来，超越纸质书本身，形成更大的品牌影响力。基于书中核心元素，从叙事性设计的角度，将大运河文化通过故事的展现方式融入大运河文创产品设计，以增强大运河文创产品的文化性、故事性、创新性、情感性，提升大运河文创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用户带来文化叙事情境中的体验[4]。还要进行IP规划与版权运营，成立“IP运营小组”，主动与影视、动漫、游戏公司合作，推动优质大运河文化的跨界出版。具体来说，大运河跨界出版产品的叙事主题包括景观、技艺、艺术、物产、风俗和精神，力求采用多感官的形式关联用户。

正如亨利・詹金斯指出，跨媒介叙事指的是“将一个故事横跨多种媒体平台展现出来，其中每个新文本都对整个故事作出了独特而有价值的贡献”[5]。以上六大产品线从出版实践出发，结合叙事理论，推出不同形式、不同视角、不同媒介的大运河文化出版产品，这些文化产品虽各有差异，但均对大运河故事延伸提供了独特价值，通过协同打造完整的大运河文化叙事体验，构建了从大众到儿童、从阅读到体验、从纸面到数字的多层次、全媒介的出版生态。

价值重构：从存量资源到增量资本

通过叙事驱动的出版活化，大运河文化进行了深刻的价值重构与升华，实现了从静态存量资源向活跃的、可生长的增量资本转化。

1.从史料价值到叙事价值

史料是文化资源的基底。从史料到叙事的转变，是大运河文化资源实现大众传播和价值放大的必经之路。叙事之所以能实现价值的倍增，核心在于它完成了从“信息”到“意义”的转换。当大运河历史事件不再仅仅是考据的对象，而是被编织成跌宕起伏的故事素材；当古代运河工程不再是枯燥的技术参数，而是成了展现先民智慧与毅力的英雄史诗，大运河文化便因获得“可读性”而增值。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可读性即是生命力。一个引人入胜的运河故事，能突破圈层，触达大众读者，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一价值转变的关键在于“编辑力的深度介入”。出版者作为意义的主动构建者，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卓越的故事讲述能力，正是塑造品牌辨识度的关键。

2.从认知价值到情感价值

传统的大运河文化出版物，其核心功能是传递“认知价值”――告诉读者“大运河是什么”。而现代叙事性出版的巧妙之处在于将“认知”建立在“情感”的基石上。它通过精心打造运河故事和巧妙设计互动体验，触发读者的情感开关，使其完成从“知道”到“在乎”的转变。当今时代，人们更愿意为体验和情感买单。情感价值极大地提升了大运河出版物的市场吸引力和用户黏性。出版者应树立用户思维，通过内容设计营造情感共鸣点，让读者从“购买一本书”变为“投身一场文化情感体验”，将读者转化为大运河文化的“情感共同体”“品牌追随者”和“文化传薪人”。

3.从文化价值到产业价值

文化价值本身是内向的、非功利的，而产业价值则是外显的、可衡量的经济产出。将前者转化为后者，需要一个强大的转换器，这个转换器就是“成功的叙事”。大运河文化IP本身就是高价值的文化符号，具有极强的延展性。图书可作为大运河文化IP的源头，激活一整条产业链，实现价值的链式裂变――影视剧带来更强的视觉震撼和更广泛的受众，动漫吸引年轻群体，文创产品将文化符号融入日常生活，主题旅游则将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这就是“一本好书带动一个产业链”的内在逻辑，它让大运河文化力切实转化为经济力。出版者通过成功的IP运营，可获得持续的版权收益，并分享更高附加值产业的利润，构建多元化的收入结构，进而反哺出版主业，形成良性循环的产业生态。

4.从历史价值到时代价值

叙事驱动出版的最高使命是充当一座桥梁，将大运河的“历史基因”与“时代议题”进行创造性联结。这是价值重构的最终归宿，也是大运河文化出版活化最深刻的意义。文化若想保持生命力，必须回答“它与我何干”的当代之问。出版可通过叙事，主动将大运河的文化与生态文明、城乡发展、文化交流等时代议题相关联。大运河文化中的开凿精神，可诠释为当前的“工匠精神”与“攻坚克难”时代品格；历史上的互联互通，可映射为今天的“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终，大运河通过叙事从被审视的客体变成了能动的、可与时代对话的主体，成为启迪我们走向未来的“活水”。

“从资源到叙事”，不仅是方法论，更是文化观。当我们为大运河丰厚的文化资源注入一套名为“叙事”的崭新语法时，收获的将不仅是一本本图书，更是一个个有温度、有灵魂、能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化生命体。叙事使现代出版不再是文化的被动记录者，而成为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情感的精准联结者与价值的系统转化者。本文提出的出版活化与价值重构路径虽聚焦大运河文化，但其内核与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文化遗产。未来的大运河文化出版，应进一步深化叙事理论在出版实践中的系统性、创新性应用，使这一古老的河道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继续讲述生生不息的中国故事，在当代世界文明格局中持续奔涌。

（作者单位：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参考文献：

[1]路璐,王思明.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现状、不足与展望[J].中国农史,2019,38(04):137-145.

[2]戚嵩.大运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现状与创新路径探析：以大运河安徽段为例[J].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2):7-13.

[3]伊强.从“经典”到“后经典”叙事学：跨媒介叙事研究的背景、路径与走向[J].视听,2025(15):71-75.

[4]韦艳丽,周璇,赵志杨.旅游文创产品叙事性设计研究[J].设计,2021,34(01):8-10.

[5]李丹阳.全媒体时代出版IP的跨媒介叙事与产业协同[J].北方传媒研究,2025(04):8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