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燕

摘要：大运河作为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工程最宏大的运河体系，自先秦肇始，历经隋唐贯通、宋元疏浚、明清鼎盛，直至当代复兴，不仅是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主动脉，更是连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重要“文化廊道”与“民族走廊”，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与意识建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学界已关注到大运河在促进民族融合方面的价值，但系统地从历史长时段视角考察大运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具体作用的研究尚显不足。现尝试融合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视角，重新审视大运河作为“流动的纽带”，如何从物质交流与精神认同两个层面，参与塑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水运初开”至“华夏边缘”的互动融合

大运河的雏形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区域性运河。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沟通长江与淮河，虽未明确记载有族群互动的细节，但吴、越等地作为百越族群聚居区，邗沟的开通客观上加速了当地土著族群与中原华夏族群的政治整合与文化交融。例如，《国语・吴语》载“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战国时期，魏国开凿鸿沟，连接黄河与淮河水系，使中原核心区与南方楚地、东方齐地的联系更为紧密，鸿沟成为人口流动与文化传播的通道之一。秦汉统一后，这些区域性水道被纳入国家漕运系统，如汉武帝时期开凿漕渠，关中与关东的物资人员往来频繁，其中亦包括内附的匈奴、羌人等部众，可见汉代时期部分内附族群已通过漕运体系获得经济供给并参与生产。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一统国家分崩离析，但区域性水运网络在民族迁徙与融合中作用突出。曹操开凿白沟、平虏渠、泉州渠等，构成了河北水系网络，不仅用于军事运输，也促进了北方向辽东、幽燕地区的移民，其中包括乌桓、鲜卑等族。永嘉之乱后，大量北方士族与百姓南渡，其路线常依托淮河、邗沟等水道。南迁人群将中原文化带入江南，同时在与山越、俚、獠等南方族群的互动交流中，推动了新的地域文化共同体形成。北魏淮西豪强田益宗，世为“四山蛮帅”，其部曲数千屯聚淮水，《魏书》载其“遣使上表”归附北魏，后助魏镇抚淮西，反映了南北对峙时期蛮族势力的政治选择。这一时期，水道沿线出现了许多“胡汉杂居”的聚落，如广陵（今扬州）、京口（今镇江）等地，成为南北文化交融的前沿。可以说，早期运河虽未成体系，但已扮演了打破地域隔绝、促进族群接触的初始角色，为后世大运河的贯通与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运河体系化与民族交融格局的深化

隋唐时期，大一统国家发展迅猛，并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的庞大运河网络，成为贯通南北的国家命脉，这一体系直接服务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目的，影响深远。

隋唐时期，大量突厥、粟特、、高句丽等族裔人口迁入，运河沿线成为安置少数民族的重要空间。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如洛阳、扬州、汴州（今开封）、幽州（今北京）等，成为“胡人”聚居、经商、任职的节点。洛阳南市、北市出土的大量粟特人墓志表明，许多粟特商人活跃于运河沿线贸易。唐代设于扬州的“押蕃舶使”不仅管理海外贸易，也涉及沿运河而来的北方、西方客商，其中不乏少数民族成员。扬州城南发现的唐代居住区遗址中，出土“胡式”压花砖与汉式绳纹瓦同层，也表明胡汉民居相邻而建，还有扬州唐墓出土的“客使图”壁画，描绘了深目高鼻的使者与汉官并立，题记“大食国使”“波斯国使”，反映了外籍官员在运河城市长期驻扎，其家眷就地定居形成“蕃客坊”。

据《旧唐书》卷一九九《传》（下）载：“开元十三年，安东都护薛泰请于黑水内置黑水军……十六年，其都督赐姓李氏，名献诚，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仍以幽州都督为其押使，自此朝贡不绝。”唐代永济渠承担河北军镇粮饷运输，幽州、营州作为边防重镇，其驻军与后勤人员构成复杂，包括当地羁縻州县的、契丹等族人口。《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下）载：“开元二年……新漕塞，行舟不通，贬宗器焉。安及遂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旬日而毕。”可见唐代的漕运纤夫除汉人外，亦有少数民族参与，国家漕运系统吸纳了许多少数民族劳动力。他们于运河沿线定居生活，还有部分族人与当地汉族百姓通婚、杂处，逐渐融入地方社会。已出土的粟特商人墓志显示，其家族在运河城市扎根三代后普遍与汉族通婚，采用汉姓汉名，但仍保留部分胡俗。《旧唐书・地理志》载扬州“与广州、泉州并列为海外贸易之埠”，其货物经运河体系南来北往，西域商团与北方商人在洛阳南市形成定期集市，进行毛皮、马匹与丝绸、瓷器的互市交易，南北物资在运河码头实现跨族交换。隋唐大运河通过将经济重心（江南）与政治军事重心（北方）紧密连接，不仅巩固了国家统一，更在物流、人流、文化流的持续互动中，将沿途各族群日益紧密地编织进同一个经济社会网络，深化了“胡越一家”的共同体观念。

宋元时期，大运河与海外贸易港口结合，形成了“漕运―市舶司”联动的国家经济命脉，少数民族在其中扮演着更为活跃和结构性的角色。北宋以汴京为中心，依赖汴河输送东南财税。汴河沿线商业城镇繁荣，吸引了包括来自西北的党项、回鹘商人在内的各族客商。北宋官府设立的“蕃坊”管理制度，客观上保障了少数民族商贾的聚居与活动。元代是大运河与少数民族关系深化的关键期。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为缩短漕运距离，下令开凿济州河、会通河，打通通惠河，使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这一工程本身即具有多民族协作的特征。此外，元朝虽然实行民族等级制度，但在漕运这一国家核心事务上的协作，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在共同生产生活中的日常交往。运河码头、仓库、闸坝等处，成为多民族交错居住、分工合作的微观社会空间。这种基于共同经济利益和生活空间的频繁互动，为超越族群界限的社会认同萌芽提供了土壤。

运河制度化与“民族一家”社会的定型

明清时期，封建社会达到顶峰，南方经济重心与北方政治重心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格局愈演愈深，京杭大运河成为维系帝国统治十分重要的生命线，其漕运管理制度高度成熟。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与运河的关系进一步制度化、社会化。

首先，清代政府为保障漕运安全与管理江南地区，在运河沿线战略要地杭州、镇江、江宁（今南京）、德州、沧州、通州等处设立八旗驻防营，如《江南通志》卷九四《兵防》载：“顺治十六年，设立镇海大将军，统领八旗官兵，驻镇江府城。”驻防职责为“镇守地方，弹压奸匪”，虽未明言“护漕”，但镇江为运河咽喉，其军事存在客观上保障了漕运安全。大量满洲、蒙古旗人及其家眷由此定居运河城市，形成“满城”或旗民聚居区。这些旗兵负责护漕、治安，其生计与漕运息息相关。他们定居运河城市后与汉族、南方土著通婚，德州、临清等地现存清代族谱显示，满洲钮祜禄氏与汉族海氏、王氏在乾隆年间已有联姻记录。同时，清代的少数民族首领进京朝觐时，其随员大多在运河沿线采购丝绸、茶叶，与汉族商贾建立长期信用关系，部分蒙古贵族在通州、沧州置办产业，与汉族地主形成“蒙汉合股”的经营模式，朝觐制度下通过运河进行来往交际进一步促进了满蒙汉之间的交流。

明清时期运河航线繁荣，漕运以卫所军户为主，实行军运制度，其人员构成变得复杂，除汉族外，有大量来自西南的苗、土家等族人员加入，形成跨族职业群体。清代漕帮组织中出现地域性“帮口”，临清、张秋镇等地的碑刻显示有“湖广帮”“贵州帮”等以族群地域命名的船工组织，他们在运河码头建立会馆，形成团体力量，既维护本帮利益，也参与跨帮协作，在扒河、修闸等公共事务中与汉族、北方商帮共同出资，形成跨族契约关系。

运河沿岸的扬州、苏州、杭州、临清、天津等商业中心，自明代中期开始呈现出鲜明的多族群贸易网络特征。江南的丝绸、瓷器通过运河北上，而西南的木材与药材则逆向南运，形成互补性商品流。明代时期，扬州盐商群体逐渐形成，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迅速发展成为两淮盐业的运营中心，并带来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两淮盐，天下咸”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这些西南商帮往往携家眷在扬州置产定居，与汉族牙行建立世代联姻关系。同时，运河不仅是商品通道，也是戏曲、饮食、工艺、通婚等文化元素的传播通道。例如，源于西北的“花儿”民歌，沿运河传唱至山东、江苏部分地区，“在德州、临清、济宁等地有‘河州令’传唱”。饮食层面的融合更具日常性，扬州的“胡饼”本是西域烤制面食，因运河漕船携带耐储，逐渐本地化，馅料改用江南菜蔬，烤制改为蒸笼，演变为“运河酥饼”，成为汉族、满族等船工共同的干粮。建筑方面，临清清代会馆区出现“回”字形院落与江南天井式住宅的混合形制，正房保持北方抬梁结构，厢房采用南方穿斗式，据称是徽商与西北商人合建会馆时“各执匠作，互不相让，卒乃两存其制”的结果，这种空间妥协恰是文化协商的物质见证。这种日常生活的互鉴，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共享的文化体验与地域认同。运河城市的“船户”因职业流动性强，往往突破内婚制的限制，如淮安河下古镇的“漕运世家”族谱显示，清初“张氏（淮北籍）娶苗女，刘氏（淮北籍）娶土家女，皆运军之女，其后人称‘混血户’，然亦自称淮安人”，说明地域认同在通婚网络中逐渐超越族群认同。这种基于共同经济生活与居住空间的“运河人”身份，才是塑造共享文化体验的深层机制，让不同族群在数代人时间内，经由商业协作、文化采借、婚姻缔结，沉淀出“我们都是在运河上讨生活”的地域共同体意识。

由此，明清时期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与民间社会的自发选择，满、蒙等少数民族深度嵌入以大运河为轴心的经济社会体系。运河区域社会呈现出典型的“旗民杂处”的多民族共生景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向“自觉”过渡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近代民族认同的转型与当代运河复兴的共同体意识再造

19世纪中叶以来，受黄河改道、运河淤塞等因素冲击，尤其是海运兴起与铁路修建的影响，大运河漕运迅速衰败。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北徙，冲毁山东段运河，漕运基本中止。这一物质基础的巨变，对沿线依赖运河为生的多民族社群造成巨大冲击，也改变了民族关系的语境。同时，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全民族的救亡意识。运河作为昔日国家命脉的象征，其衰败本身成为国运衰微的隐喻，刺激了知识分子与民众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思考。在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中，沿河开放口岸的民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开始倡导“五族共和”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

这一时期，运河的物理功能虽然衰退，但其作为历史记忆载体的文化意义开始凸显。有关运河开凿、治水英雄（如郭守敬、陈）的传说，以及沿线抗御外侮（如明代抗倭）的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这些叙事往往蕴含着维护统一、勤劳智慧、团结抗争的精神元素，在近代民族危亡关头被重新诠释和激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提供了历史情感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加大力度治理运河，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运河逐渐实现了功能转型与文化复兴。其作用从以漕运为主的经济动脉，转变为以文化遗产保护、生态旅游、南水北调东线航道为主的多功能廊道，这一转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的实践平台。2002年，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启动，古运河河道成为调水主干。据山东省民族事务部门统计，仅山东段即涉及少数民族人口约12万。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全国性、跨越多个省份的文化动员。此外，临清运河钞关、扬州盐商园林、通州燃灯塔等遗产点，无不蕴含着多民族交流的故事。这种基于世界遗产的“集体记忆”建构，强化了人民对共享历史文化的自豪感与认同感。

申遗成功以来，国家大力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高度重视运河文化保护与发展，积极整合沿线的城乡发展、生态保护与文化旅游，为沿线少数民族聚居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例如，临清市将回族传统开斋节与运河历史文化街区展示结合，举办“运河美食文化节”，回族“八大碗”制作技艺与汉族漕运饮食文化同场展演，既保护了民族文化，又促进了旅游发展与民族团结。清江浦灯会期间，回族花灯扎制技艺与本地灯彩同场竞技，吸引满族、蒙古族等八旗后裔社区参与巡游，展示了民族文化魅力，增进了族际了解。同时，运河沿线留存着大量与多民族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临清的“运河号子”、淮安的运河船工祭祀仪式、天津的“漕运庙会”等，这些非遗项目不仅是技艺和习俗的传承，更是历史上多民族共同生产生活情感的记忆载体，在当代展演中持续传递着包容、协作、坚韧的共同体精神。

新时代的大运河，正从历史地理概念转变为凝聚国家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展示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文化符号与实践场域。它通过对共同历史的挖掘、共同文化遗产的保护、共同发展机遇的创造，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任务。

纵观从先秦邗沟到当代京杭大运河的千年演进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条人工水道远不止是经济运输工程，还是一条持续运作的“民族融合走廊”。在不同历史阶段，它以强大的连接功能，不断将汉族与少数民族吸纳进日益紧密的互动网络。从早期的族群接触与政治整合到中古时期的胡汉杂居与商贸交融，再到近古以来蒙、满等族在漕运体系中的结构性嵌入，大运河沿线社会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格局与共生关系。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与生长，深深植根于此类具有持续性、多维度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中。大运河提供了地理空间、经济动力、制度框架与社会场景，使得各民族在共同生计、共享文化、共御外侮的过程中，逐渐萌生并强化了对更大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近代以来，虽然运河漕运功能衰退，但其积淀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资源在国家转型与民族复兴的叙事中被重新激活，成为凝聚国族认同的重要符号。本文提出的“运河―民族走廊―共同体”三维框架，融合空间互动与历史过程，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有助于大运河这一古老的水系持续流淌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时代活水。

本文系2025年度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入库在研项目“大运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中的作用研究――以历史发展脉络为视角”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青岛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