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 郭秋红*

摘要：创新是燕赵医家群体鲜明的精神特质。河北医家的创新精神得益于独特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不断变化的疾病类型、医家本人的深厚学养及开明的政策支持等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燕赵医家应在理论创新、时代病诊治、跨学科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等领域继续发力，实现燕赵医学的跨越式发展。

河北古称“燕赵大地”，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秀美的山川、淳朴的民风、厚重的历史和绵长的文韵，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岐黄大家。悠悠燕赵，名医众多，大家辈出，在中国医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战国时期的“医祖”扁鹊[1]，首次将医术从巫术中解放出来，高擎科学的火炬照亮后人；他首创“望闻问切”四诊法，首倡“上工治未病”的预防医学思想，并凭借“随俗为变”的通才气质被誉为全科医学的先驱。金元时期的刘完素[2]，突破了当时滥用辛温药物的弊端，大胆创新，首开争鸣，成为“寒凉派”和温病治疗的鼻祖；张元素勇于创新，从理法方药四个方面完善了脏腑辨证理论体系，提出了针对性极强的遣药制方理论，为内伤杂病的诊治开辟了广阔前景；李东垣尤其重视脾胃理论研究，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著名观点，成为“补土派”的一代宗师。金元时期的河北医学，代表着最活跃的创新能力、最先进的医学思想和最正确的治疗方法。清朝时期的王清任实事求是、苦心孤诣，在中医解剖理论及血瘀论治领域走出了一条卓尔不群的新路，其创制的“逐瘀汤”体系方剂疗效显著、历久不衰；张锡纯灵活开放、“衷中参西”，创制了“中西结合第一方”阿司匹林石膏汤，成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的重要奠基人。当代的吴以岭首创“络病理论”，研制“抗疫”要药“连花清瘟胶囊”[3]，在心脑血管疾病、传染性疾病的诊疗中堪称同侪楷模；李佃贵提出“浊毒理论”，治疗慢性脾胃病疗效显著，打破了“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不可逆转”的传统论断，在中医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领域享有盛誉[4]，被誉为“国医大师”。纵观上述燕赵医家，创新始终是他们身上的突出特性。古往今来，燕赵医家群体的创新特质得益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滋养，值得深入挖掘、整理和体会。

独特的自然环境为创新精神奠定坚实基础

河北西接太行，东临渤海，北有长城守护，南有黄河故道，境内群山环绕，河湖纵横[5]，是我国地形地貌最全的省份。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其在历史上一直是四方交通要冲，不同地域的医学理论和诊疗方法在此碰撞融合，为创新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易水之畔的张元素、滦河之畔的王清任、运河之畔的张锡纯便是最好的例证。河北地势西高东低，河湖众多，蜿蜒曲折，在滋养万物的同时，也带来了频繁的水患灾害。古代医疗卫生条件有限，洪灾水患过后往往因防控不及时而引发不同程度的疫情，这些疫情与饥荒、战乱等交织，对民众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这反而激励了燕赵医家精研伤寒、温病诸学，涌现出刘完素、李东垣、张锡纯、郭可明等抗疫大家。此外，河北靠近京津地区，河网密布，土地盐碱化较为严重，民众多患阴病、疮疡等疾，而来自河北赵县的王好古以研究“阴证”享誉杏林；受燕赵医学影响颇深的朱丹溪亦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河北西北部地区地处高原，直通塞北，寒湿侵袭、风沙弥漫，为“风药”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较为直观的思路，李东垣等医家对“风药”的阐述就颇具见解[6]。河北地区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也为燕赵医家的临床理论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试验场”。这种独特优势对临床药物的选择、药性理论的创新、配伍遣药的发现和炮制技艺的提升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河北大部分地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河湖众多，湿气较重，易出现伤寒、温病、湿热诸证，且临床表现会因微环境的不同而差异显著。相对复杂的生存环境和气候特点，造就了燕赵医家坚韧果敢、勇于挑战的精神特质，使其尊古而不泥古，敢于在学术上不落窠臼、突破创新。

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创新精神描绘精神底色

河北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风云人物皆在燕赵大地留下深刻印记，“创新”二字成为其中最鲜亮的底色。河北地处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历史上战争频繁、民族融合广泛。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变迁，使河北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特质，燕赵之民亦形成兼容并包的胸襟与气度，乐于俯身学习、博采众长，创造了众多开创性成果。张家口泥河湾遗址见证了200万年前古老东方人类的足迹。邯郸的磁山遗址见证了中国北方最早的农耕文明之一。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开创了最早的“骑兵”战术，不仅是中国古代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军事创新，也促进了民族交流与融合[7]。战国末期的荀子[8]作为先秦最后的儒学大师，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唯物思想，强调“制天命而用之”；将“入世精神”与务实态度结合，突破了孔孟“重义轻利”的局限，形成了“义利兼顾”的思想特质。北魏时期，拓跋氏在河北广大地区推行“均田制”[9]，纠正了西汉以来以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中心的土地权利发展模式，使小农土地私有权得到了极大发展，促进了农业发展和经济繁荣。东汉时期，佛教经由河北传入中原[10]，河北的僧人成为率先推动“佛教中国化”的群体。明清时期，河北承德成为儒家文化与汉藏满蒙文化融合创新的枢纽与典范[11]，以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为代表的建筑风格，彰显着边疆治理的新范式。近代以来，河北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核心区域与前沿阵地，开启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化进程和中西融合的先声。受河北历代文化中创新精神的熏陶与涵养，河北医家形成了尊古而不泥古的独特气质，将以伤寒仲景为代表的中原医学和以治疗跌打风湿为代表的草原医学融会贯通，结合燕赵之地的民风民俗，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和理论。河北地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气魄，深刻影响了燕赵医家革故鼎新的精神谱系，驱使他们在同侪深陷《局方》之窠臼、温补之弊端时，敢于大声疾呼，首倡“六气皆从火化”，大力选用寒凉之品治疗时病，开一代风气之先；驱使他们突破封建观念的桎梏，秉持科学实证精神，勇于为医学“改错”[12]，纠正前人谬误，推动科学发展；驱使他们勤求博采，谦逊而理性地接受外来文化，将解剖、生理等西医词汇最大限度地“中国化”，开创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崭新道路。

疾病的不断变化为创新精神提供内在驱动

河北地区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承担着守边御侮的职责。明清至今，随着北京政治地位的提升，河北又被赋予拱卫京师的重任。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的文化属性，使河北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多样的疾病谱变化，这激励和促使燕赵医家不断“随俗而变”，创造适应大环境需求的医学理念和治疗手段，推动医学科学的不断创新。河北地区自先秦时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繁，战伤普遍，冷兵器带来的创伤、感染等情况，客观上推动了最早的外科救治萌芽，如石家庄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砭镰”，堪称最早的外科手术器械[13]。战争期间需要召集大量士兵，应征和作战间隙，士兵们常因卫生条件有限而挤在狭小空间内，加之饮食简陋，极易造成传染性疾病的出现和蔓延，这促使燕赵医家积极探索疫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不断推动医药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正所谓“大疫出大医、大医出良方”。各民族早期的医疗实践或多或少受到巫术[14]治病等唯心医学的影响，这间接刺激扁鹊等医家高举“信医不信巫”的旗帜，以“六不治”为代表的科学精神坚定地将医学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北方民族多高大彪悍、脾气火爆、嗜食厚味，久之易生内热；唐宋时期，国家繁盛，人民生活相对富足，社会崇尚养生延寿之风较为普遍；加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盛行[15]，尽管其中方药多为温燥之品，但因其权威性而致医者盲目遵从，懈于纠偏，以至于出现诸多“虚虚实实”的误诊误治，也刺激了“寒凉派”思潮的产生。金元时期，战乱再起，民众饱受饥饿、劳役、恐惧之苦，以李东垣为代表的河北医家认识到社会动荡对脾胃功能的巨大戕害，从而精研医理，创制脾胃学说，专攻内伤杂病。明清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受“小冰期”影响，“因寒致瘀”的疾病呈增多趋势。此时，以王清任为代表的河北医家致力于血瘀证的研究[16]，其临床治疗中风、瘫痪、痹证等的数十首方剂，如逐瘀汤系列，疗效显著、沿用至今。明清时期，我国宫廷医药制度达到封建社会的高峰，河北地区因独特的“近畿”优势，涌现出袁鹤侪[17]、张仲元、瞿文楼、房芝萱等御医名家和中医药教育家，在中医药科研、临床和教学领域作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清朝末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河北地区再次经历动荡不安的时期。此时，河北作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试点”地区，随之而来的职业病、“富贵病”逐渐显现，河北医家开始有针对性地尝试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诊疗疑难杂症，促进了“中西汇通学派”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河北地区的疫情和传染病防控形势依旧十分严峻。此时，来自石家庄的医学家郭可明和来自承德的医学家盛子章分别带领自己的医疗团队，在“乙脑”、梅毒等疾病的治疗中作出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至今，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面对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特点，癌症、心脑血管疾病、脾胃病、精神情志类疾病成为我国民众的主要健康威胁。来自河北的吴以岭和李佃贵，分别提出了“络病理论”和“浊毒理论”，代表了新时代河北地区中医理论创新的优秀成果。

深厚的国学修养为创新精神提供强大底蕴

创新的基础是学习与传承，需要以扎实的知识储备、深厚的儒学素养[18]与高超的文学造诣为支撑，河北地区的医家在这方面堪称业内翘楚。“医祖”扁鹊虚心向其师长桑君求教，除学习“禁方书”外，还有“出入十余年”的考察见闻，且扁鹊在邯郸、洛阳、咸阳等地游历，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深入了解，为后续诊疗奠定了坚实基础。刘完素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且具备很高的道学修养，其名字中的“素”，表达了他以“道德”作为立业之本，秉持“抱朴守静”“虚无平易”之性。刘完素认为人体应慎养精气神三宝，这与道家的内丹理论高度契合。李东垣与元好问私交甚笃，作为金元时期的两位巨匠，他们一位是北方的医学大家，一位是北方的文学大家，在壬辰北渡结为患难之交，医儒互鉴、相得益彰。《金史・方伎传》记载，张元素“八岁试童子举，二十七试经义进士，犯庙讳下第，乃学医”。邯郸籍的著名针灸学家窦默，既是医学家，又是著名政治家、理学家、教育家，他在传承发展汉族先进文化、促进多民族国家稳定和民族大团结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正因怀有深厚的国学修养，窦默才著有《标幽赋》，创造性地以歌赋体裁阐述针灸穴位与脏腑气血的关系，通俗易懂、便于记诵，成为广受欢迎的医学手册。汉代初期，得益于河间献王刘德的功绩，河北地区成为北方儒学中心，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一直激励着河北医家。后来唐山玉田的名医王清任继承并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大胆纠正前人谬误，勇于“医林改错”。此外，邯郸馆陶的彭祖养生文化、保定的满城汉墓医学考古成果、三国曹魏的生死观与养生文化、沧州的武术文化、石家庄栾城的三苏文化、石家庄正定的元曲文化等，都在不同历史时期潜移默化地滋养着河北医家的精神世界，为其创新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开明的政策支持为创新精神提供宝贵“底气”

当政者或当权者的赏识与支持，为燕赵医家开展创新性医疗实践提供了强大底气。《史记・赵世家》记载，扁鹊因对赵简子的诊治效果良好，被赏赐“田四万亩”，可见赵简子对扁鹊十分优待和赏识。赵简子是春秋末期的风云人物，在政治上有较强影响力，赢得其好感，对扁鹊在赵、魏、秦等地的医疗实践有较大帮助。到了金代，女真族统治者十分重视医药学的发展，曾下令“终场举人、系籍学生、医学生，皆免一身之役”，《金史・章宗本纪》中亦记载了“诸路医学博士”的设置，医者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还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和发展医药学的举措，如完善机构、刊印教材、议写典籍等，有力促进了北方医学的发展[19]；彼时涌现出刘完素、张元素、窦默等医学大家，其中刘完素“三辞朝聘”的典故更是被传为医林佳话。晚清时期，沧州当地的官员对西方医学的涌入并未十分排斥，对西方人在沧州开设教会医院总体持开放态度，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医结合，为以张锡纯为代表的“中西汇通医派”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营造了积极的社会氛围。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石家庄考察时强调，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特别是要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燕赵医学发展历经三个高峰，分别出现在以扁鹊为代表的战国时代、以刘完素和李东垣为代表的金元时期，以及以张锡纯为代表的民国时期。遗憾的是，张锡纯之后，尽管河北地区涌现出诸多名医大家，但他们在中国医药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仍难以与上述几位相提并论。时代呼唤燕赵大地再次迎来振兴与繁荣。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应成为河北医者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河北医家应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机遇，加强与京派医学（含宫廷医学）、津沽医学的互学互鉴，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临床慢性病、难治病、情志病、传染病等诊治领域的独特优势，有力推动燕赵医学的发展，更好地造福民众。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加剧和国家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河北中医药在老年医学、儿科学、护理学、康复医学等领域大有可为。对此，河北地区要进一步加强学院教育，逐步拓展精英教育的实现方式和规模；在教学中逐步增加传统儒学经典的讲授比重；将燕赵文化在历史、地理、哲学、文学、艺术、考古等领域的成果更多融入教材和课堂，促进医学生和医者跨学科综合能力的提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的重要论述进行系统讲解与深入阐释，务必达到铸魂育人、启智润心的教学效果，为燕赵医学的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同时，深化燕赵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传播工作，加强“中医药+外语”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支持并助力燕赵医学与外域传统医学（如阿拉伯医学、中亚国家传统医学、波斯医学、印度医学、拉丁美洲传统医学等）的比较研究，以“丝路”为媒，融汇中西之长，实现跨越式发展。

河北中医药大学2024年度燕赵医学研究项目―社会科学类重点项目：基于人文历史的晚清时期河北籍御医名家学术思想形成性、系统性及创新性研究（编号：YZSZ2024002）；2025年度河北省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计划项目：基于“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燕赵医家精神谱系研究（编号：BJ2025273）。

（作者单位：河北中医药大学）

参考文献：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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