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邦珍

摘要：纳西族作为兼有语言与文字的少数民族，其民间故事承载着独特的东巴文化基因，且因地理与历史因素，呈现出“一体多元”特征。现以纳西族民间故事为切入点，从多民族文学互鉴视角，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方法，通过辨析纳西族与各民族民间故事在母题上的同源性、价值内核与叙事范式的共性，揭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内在脉络。

中华民族是由多元民族组成的整体，中国传统民间故事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些故事涵盖了丰富多彩的主题，包括道德、家庭、社会和伦理等方面。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的文化价值对于理解和传承中国文化至关重要。纳西族作为我国56个民族中的一员，以纳西语为母语，以东巴象形文为文字，是我国极少数同时拥有语言和文字的少数民族。又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自古以来与藏族、彝族、白族等民族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得纳西族的文化形成“一体多元”的格局，并催生了绚烂多姿的民间故事。在纳西族传说中，汉族、藏族、纳西族三族祖先被称为三兄弟，这一说法既源于三族在族属上的渊源，又受历史上友好往来的影响，亦与迁徙及文化交流有关，因此产生了这样的传说。笔者调查研究发现，纳西族民间故事的内核与汉族、彝族、瑶族、藏族等民族的民间故事有着极高的相似度，呈现出多民族文学互鉴现象。多民族文学互鉴是指两个或更多民族文学在交流互动中，形成的一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动态过程。多民族文学之间的互鉴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交流互动关系，其结果一定会是民族文学之间互学互补、相得益彰、共进共荣。因此，围绕纳西族民间故事与其他民族展开文化共性探究，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远意义。

多民族民间故事母题同源性

“母题”是叙事中最自然的基本元素，是能用于民间故事分析与界定的特定单位。它在文学与文化传承中既能独立存在，也可被后世文体重复使用。既能在不同叙事中流动，又能通过新组合构成链接，从而表达特定主题或其他意义。为梳理纳西族民间故事主要母题，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文献法、问卷法与访谈法，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130份，回收有效问卷126份，有效回收率96.9%，同时访谈15人。

调查研究发现，在纳西族民间故事体系中，母题类型涵盖范围广泛且内部结构清晰，结合核心叙事内容与文化指向，可将其归纳为七大一级母题，分别为爱情母题、营救亲人母题、东巴母题、龙母题、变形母题、聚宝盆母题、狗耕田母题。其中，部分一级母题可基于叙事要素差异进一步细分，其二级母题如表1所示。与此同时，表中呈现的这些母题几乎都能在汉族、藏族、苗族、白族等民族的民间故事中找到身影，尤其是狗耕田母题、变形母题等母题广泛分布于多个民族的民间故事中。民间故事作为民族文化的“活态化石”，不仅镌刻着族群独特的生活轨迹与精神密码，更在多民族交往中沉淀下文化交融的印记，而母题的跨民族趋同性恰是解读这一图景的关键。

多民族民间故事价值内核共性

在历史流传过程中，尽管纳西族民间故事的情节与讲述方式几经演变，但是这种演变并非对传统的背离，而是民间故事作为“活态文化载体”的内在属性，使其既能锚定民族文化的根脉，又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始终保持着与族群生活的深度联结。这些价值内核不仅塑造了纳西族独特的精神气质，更与中华民族崇尚的集体主义、伦理美德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体现出各民族在精神层面的深度交融与文化共鸣。问卷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显示，纳西族民间故事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念可归纳为勤劳善良、机智勇敢、敬畏自然、追求自由爱情以及民族团结等。其中，认为纳西族民间故事中蕴含“勤劳善良”核心价值的受访者占比高居首位，达到近85%；“机智勇敢”（71.54%）与“追求自由爱情”（68.29%）的认同比例紧随其后，反映出这些品质在纳西族叙事传统中的显著地位。

植根于多民族的生态意识，同构人与自然共生文化图谱

多样的地域景观与文化形态，正是当地人与自然对话方式的生动体现，镌刻着独特的生态观念。纳西族村落多依山傍水，生产生活深度依赖自然，这使其形成了以自然神崇拜与敬畏为核心的深厚生态意识。这种意识既体现在民俗实践中，也沉淀于民间故事里。在丽江玉水寨，有一尊巨型自然神塑像，人们在特定节日会举行祭祀仪式。塑像旁的石刻故事，与《大鹏与苏争斗》《高勒趣》等经典民间故事内核一致，均直指对自然的敬畏。其中，《大鹏与苏争斗》改编自东巴经，讲述人类与主宰自然的“苏”本是同父异母兄弟，“苏”分家时独占家产，禁止人类开天辟地、放牧建房。最终人类请大鹏与“苏”相争，并由东巴什罗调解，双方才实现友好共处，深刻传递出人与自然需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经东巴什罗调解，“苏”才答应妥协，文中写道：“在雪山松林里有一棵高大的树，那棵树就给我吧。在河的上游有一个大石头，那个石头就给我吧。在黑山树旁有一条大河，那条大河就给我吧。”民间故事源于生活，《大鹏与苏争斗》中体现的生态意识，在纳西族的现实生活中也同样能得到印证：

问：纳西族是否有祭祀自然神（山神）的习惯呢？

答：有的，从我记事以来，村里的墓地都会有山神树和山神石，选的是一片林子中最直、最高的那棵树。每年清明节和大年初一的早上，每家都会带上美味佳肴、酒水、茶水、香在山神树和山神石前祭祀。

此外，丽江大研古镇的三眼井也是纳西族生态意识的典型体现。第一眼为饮水井、第二眼为洗菜井、第三眼为洗衣井，三井各司其职，将水资源利用最大化。这种生态意识在白族、彝族、藏族、瑶族的民间故事中同样鲜明，白族《蝴蝶泉》衍生版本讲述了村民因滥伐树木致泉水枯竭、蝴蝶消失，补种树木后生态才得以恢复；彝族《支格阿龙射日》中，支格阿龙射日后与山林之神约定“取需不毁根”，类似《大鹏与苏争斗》“调解矛盾”情节，将生态责任化为族群准则；这些故事均以自然灵物为中介，遵循“人类行为―自然反馈―调整行为”的叙事闭环，最终共同指向“人与自然共生”的核心追求，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生态文化图谱。

植根于生存智慧，同构不屈不挠的民族心性

纳西族民间故事承载着丰富的族群精神，不同故事从不同维度展现其文化特质。《人类迁徙记》选自东巴经《创世纪》，讲述纳西族先祖崇真利恩冲破阻碍，迎娶天女衬红褒白并繁衍后代，展现了先祖开拓进取的坚韧意志，是族群起源与传承的重要叙事；《高勒趣》则以高勒趣勇闯九道关卡、历经磨难救出受罚父亲的情节，传递出子代对父辈的孝心与直面困境的勇气，与上述故事共同勾勒出纳西族崇尚坚韧、智慧与担当的精神图景。

这种精神图景与中华各民族民间叙事中的核心价值彼此呼应、同构共生。例如，与纳西族《人类迁徙记》相似的广泛流传于蒙古族的史诗《江格尔》，赞颂了英雄江格尔率领部族历经征战、创建理想家园的开拓精神与坚韧不拔的意志；而纳西族俄英都努姑娘以智取胜的叙事模式，在维吾尔族等民族广为传诵的《阿凡提故事》中也能找到共鸣，两者均以超凡的智慧作为对抗强权、实现正义的关键力量，体现了对“勇”与“智”的推崇。此外，汉族经典《愚公移山》彰显的世代不息、迎难而上的担当，也与《高勒趣》中为家庭责任不畏艰险的精神内核相通。由此可见，纳西族民间故事淬炼的精神品质，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共享的，关于开拓、智慧与责任等文化基因的生动地方性表达，它们有力地印证了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多元一体与内在统一。

多民族民间故事叙事范式共性

在对纳西族与汉族、彝族、白族、藏族等民族民间故事的梳理中，笔者发现部分多民族故事在开场设定、过程推进、结局收束维度均存在着显著相似性，甚至存在不少跨族共享的原型结构。

异物化人型民间故事：“智慧超越蛮力”的集体信念

纳西族《两姐妹》与藏族《魔鬼冒充阿妈》、彝族《毕摩与姑娘》展现出鲜明的母题关联性，其叙事逻辑与细节设计既折射出多民族文化的交融轨迹，也暗藏着各自族群的生存智慧与价值取向。三则故事的一级母题均归属变形母题，二级母题均属于异物化人母题，属于典型的“妖婆型”母题，其核心叙事内核高度一致：以小女孩为智慧主角，通过智斗妖魔实现正义伸张，最终达成“妖魔伏诛、主角获救”的结局闭环。这种“以弱胜强”的叙事模式，恰是少数民族在严酷自然环境与社会变迁中，对“智慧超越蛮力”的集体信念的文学投射。三则故事中的母题及母题变体如表2所示。

尽管故事母题变体存在一定差异，但其过程与结局部分的母题链呈现出高度重合的特征，这种趋同性源于各民族相似的生活场景与文化交流史。三则故事均遵循如下叙事脉络：异物化人伪装→以诡计诱骗两姐妹→姐姐识破阴谋并借智反击（攀爬果树并用利器刺死妖怪）→妖怪死后化为带刺荨麻→姐姐被披毡营救，与施救者成婚并获幸福生活。其中，“果树避险”“利器反击”的情节，与山区“山林为生存依托”的地理特征直接相关；“荨麻化形”的意象则暗含“邪恶残留警示”的文化隐喻，荨麻作为山间常见的带刺植物，其“触碰即痛”的特性成为妖怪恶行的具象化延续；而“披毡营救”更具文化符号意义，披毡是纳西、彝、藏等民族共有的传统服饰，兼具保暖与防护功能，在故事中成为“安全庇护”的象征，印证了多民族物质文化的共通性。

这类“智斗妖婆”的故事并非纳西族、彝族、藏族独有，在汉族“老虎外婆型”母题《虎姑婆》、瑶族的《人姑娘与人熊婆婆》等故事中，均可见“妖魔伪装亲人、孩童借智逃生”的相似叙事。这种跨文化共性与民族个性的交织，更印证了民间故事作为“文化基因载体”的鲜活生命力。此外，纳西族“以智取胜”的故事中以《阿一旦的系列故事》最为典型，该系列故事以阿一旦生活中智斗木老爷而广为流传，体现了底层劳动人民用智慧和勇气反对压迫、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内核，在维吾尔族等民族广为传诵的《阿凡提故事》中也能找到共鸣。由此观之，纳西族民间故事凝练的精神品格，绝非局限于一隅的文化符号，而是彰显了中华民族共有的处世智慧与担当意识。其与各民族民间叙事中推崇智慧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深刻诠释了中华各民族文化同根同源、相融共生的核心内涵。

狗耕田型民间故事：对“勤劳善良”与“因果法则”的

共同推崇

在瑶族《两兄弟》、纳西族《两兄弟的故事》与苗族《两兄弟》中，狗耕田型民间故事构建了高度统一的叙事框架，其重复出现的核心母题与价值导向，彰显了多民族共享的文化基因。三则故事都以“兄弟分家”为起点，勤恳善良的一方分得劣等家产与一只看似无用的狗，却因狗的“特殊能力”开启命运转折；好吃懒做的另一方因嫉妒设局，导致狗死后化为具有灵性的竹子继续相助主人；效仿者因贪婪处处受挫，最终招致杀身之祸，而善良者则收获安定富足的生活。这种“善恶有报、勤能补拙”的叙事闭环，是农耕文明时期多民族对“勤劳善良”与“因果法则”的共同推崇。

故事中“狗耕田”“金竹”“猴子搬冬瓜”三大核心母题的跨民族重合，更折射出深刻的文化同源性。“狗耕田”母题并非简单的奇幻想象，实则源于西南少数民族对狗的特殊情感。在山地农耕与狩猎生活中，狗是人类最可靠的生产伙伴，对长期山居的民族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狗能耕田”的叙事既是对狗的感恩与神化，也暗含“弱者（劣产者、小狗）蕴藏大能量”的朴素辩证思维；“金竹”作为狗死后的化身，在瑶族、苗族、纳西族文化中均具有神圣属性；“猴子偷冬瓜”则以充满童趣的荒诞场景推动情节，猴子误把人当冬瓜搬运，既为故事增添喜剧色彩，也暗讽了懒惰者“妄图不劳而获却智慧匮乏”的本质，这种以动物行为隐喻人性的叙事手法，成为多民族民间故事的共同创作范式。

狗耕田型故事并非纳西族、瑶族、苗族独有，在汉族民间故事《狗儿爷涅》、朝鲜族《会耕田的狗》等故事中，均可见“狗助善人、恶有恶报”的相似叙事，这种跨族群的叙事共振与个性表达，印证了民间故事在文化传播中“内核守恒、细节本土化”的演化规律，更凸显了其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纽带的重要价值。

综上所述，从多民族文学互鉴视角审视纳西族民间故事，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瑰丽的民族文学画卷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共同沃土。无论是对因果伦理，还是对勤劳善良、坚忍不拔、机智果敢的推崇，纳西族故事都以其独特的东巴文化和地域风情，生动印证并丰富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内涵与精神谱系。本研究不仅揭示了纳西族文学与中华文化母体之间血脉相连的内在共性，更凸显了多民族文学互鉴之于深刻理解“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格局的重要意义。纳西族民间故事正是这一宏大格局中的一个璀璨而有力的例证，纳西族民间故事与其他民族的文学，如同百川汇流，共同滋养并奔涌于中华文明的壮丽长河之中。

2025年丽江文化旅游学院校级课题“以丽江纳西族民间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025XY03）。

（作者单位：丽江文化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