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军师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瑰宝，其中蕴含的“民”的观念在新时代熠熠生辉，具体体现在：以“民本”为基，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以“民富”为要，夯实人民的物质基础；以“大同”为向，满足人民的美好需要。在具体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的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汇聚民智、提供动力、积累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其蕴含的丰富元素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性格和精神风貌[1]。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源于文化血脉的传承与创新转化。因此，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获得启迪，并结合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际，以实实在在的成绩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使这些优秀理念得以传承和发展。

以“民本”为基，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民本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的核心治国理念，其源头可追溯至尧舜时代。“民本”意为“以民为本”，这一概念的文字组合可见于中国古代经典文献。其早期记载见于《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众乃国家根基，根基稳固则国家安宁，体现了古人重视民生、不轻忽百姓的治国智慧。作为“民本”思想的源头，这一理念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更在历代国家治理与政策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尽管受时代局限存在一定不足，但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理解古代政治哲学与社会治理逻辑仍具有重要价值。

《尚书・泰誓》记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条古老箴言道出了“天命在民”的核心理念，主张君主应亲近民众、倾听民意，因为天意的根本终究源于民心向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围绕君民关系展开深入探讨，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学派虽治国主张各异，但都凸显了对民众的关注与尊重。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老子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墨子倡导“兼爱利民”，而孟子更将其升华为系统理论，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论断，将民众利益置于国家治理的价值顶端。后世王朝为巩固统治合法性、汲取历史教训，普遍将“以民为本”奉为治国圭臬，反复强调“民惟邦本”的治国逻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民本思想始终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丰富发展。这些凝结着古代政治智慧的治国理念，深刻揭示了民众在国家政治架构中的基础性地位，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鲜明特质。

民本思想贯穿中国历史沿革，其核心内涵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其一，立国安邦，本在民生。传统民本思想将民众视为国家存续的根基，凸显了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石作用。这既警示统治者必须时刻关注民生疾苦，也确立了施政决策要以民心向背为依归的政治逻辑。其二，天命流转，系于民心。传统政治哲学将君主权力的合法性归于“天命”，而天命的实质乃是民心向背的集中体现。这种观念从神学维度为统治者设立约束：唯有体恤民情、顺应民意，方能维系天命所归的统治正统性。其三，为政以德，仁者爱人。儒家主张统治者需以德性修养为根基，推行仁政，通过道德教化而非单纯刑罚实现社会治理。这种治理智慧强调“爱民如子”的施政情怀，将官吏的道德操守视为治国安民的关键。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民本思想始终未突破“君本”框架，本质上仍是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治理智慧。它虽强调民众的重要性，却未能赋予民众真正的政治主体性，各项利民举措终为维护皇权统治服务。这种历史局限，使其与现代民主思想存在本质差异。

在数千年历史实践中积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家治理贡献了深邃的政治智慧与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文化瑰宝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滋养，更为当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其中的关键在于，将传统民本思想创造性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治理核心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置于治国理政的最高位置，既深入汲取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又剥离其封建依附性，鲜明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治理原则，深刻回答了“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根本问题。从新年贺词中“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的深刻阐释，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无不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无私奉献的为民初心，这正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时代升华。

以“民富”为要，夯实人民的物质基础

富民思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极其悠久、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价值取向[2]。“富民”理念源自《管子・治国》中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3]。当然，在古代君主制度下，政治权力往往集中于君主，其统治的最终价值目标可能是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因此，富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空想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蕴含的“国家善治之首在于人民富裕”的治国之道，为治国理政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认为需要国家进行干预调节。随着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土地兼并和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许多先秦思想家都希望借助国家力量调节贫富分化[4]。例如，墨家主张“分财不敢不均”，法家主张“论其赋税以均贫富”，道家主张“损有余而补不足”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均贫富思想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而是各得其分，关键在于国家要掌握平衡贫富的权力，做到富而能夺、贫而能予。汉朝还从社会公平角度进行了政策调整，曾下达“假民公田”的诏令，使大量流民拥有了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为抑强扶弱，汉武帝对豪强势力实行了一些打击政策，如统一铸币权、实行盐铁专营、推行算缗告缗令等；对贫民，官府推行了赈济灾民、救助老弱废疾者、抚恤军属等一系列社会福利举措，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后世所沿袭。

中国古代富民思想的演进，历经从萌芽到成熟的漫长过程，其核心理念始终围绕“治国者当以养民为先”展开。汉代的“富民”实践尤具代表性，西汉初年奉行黄老“无为而治”，推行休养生息国策，形成“与民休息”的治国特色。统治者明确“不扰民、少折腾”的施政原则，轻徭薄赋举措具体而微：文景时期确立“三十税一”的田赋标准，成为两汉定制；多次缩短成年男丁更役期限，遇祥瑞灾异则普免全国赋役，这些利民之举确实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富民”阶层逐渐崛起，深刻重塑了古代社会结构。他们既是地方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也是维系基层稳定的重要纽带。通过参与修订乡规民约、组织灾荒赈济、调解民间纠纷等事务，在官方治理体系之外构建起“社会缓冲层”。“官民共治”的治理模式，在稳定社会秩序、推动商品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深思的是，传统富民思想始终面临“藏富于民”与“均平天下”的张力。历代治世经验表明：唯有在富民过程中兼顾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创新抑制土地兼并、规范财富分配，才能实现“民富国强”的良性循环，这正是传统治国智慧留给当代的深刻启示。

中国传统“富民”思想虽受封建制度束缚，未能突破阶级局限，但其“藏富于民”的治国智慧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传统语境中的“富”并非单纯的物质积累，而是蕴含“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全面发展理念，追求经济富庶、教化昌明、社会和谐的综合境界。这种理念在当代中国得到了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目标，既包含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也涵盖精神文明的繁荣兴盛，体现了国家治理的系统性思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彻底超越了传统富民思想的阶级局限，将发展目标从“巩固统治”转向“服务人民根本利益”。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彰显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通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战略举措，推动共同富裕从理想走向现实，这正是对“民为邦本”传统的时代诠释，也是对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的生动实践。

以“大同”为向，满足人民的美好需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求大同”思想，它贯穿诸子百家及其后学对理想世界的畅想与追求[5]。《礼记・礼运》对大同理想有着深入阐释，勾勒出先民对理想社会的经典图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种构想不仅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伦理关怀，更蕴含着“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当物质丰裕与精神自觉达到平衡时，人类社会便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共生。作为熔铸百家智慧的政治蓝图，大同理想虽以儒家伦理为根基，却吸纳了墨家“兼爱”、道家“无为”的思想精华。受限于古代社会条件，大同之世未能实现，但其“公天下”的价值内核，始终是历代思想家改良社会的精神资源。历经千年，这一理想并未因时光流转而褪色。当代中国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发展目标，通过脱贫攻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实践，让“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的古老愿景逐步成为现实。这种对社会公正的执着追求，既是对大同理想的创造性转化，也彰显了中华文明“治世利民”的一贯追求，即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中，传统理想正获得前所未有的实践可能。

大同之境的核心追求，在于构建人、社会与自然的共生圆融之境。这种理想浸润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宇宙观，既包含“己欲立而立人”的伦理自觉，也蕴含“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即视百姓为骨肉同胞，视万物为同类伙伴，最终达成“与天地参”的生命境界。从《周易》“保合太和”的智慧，到张载“为天地立心”的担当，这种追求贯穿中华文化的精神脉络，成为传统社会治理的价值依归与士人精神的终极关怀。大同理想的实践路径呈现多维面向：政治层面“修其教不易其俗”的治理智慧，既坚守文化主体性又包容异质文明；文化层面“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在尊重差异中实现美美与共；民族外交领域“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观，则超越地域畛域，追求万邦协和的秩序图景[6]。儒家大同之世的理想图景，呈现多层次的文明架构。观乎政制，以“天下为公”为基石，奉行“选贤与能”的用人原则。例如，《尚书》中“明明扬侧陋”的选官传统，强调以德性立朝、以才智理政，故有“官无私昵，民无党援”的清明之治。察乎人伦，则以“讲信修睦”为纲纪：家庭之内“孝悌力田”，社会层面“与人为善”，正如《论语》中“里仁为美”的教化，在日常践行中培育醇厚民风。深究其伦理内核，可见“义以为上”的价值排序，即主张“见利思义”的处事原则，反对“放于利而行”的功利主义，通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价值引领，使“公义胜私欲”成为社会共识。而社会保障体系更显人文关怀，“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具体构想，既继承了《周礼》“保息六政”的荒政传统，又发展为“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人文关怀，这种“民胞物与”的情怀，正是儒家“仁政”思想的集中体现。至于天人关系，则秉持“乐山乐水”的生态智慧，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资源观，与《周易》“生生不息”的宇宙论相呼应。从孔子“钓而不纲”的实践到孟子“数罟不入池”的告诫，这种尊重自然节律的生态伦理，构成了大同理想不可或缺的维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变革基因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7]。儒家大同理想的历史演进，呈现出清晰的实践脉络。先秦诸子已开其端：孔子“为政以德”的治国主张，孟子“制民之产”的仁政构想，荀子“群居和一”的礼法合治，共同奠定了“天下为公”的思想基石。汉唐以降，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整合，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哲学突破，不断为这一理想注入新的理论维度。

近代以来，大同理念被赋予救亡图存的时代内涵。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无邦国、无帝王”的理想社会，孙中山以“天下为公”诠释共和理想，李大钊则将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这种思想嬗变，折射出传统理想在现代转型中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共产党人将大同之梦推向新境界。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这正是“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当代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更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古老智慧升华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种古今通变的实践智慧，既赓续了“治世利民”的文化基因，又赋予传统理想以新时代的实践形态。从《大同书》到“中国梦”，从“天下为公”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儒家的社会理想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同频共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展现出永恒的经世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资源，为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在前行之路上，我们要始终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思维方式，融入新时代、奉献新时代、奋进新时代。

本文系2025年度兵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一般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兵团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BTSZ20251226。

（作者单位：塔里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孙晓楠,卢盈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动逻辑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5,9(21):165-169.

[2]黄金峰,沈有洪.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25,40(07):1-13.

[3]管子[M].李山,译.北京:中华书局,2016.

[4]芮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2024.

[5]沈湘平,王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求大同”思想[J].思想教育研究,2025(07):21-28.

[6]宋玲.“大同”理想的文化解读[N].学习时报,2021-01-08(7).

[7]谭玲,王翔.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重维度[J].兵团党校学报,2025(04):4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