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

摘要：现基于全球非遗保护从“抢救性记录”向“创造性转化”转型的背景，构建了“文化循环―协同治理”耦合框架，并以湘潭纸影为案例，深入剖析非遗保护的深层实践逻辑。研究表明，多元主体在规制、表征、生产、消费、认同五个文化环节中，通过持续的符号协商与资源互惠，形成了动态平衡的“共生秩序”。这一秩序既非简单的行政安排，也非纯粹的市场驱动，而是文化意义在流通过程中被不断建构与重塑的结果，为理解非遗保护的复杂本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

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迈向“创造性转化”的进程中，保护实践始终面临开发与本真性、创新与传统间的内在张力。既有研究虽从行政主导、产业化路径及社区参与等视角展开探讨，揭示了不同模式的效力及其边界，但多将非遗视为静态的文化客体，对其作为活态实践的动态建构特质关注有限。尽管已引入协同治理理论，用以分析多元主体协作的治理结构，相关研究却往往延续公共管理学的技术化倾向，对文化场域中符号权力与意义争夺的敏感性不足。斯图尔特・霍尔的“文化循环”理论在此提供关键洞见。该理论通过规制、表征、生产、消费、认同五个相互联结的环节，揭示了文化意义在流动中被持续建构与竞争的动态本质。这一视角与协同治理研究形成分野：前者聚焦意义政治，后者偏重治理结构，由此引向一个深层问题：在多元主体共治的非遗实践中，除制度安排与资源整合外，是否存在一种关乎意义协商的互动逻辑？

基于上述理论张力，本文提出“共生秩序”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一种介于权力支配与完全共识之间的动态平衡状态――它形成于文化循环各环节中，是多元主体通过持续互动、协商与调适所达成的结构性共处。为深入探索“共生秩序”的形成机制，本研究以湘潭纸影为案例，运用质性方法系统考察多方主体在文化循环中的实践互动，以期揭示其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

分析框架的构建：“文化循环―协同治理”的耦合逻辑

为深入解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多元主体协同的复杂实践，可构建一套融合文化循环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的综合分析框架。该框架植根于文化循环与协同治理理论传统的内在互补性。文化循环理论将文化理解为通过规制、表征、生产、消费、认同五个环节持续互动的意义建构过程。在此视角下，非遗保护并非单纯的技术性保存工作，而是一个充满意义协商与权力运作的文化政治场域。五个环节相互关联、彼此渗透，共同构成动态的意义循环系统。然而，仅聚焦意义生产仍难以充分阐释非遗实践中多元主体的复杂互动结构。协同治理理论恰可弥补此局限，该理论通过关注政府、传承社群、市场组织、学术界与公众等异质主体在制度环境中的集体行动，为解读主体间的协作机制提供了关键分析工具。这些主体凭借差异化的权力资源（如行政权威、技艺专长、学术话语、资本力量与社会认同等）构成协同治理的资源体系，并构建起彼此依存的协作网络。

基于此，本框架在结构、过程与动力三个层面实现系统整合，依次回应“谁在何处行动”“意义如何流动”“协作何以持续”的核心问题，形成兼顾意义生产与主体策略的分析系统。

结构层面体现为多元主体在文化循环场域中的角色嵌入：政府主导规制场域，设定制度规则；传承人依托技艺权威，维系生产场域的本真性并推动价值传播；学界通过知识生产构建表征场域的话语体系，并参与技艺创新；市场经由消费反馈重塑产品形态与流通路径；社区与公众则在认同建构与新兴消费空间中发挥社会基础作用。

过程层面呈现为意义在规制、表征、生产、消费与认同间的非线性循环：制度框架为实践设定边界，文化叙事赋予生产与消费以意义，产品与服务促成价值实现，市场行为培育社会认同，而公众认同又反过来支撑规制行动的持续开展与社会合法性的再生产。

动力层面则源自物质与符号资源的策略性交换：政府以资源输入换取治理效能，传承人通过技艺开放争取社会认可与传承空间，学界借知识输出增强话语权，市场主体则以渠道合作实现文化资本的增值。此类交换本质上构成不同文化逻辑间的持续协商，推动系统在动态中持续运行。

文化循环视域下湘潭纸影协同治理的案例剖析

案例背景

湘潭纸影是中国皮影戏的重要分支，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历史可追溯至明代，传承至今已逾600年。作为南方纸影的典型代表，它以纸质影偶为媒介，融合雕刻、绘画与表演等技艺，形成独特的审美体系与深厚的文化内涵。其制作工艺繁复精巧，尤以祖传异形刀法突出民间工匠的高超智慧。在现代化进程中，湘潭纸影面临严峻的传承挑战。城镇化发展与多元娱乐方式的兴起，使其传统表演场域不断萎缩，年轻一代对纸影技艺的关注度持续降低，传承群体曾一度陷入自娱自乐的困境。随着国家非遗保护体系的不断完善，一系列针对性政策陆续出台，为传统技艺的存续与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在此背景下，湘潭纸影逐步建立起多方参与的协同保护机制。传承人群体积极推动技艺由家族内部传承转向公共传播，通过创办纸影博物馆、开设非遗工坊等方式活化技艺传承；地方政府将其纳入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提供政策与资源支持；高校则通过产学研合作，参与纸影的数字化保护与教育转化实践。

目前，湘潭纸影已初步形成传承与创新并重的发展路径，通过“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等活动拓宽传播渠道，并尝试开发融合传统元素与当代审美的文创产品，探索其在现代语境中的表达方式。

文化循环各场域中的协同实践与逻辑耦合

1.规制场域的制度构建与主体协同

在结构层面，政府凭借其行政权威确立了在规制场域的主导角色。其核心行动是构建一套层级分明、相互支撑的政策体系：省级层面以《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办法》奠定法治根基，市级层面则通过《湘潭市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提供具体执行框架。正如相关访谈所揭示的认知：“2016年，地方的市级人大开始有立法权限……可以针对性地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此结构明确了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与资源调配者的核心定位。

在过程层面，规制实践体现为制度供给、资源分配与边界设定的动态流程。这一过程始于宏观的制度构建，经由专项资金设立、部门协同（文旅、规划、文物等）等中间环节，最终落地为具体的保护行动，将纸影纳入城乡规划布局、开展“文化遗产日”展演与普法宣传，并在16所中小学推动“非遗进校园”常态化教学。整个过程确保了湘潭纸影从抽象的“文化标识”转化为受制度保障、有资源支持、能融入社会生活的具体实践。

在动力层面，驱动规制系统运行的核心，是政府以制度与财政资源换取文化治理合法性与效能的政治逻辑。政府通过专项资金投入与政策支持，旨在获取纸影保护所带来的地方文化形象提升、文化治理绩效等回报。同时，规制过程蕴含着对创新力量的引导与吸纳，支持高校开发虚拟展馆技术，此举既是对传统技艺的“创新赋能”，也反映了规制体系通过有限开放，寻求治理效能最大化的内在动力。

2.表征场域的叙事建构与知识生产

湘潭纸影的表征场域主要围绕其文化意义的叙事建构与知识生产。

在结构层面，政府、传承人与学界基于各自资源禀赋，形成了差异化的角色定位与叙事分工。政府凭借其行政权威与公共资源，主导工具性叙事，将湘潭纸影塑造为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服务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战略载体；传承人作为技艺持有者，扮演着本真性叙事的守护者角色，通过口述家族史与展演技艺，强调纸影数百年传承的纯粹性；学界则依托专业知识，负责知识化叙事，通过系统研究湘潭纸影的符号结构与文化模因，为其现代化转化构建学理支撑。三者共同构成了表征场域中意义生产的基本权力结构。

在过程层面，表征实践体现为“编码―竞争―聚合”的动态意义循环。传承人首先提供承载着历史与技艺的原始文化符号（初始编码），学界与政府随即基于自身的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对这些符号进行解读、提炼与转化（系统性再编码）。这一过程并非和谐共处，而是充满了叙事竞争――本真性、工具性与知识化诉求相互博弈。最终，这些差异化的叙事在实践中相互耦合，共同构成湘潭纸影作为“传统技艺、地方符号与现代IP”的复合公共形象，完成了意义的聚合与定型。

在动力层面，驱动表征实践的核心是各方对符号资本与话语权的主张及交换。政府通过推广工具性叙事，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见的治理绩效；传承人通过维系本真性叙事，巩固其文化权威与社会认可；学界则通过建构知识化叙事，确立其在专业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在此过程中，学界的权威考证为政府的文化名片与传承人的本真主张提供了关键的学术背书，形成了深层的符号资本互惠。因此，表征场域的运作本质上是不同主体为争夺文化定义权而进行的策略性互动。

3.生产场域的技艺传承与创新转化

湘潭纸影的生产场域围绕技艺传承与创新转化，呈现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动态协商系统。

在生产场域中，传承人与高校基于各自优势形成了稳定的角色结构：传承人作为技艺权威主导本真性维护，高校则成为推动当代转化的创新力量。这种结构性互补在实践中呈现清晰的递进轨迹――首先，传承人将传统手工技艺转化为适合现代传播的标准化模块，开发面向教育场景的纸影材料包；其次，高校团队系统介入，完成“武将”（岳飞、金兀术）等角色形象的法律确权，将文化符号转化为受保护的无形资产。这一过程得到相关田野访谈的印证：“这里面可能涉及版权的问题……如果要进行商业化，肯定会要联名，或者是要他的这个授权。”受访者明确提及商业化开发中的版权问题与授权需求。通过从技艺标准化到法律确权的完整链条，湘潭纸影技艺实现了从传统传承向现代知识产权体系的制度性过渡。此过程标志着生产从技艺共享走向了权属明晰的制度化阶段。

在动力层面，驱动生产系统运行的核心是控制权的动态博弈与价值逻辑的重构。传承人通过开放部分技艺标准，换取技艺的传播广度与生存空间；高校通过知识产权介入，确立其在创新转化中的话语权与合法收益。知识产权的引入，从根本上重构了生产场域的价值归属逻辑，在“技艺共享”的伦理与“权属规范”的法理间建立了平衡，为多元协作提供了可持续的激励与保障机制。

4.消费场域的市场培育与价值实现

在消费场域中，湘潭纸影的价值实现依赖多元主体共同构建的新兴消费生态。

在结构层面，政府、学校与各类公共部门共同构成了替代传统民俗市场的稳定性消费单元。政府通过文化惠民采购机制扮演“启动客户”角色，以公共资金撬动初始市场需求；学校将湘潭纸影纳入校本课程与课后服务，形成持续稳定的消费场景；社区、工会、残联等公共部门则通过购买服务拓宽传播渠道，共同构建起多元化的消费网络结构。

在过程层面，消费实践呈现“渠道开拓―价值转化―反馈循环”的动态路径。传承人主动走进社区、校园、企业，开拓新兴消费空间；公共部门的服务采购与学校的课程设置，将文化需求转化为对材料包、DIY套装等产品的实质性消费；消费端的偏好与反馈又实时传导至生产与表征环节，驱动产品优化与叙事调整，形成从价值实现到价值再创造的闭环流程。相关访谈中提及：“我们自己主动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走进企业，然后民政部门、工会系统、残联等各种机构，邀请我们以类似购买公众服务的这种形式，让我们开展相关推广活动。”

在动力层面，驱动消费系统运行的核心在于构建公共资本对市场的引导与培育机制。政府及公共部门通过采购行为不仅直接创造了消费需求，还传递了对纸影文化价值的官方认可；学校的制度化介入则为非遗传承提供了稳定的社会接纳基础。这种“以公共投入引导社会认同，以文化认同反哺市场活力”的互促机制，为湘潭纸影在现代社会中的存续与发展注入了持续动力。

5.认同场域的价值内化与社会认同

在认同场域中，湘潭纸影各主体通过系统化协作实现价值内化与社会认同的深度培育。

在结构层面，形成了以传承人为核心、教育机构为支撑的认同培育网络。传承人作为“主引擎”，主导课程研发与教学实施；学校则扮演“土壤”角色，通过建立实践基地等制度化安排，为社会认同的规模化培育提供稳定场域。二者构成互补的协同结构，确保认同建构既有专业引领又有体系支撑。

在过程层面，认同建构遵循“接触―体验―内化”的递进路径。此过程始于校本课程、非遗课堂等系统性接触，延伸至社区展演、公益演出等场景化体验，最终通过亲手操作纸影角色等实践参与，实现技艺价值与地方情感的内化。这一过程正是将传统文化从知识认知升华为身份认同，实现“对家乡传统文化有一个认同”的价值传递目标。

在动力层面，驱动认同系统运行的是情感共鸣与社会合法性的双重机制。传承人通过技艺展演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自豪感，形成最直接的认同驱动力；教育机构与社区组织的制度化参与，则为认同建构赋予社会合法性，使其从个人情感升华为集体共识。

总体而言，通过对五个文化循环环节的协同互动分析可知，湘潭纸影保护实践呈现“共生秩序”的初步特征：在规制环节，逐渐形成以政府主导为主、多元主体补充为辅的制度安排；在表征环节，传统叙事与现代话语并存的体系逐步清晰；在生产环节，技艺守正与创新转化趋向动态平衡；在消费环节，教育、文旅与文创等多元市场形态逐步共生发展；在认同环节，专业认可与公众接受共同构筑起社会支持基础。“共生秩序”正是在以下三个维度的相互作用下得以生成：多元主体在特定的结构位置上，通过意义的循环流动，在资源与符号权力的交换驱动下，形成了一种既非完全支配也非纯粹共识的动态平衡。它既超越了“保护―开发”的二元对立，也突破了协同治理理论的技术化局限，展现了非遗作为活态文化的内在生命力。

本研究通过对湘潭纸影的案例剖析，提出非遗保护中“共生秩序”的生成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政治与协同治理的互构过程。该秩序的核心特征体现为，多元主体在文化循环的不同环节中既保持一定自主性，又通过持续的符号协商实现某种程度的耦合：政府在建构制度框架的同时，也依赖其他主体弥补执行层面的不足；传承人在坚持本真性叙事的过程中，也适度回应教育传播的现实需求；学界在提供知识合法性的同时，也面临实践转化的现实挑战；市场在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中，也需应对原真性边界的制约挑战。此类带有张力的协同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文化意义的“协商式建构”，既为超越“保护―开发”的二元对立思维提供了助力，也为拓展协同治理理论在文化领域的解释空间提供了可能。研究提示，未来非遗保护政策有必要关注文化意义的流动特征与主体间的协商机制，在制度设计中为意义互动保留适当弹性，或有助于推动可持续的活态传承实践。

2023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一般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协同推进机制研究”（CX20230671）。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