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

摘要：在档案记忆观视域下，专题档案建设呈现数字化和社会化两大主流发展趋势。这种趋势虽为档案建设指明了方向，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档案工作者需要利用档案的建构功能，对海量档案内容进行价值判定和加工重组，让公众能够在冗杂的档案资源中获取最完整、真实的档案信息。

档案是历史记录的载体，以其真实性、原生性、广泛性和继承性的特点[1]，在集体记忆塑造和留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档案领域的社会记忆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末，并随着信息化发展而日臻成熟。档案记忆观是档案学领域在后现代语境中建构的一种新型理论范式，强调档案对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将档案视为重构社会记忆的重要工具[2]。该理论立足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学术视野，通过对档案概念的重新诠释，拓展了传统档案工作的内涵与外延，推动了档案工作者职能定位的转型。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档案开放、扩大档案利用、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推动档案馆与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在档案文献资源共享方面加强合作；要加大档案资源开发力度，统筹馆（室）藏资源，积极鼓励社会各方参与，围绕重要时间节点、重大纪念活动，通过展览陈列、新媒体传播、编研出版、影视制作、公益讲座等方式，不断推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档案文化精品。

近年来，在“十四五”规划的指导下，档案工作者进行了诸多尝试，与博物馆、纪念馆等机构合作，共同探索档案开发的有效路径，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档案与集体记忆的建构

此前，有学者从“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角度探讨了档案与集体记忆建构之间的关系[3]。为服务国家、民族、社会的文化认同建设，档案从集体记忆的保存载体转化为建构资源，成为人们根源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理性根基与身份认同的判断依据。档案工作者在解释和再现历史的过程中会主动对档案进行筛选和重组，构建附加现实意义的记忆空间，甚至其现实意义大于历史价值，也就是说，更重要的是档案对于当代社会意味着什么。

档案在整合、加工和呈现过程中需服从档案工作者的价值判断与选择，档案的选择和编排紧密围绕主题与目标展开。公众通过展览或讲座等渠道接收和消化档案信息，唤起记忆深处的共鸣，构建起自己的记忆空间。此时，这种记忆空间服务于当下社会，其现实意义大于历史价值。

在档案参与集体记忆建构的过程中，通过档案的叙事与再现，将非亲身经历的集体记忆具象化为准确的场景，集体记忆转化为细节化、空间化和社会化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人脑中经过不断重复强化、自我填充与解释，成为个人的记忆，最终构成群体对族群的集体认同。

由此可见，档案是群体认同产生与保持的核心，也是理解个人身份的重要工具，更是个人和集体归属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形成群体认同具有重要作用[4]。

为充分发挥档案在集体记忆构建中的独特作用，强化档案资源的思政教育价值，增强公众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意识，南京市档案馆利用馆藏南京国庆档案资源与梅园新村纪念馆开展深度合作，推出展览“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南京档案史料展”。

该展览运用沉浸式叙事手法，将离散的个人记忆汇聚为生动的集体记忆，实现了三重记忆转化机制。首先，通过档案的时空叙事，将抽象的历史事件具象化为可感知的场景再现；其次，依托代际记忆的相似性，促使非亲历观众在认知层面完成历史场景的自主重构；最后，通过记忆的反复强化与个体的主动阐释，使档案信息升华为群体共享的文化记忆。这种记忆的集体重构过程不仅增强了观众对历史事件的认同感，更塑造了稳固的社会共识与文化认同。

专题档案开发利用路径探究

档案作为记录历史事件的原始信息，难免存在孤立、浅显、碎片化等问题，加之档案保管机构分散、开发力量不足，导致档案的开发程度较低、影响力有限，而专题档案恰好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专题档案是为了研究和反映某一社会实践过程或该过程某一方面问题而收集的原始记录信息[5]。其特点是存在一条明确的线索或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打破档案来源的限制，整合零散的档案资源。

专题档案建设的数字化与社会化

档案资源的收集、整理和加工是档案开发的前期环节，也是档案资源深入、充分开发的基础。可获得的档案范围越广、内容越丰富，开发时可呈现的角度就越多，吸引力和影响力也越强。档案的发展呈现数字化和社会化两大趋势，顺应这两大趋势进行档案建设，不仅能提高建设效率，还能拓宽建设路径，为丰富档案内容拓展更多渠道[6]。

档案数字化是指通过扫描、数码拍摄和电子文件归档等方式，将纸质档案转化为数字信息，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储存。

本文所探讨的档案数字化处理，并非仅局限于将不易查阅的纸质档案扫描为电子档案储存这一简单的操作环节，而是利用档案数字化成果，建设专题档案数据库，整合档案资源，以信息技术赋能专题档案构建，探索更加多元的开发利用模式[7]。

一方面，档案数字化能够更好地发挥协同作用，打破空间限制，推动档案资源的远程利用，以更加便捷、高效的方式整合档案，实现各方档案资源的共建共享，构建全面、深入的专题档案系统。另一方面，档案数字化推动线上档案服务向纵深发展，依托“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增强档案的影响力，及时发布档案信息，对档案内容进行公开和深入解读，使档案研究的最新成果服务于各行各业。

档案社会化是指让档案和公众之间建立更加深刻而密切的联系，这是档案建设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民间档案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普通大众的记忆，与国家机构档案和正式文献相比，民间档案更能体现社会的多元性、复杂性、草根性[8]。在档案工作者的引导下，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成为档案的创建者和档案解释的参与者。这种交互性使得档案构建的集体记忆中出现了更多元的声音和视角。以公众为主体的档案叙事更倾向个体视角，去中心化的生活化表达更容易构建公众认同的集体记忆。

档案数字化与社会化进程看似相关性不高，但实际上数字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化趋势的深化。档案工作者基于数字化的档案资源，搭建多元传播平台，构建立体传播格局，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优势，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精心制作并发布适合网络传播的展览海报、宣传片等，吸引更多公众在线上了解档案内容和档案建设工作。这不仅打破了时空限制，扩大了展览的辐射范围和社会影响力，还推动了档案建设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专题档案资源的筛选与再整理

档案数字化不仅带来公众参与档案建设的良性发展，也让档案建设面临记忆过载的困境[9]。档案数字化降低了档案的存储成本，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量未经筛选的档案信息快速增长，加剧了公众的记忆负担。在“信息茧房”作用下，个体受限于自身认知，难以从海量的档案数据中准确识别和提取最关键、最有价值的信息，反而容易被大数据选择的信息影响，对真实的历史产生怀疑或误解，对集体记忆构成潜在威胁。作为社会记忆的守护者，档案工作者必须发挥引导作用，利用档案构建完整、真实的历史，消解公众因信息碎片化而导致的误解，抵制“后真相”时代对集体记忆的侵蚀。

档案工作者要主动对档案资源进行筛选和再整理。在数字手段的加持下，专题档案不再是一次性完成的产品，而是可以随着档案内容的补充和社会认知的完善而不断优化的动态系统。根据专题档案开发需要，档案工作者可以基于明确的主题对现有冗杂的档案内容进行选择，区分档案信息和价值层次，对有价值的、突出专题主旨的优质档案进行编辑和重组，从而向公众呈现逻辑清晰、事实清楚的专题档案。

南京国庆专题档案的开发与利用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明确提出，国家鼓励档案馆通过开展专题展览、公益讲座、媒体宣传等活动开发利用馆藏档案。其中，利用专题展览进行档案的开发与宣传是当下较为流行的方式，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联合南京市档案馆，以南京国庆档案为中心，共同推出了“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南京档案史料展”。展览确立了两条主线，明线为展示南京人民庆祝国庆方式的变化，暗线为75年来南京的城市发展。通过这两条线索，对零散的个体档案进行整合与串联，将其转化为系统化的单元内容呈现给公众，有效解决了档案的孤岛化问题。同时，这也使公众得以整体、系统地了解档案内容，形成了集体记忆，推动了档案的公众服务职能进一步发展。

多元主体合作，推动专题档案整合

南京国庆专题档案原本指的是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一批由国庆筹备委员会移交的、筹备国庆活动期间的档案资料，包含1952年至1968年间国庆节庆祝活动的会议记录、各类通知、各类票证、游行路线分布图、彩车设计图、晚会节目单等。借助举办展览的契机，南京市博物总馆联合南京市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湖公园管理处等多家单位，搜集整合了各方留存的有关国庆节的档案资料，包括南京市档案馆未公开过的国庆游行活动档案、玄武湖公园管理处留存的20世纪70年代游园游湖活动档案、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留存的南京重大游行庆典活动照片档案、南京市博物总馆下属多家博物馆国庆期间举办活动的影像资料、民间收藏家手中的国庆节游湖活动入场券等国庆相关见证物、南京艺术学院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设计的江苏彩车模型、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邮票，以及新华日报社全媒体视觉中心的摄影记者在不同年代拍摄的照片档案。这些档案原本孤立存在于不同的媒体和机构，南京市博物总馆作为展览主办方，借助本次展览的契机，统筹多家机构，将这些零散资料集中整合，形成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南京国庆专题档案。

多维叙事结构的组织与呈现

南京国庆专题档案是一套内容丰富、体量庞大的专题档案，虽然档案内容全面，涵盖活动筹备与活动当日记录的各方面，但也存在档案同质化的问题。如何从大量同质化档案中筛选出最契合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档案进行整合与加工，最终呈现一个框架清晰、主题明确的展览，成为档案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本次展览旨在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南京人民庆祝国庆节的欢乐记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强国奋进之志。展览围绕该主旨进行内容设计与框架搭建，采用了时间叙事和主题叙事相结合的方式。观众沿着展览动线参观，能够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来南京人民欢度国庆方式的改变及南京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这种变化与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亲身经历相契合，能唤起特定时代的集体记忆，增强民族自豪感。

如果说时间叙事能让观众随着展览的推进感受时代变迁，那么单元主题的提炼则有助于观众更好地理解每个阶段独特的时代主题。

展览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游行庆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南京每年都会举行国庆游行庆祝活动，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二部分主题是“游园集会”，国庆游行取消后，游园活动和文艺演出成为南京人民欢度国庆最具仪式感的表达方式；第三部分主题是“多元共存”，在1999年“黄金周”出现后，南京人民欢度国庆的形式更加多元化，旅游、购物、文化生活等齐头并进，展现出新世纪南京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时代面貌。

在时间和主题双重逻辑的展示下，观众更能捕捉到展览想要呈现的变化，即国庆庆典活动从大规模、集体性、有组织向多元化、自发性、个体性转变，完成了从重大历史事件向“无事件”的过渡，这背后反映的并非集体主义的弱化，而是个人话语权在爱国主义上的表达。

媒体赋能展览宣传，深度挖掘档案价值

为扩大展览的影响力，策展团队在开展当日同步推出了数字展览，并邀请了江苏电视台、南京电视台、《新华日报》等十余家媒体对展览进行了报道。这些报道不局限于当日新闻的简单介绍，还包括后续对展览内容的深度报道。

在展览筹备之初，南京市博物总馆便与南京市档案馆联手，利用本馆运营的自媒体向公众征集与国庆相关的展品及档案。一方面，民间档案为观众提供了更加亲切的个人视角；另一方面，以征集代宣传，提前对展览进行了预热。

展览展出期间，策展团队借助“博物南京”和“金陵档案”两个微信公众号对档案内容进行了深入解读，如南京被服厂赶制1.8万面国旗的故事、国庆游行筹备的细节、南京长江大桥的营建、国旗染料的研发之路等。这些解读深入挖掘了档案背后的故事，使展览内容更加丰富，进一步发挥了档案的价值。

（作者单位：南京市博物总馆）

参考文献：

[1]徐绪琴.档案文化为社会记忆建构提供文化支撑[J].文化产业,2024(23):16-18.

[2]丁华东.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及其理论影响[J].档案管理,2009(01):16-20.

[3]王玉珏,许佳欣.“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下集体记忆与档案价值挖掘和应用研究[J].北京档案,2021(03):6-10.

[4]王静.国外档案记忆研究综述[J].档案时空,2016(10):15-18.

[5]王上铭,蔡亚萍,吴建华.专题档案概念辨析与界定[J].档案学通讯,2015(05):36-41.

[6]周文泓,贺谭涛.档案社会化的走向与实现策略：基于《“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的展望[J].山西档案,2021(04):88-94.

[7]周慧娟.专题档案构建重大社会记忆实践探讨[J].档案天地,2023(08):44-49.

[8]夏瑞芳.档案记忆观视域下民间档案的社会文化价值发掘与开发策略[J].山西档案,2024(06):108-110.

[9]孙良玉,耿德炎.后数字时代档案记忆观对“记忆”与“遗忘”关系的再审视[J].山西档案,2024(06):97-9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