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小林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从周围环境中获取信息，其中直接信息源和间接信息源是个体获取信息的两个来源。由于儿童认知能力有限，无法完全依靠自身的直接经验获得全部信息，因此其信息获取更多依赖环境传递的信息，包括其他个体、社会群体、大众传媒等间接信息源。当今社会信息纷繁复杂，儿童如何对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作出准确判断，成为一项具有挑战性的认知任务。学界对选择性信任的解释通常围绕认识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两方面展开。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关注儿童对科技类信息提供者的选择性信任建构过程和特点。

选择性信任

选择性信任（Selective Trust）是指儿童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依据信息提供者表现出的认识性线索或社会性线索，选择向特定信息提供者询问信息或接受特定信息提供者提供信息的过程（唐卫海等，2019）。

当前，关于选择性信任的研究常用范式包括“冲突信息源范式”和“单一信息源范式”。冲突信息源范式（Koenig&Harris，2005）可分为“熟悉”和“测验”两个阶段。在熟悉阶段，研究者向儿童介绍两位信息提供者，让他们分别对几种常见物品命名，其中一位提供准确的命名，另一位则提供不准确的命名。在测验阶段，研究者会向儿童呈现其没有相关知识经验的新物品，在确认儿童不知道物品的名称后，首先询问儿童愿意向哪位信息提供者咨询物品名称，在信息提供者分别给出物品名称之后，再次询问儿童愿意相信哪位提供者的回答。与冲突信息源范式不同，单一信息源范式通常将幼儿分成两组，每组实验只向儿童介绍一名信息提供者，研究者在熟悉阶段操纵信息提供者的特征，如信息提供的准确性（Koenig&Woodward，2010）；在测试阶段，向被试呈现陌生物品，观察被试是否选择根据提供者先前呈现的信息作出选择。研究者通过比较两组幼儿运用信息提供者先前的信息解决陌生问题的程度或频次上的差异，判断幼儿是否能够依据该特征作出选择性信任行为。

认识性因素

1.信息提供者的准确性

儿童对信息的接受程度受信息提供者准确性的影响。当只面对一位信息提供者时，2岁儿童会选择放弃已有的信念，普遍信任来自他人的信息（Margherita&Patricia，2019）。随着年龄增长和知识经验的积累，3―4岁儿童可以根据信息提供者先前的准确性评估其后续提供信息的可靠性，并对先前准确信息的提供者表现出选择性信任（Clement，2004）。当面对两位不同的信息提供者时，2―4岁儿童倾向相信正确率高的信息提供者（Corriveau&Harris，2009）。

儿童基于准确性的选择性信任还体现在科技产品方面。3岁幼儿对计算机的准确性敏感度较低，尚未形成对计算机准确性的稳定认识；直至4岁时，儿童才将计算机视为稳定的信息源，并表现出对计算机和智能语音助手（DVAs）的选择性信任（Danovitch&Alzahabi，2013）。在网页存在拼写错误的情况下，8―10岁儿童也表现出对内容准确网页的偏好（Einav，2020）。综上可知，儿童基于准确性的选择性信任在3岁左右出现，4岁达到稳定水平，5岁之后其判断能力发展得更加成熟。

2.信息提供者的知识水平

信息提供者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性也会影响选择性信任。12个月大的婴儿已经能够区分知识渊博者和知识贫乏者（Behne，2012）；3岁儿童已经认识到成年人具备不同专长，在不确定新异物品名称时，3―4岁儿童选择向提供详细信息的知识渊博者询问；4岁以上的儿童能够理解更复杂的知识领域，3―6岁儿童会根据知识渊博者的意见修改自己的原有看法（Rakoczy，2015）；4―5岁儿童能够将广泛的知识与该领域最相关的人建立关联并加以归纳（Lutz&Keil，2002）。总体而言，基于信息提供者知识水平作出选择性信任的能力，在婴儿时期初步显露，3―4岁逐步发展，4岁以后儿童能够认识到“专家”具有领域特殊性（Koenig&Jaswal，2011）。

3.信息源

信息源可以分为三大类：人类、科技产品类和印刷品类。大部分情况下，不同类型的信息源会提供相同或相似的信息，但偶尔会出现所提供信息相冲突的情况。当儿童拥有基本的阅读能力之后，与人类口头传递的信息相比，他们更愿意接受与他们期望相冲突、令人难以置信的印刷信息。虽然3―4岁儿童对这两种信息源的信任程度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但5岁儿童更愿意相信印刷品类信息源（Eyden et al.，2014）。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开始接触互联网，并逐渐热衷于各类互联网科技产品（如网络游戏）和触摸设备（如平板电脑）；同时，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儿童评估来自互联网信息可靠性的能力也逐步提升。虽然4岁儿童更倾向向人类信息提供者询问信息，但5岁之后的儿童和成人更倾向依赖科技信息提供者；其中，幼儿园大班（5―6岁）与小学二年级（7―8岁）的儿童都表现出对未知来源互联网信息的选择性信任（Wang,Tong,Danovitch，2019）。

社会性因素

1.熟悉性

对信息提供者的熟悉性会影响选择性信任，但影响程度又受到准确性的调节。从出生起，婴儿就表现出对熟悉事物的偏爱，他们更喜欢熟悉的面孔而不是陌生的面孔。从依恋的角度来看，母亲作为婴儿最早的依恋对象，无论是安全型、回避型还是矛盾型依恋的儿童都表现出对母亲的信任偏好。学前儿童在物品命名时，选择信任自己熟悉的老师（Corriveau&Harris，2009）。在熟悉者准确性未知或双方准确性一致的条件下，3―4岁儿童选择无条件相信熟悉者（郭莹莹，2018），4―5岁儿童对母亲的选择性信任显著高于陌生人（祁艳，2021）。当熟悉的老师准确性下降时，4岁儿童对熟悉老师的信任程度随之下降，5岁儿童则转而信任另一位准确的信息提供者（Corriveau&Harris，2013），这说明5岁起儿童基于熟悉性的选择性信任开始受到准确性的调节。

2.面孔吸引力

人类偏爱美好的事物，即使是幼儿也不例外。面孔吸引力是影响个体第一印象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选择性信任的因素之一。4―5岁儿童能够根据信息提供者的面孔吸引力对信息提供者产生选择性信任（Bascandziev&Harris，2014）。在信息准确性一致时，4―6岁儿童对高面孔吸引力的信息提供者有明确的信任偏好；在信任程度方面，5岁儿童显著高于4岁儿童，而5岁与6岁儿童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5岁是儿童基于面孔吸引力形成选择性信任的转折期。此外，当低面孔吸引力的信息提供者提供了相对准确的信息时，幼儿对低面孔吸引力的信息提供者会产生选择性信任（唐卫海等，2019）。

3.信息提供者的人格特质

信息提供者积极的人格特质能够影响选择性信任。3岁儿童倾向于信任友好的信息提供者，善意特质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儿童对其的选择性信任（Landrum,Mills&Johnston，2013），5岁和6岁儿童能识别信息提供者的欺骗意图（Mascaro&Sperber，2010）。年幼儿童在评估信息提供者可信度时，更关注信息提供者的人格特质，年长的儿童和成人则能够相对理性地对信息提供者作出评价。

教育建议

保障信息准确，筑牢信任根基

依据研究结论，3岁左右的儿童已能基于信息准确性建立选择性信任，4岁该能力达到稳定，5岁后更趋成熟；且当熟悉者的信息准确性下降时，5岁儿童会转而信任准确的信息提供者。教师与家长作为儿童的主要信息源，其信息传递的准确性直接决定儿童信任感的建立。在日常教育中，家长需要严谨核实科普知识、生活常识等信息后再传递给儿童，避免因随口应答输出错误信息，如讲解自然现象时，需依据科学结论而非经验之谈，解答“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等问题时，应查阅权威科普资料，杜绝模糊化的回应方式。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做到知识点传递精准无误，在备课环节反复校验教学内容；面对儿童的疑问，若暂时无法准确解答，应坦诚告知并及时查阅资料后回复，而非随意编造答案。当发现先前传递的信息存在偏差时，教师需要主动向儿童致歉并纠正，简要说明误差产生的原因，以示范诚信的态度，帮助儿童建立“准确信息值得信任”的认知，筑牢选择性信任的基础。教师可以通过情景模拟让儿童对比准确与错误信息的差异，如设置两位“信息提供者”分别讲解物品用途，其中一位表述准确，另一位存在谬误，引导儿童识别并选择可信信息，强化其基于准确性的择信意识。

辨识专业资质，提升择信能力

研究表明，12个月大的婴儿已能区分知识渊博者与知识贫乏者，3―4岁儿童倾向于向知识渊博者询问信息，4岁后可认识到专家的领域特殊性。教育者需要着力培养儿童识别信息提供者专业资质的能力，引导其基于知识水平作出理性择信。在家庭场景中，家长可结合生活实例向儿童讲解不同领域专家的特征，如医生具备医学专业知识、科学家擅长科研探索，告知儿童遇到健康问题应咨询医生，而非轻信网络陌生人的建议。

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可设计“专家识别”主题活动，呈现不同职业者讲解专业知识的片段，如物理学家讲解力学原理、历史学家讲述历史事件，引导儿童判断谁是该领域的可信信息提供者，并说明理由。针对儿童易受非专业信息误导的问题，可通过案例分析让儿童明白“非专业人士的建议可能存在偏差”，如部分网红缺乏专业背景随意分享育儿知识，其观点可能不合理。教师还应鼓励儿童在获取信息时主动询问信息提供者的专业背景，如“你为什么知道这个知识呀”，培养其主动核验专业资质的习惯，逐步提升基于知识水平的选择性信任能力，避免被非专业信息误导。

规范科技使用，树立理性认知

研究显示，5岁后的儿童和成人更倾向依赖科技信息源，幼儿园及小学低年级儿童已表现出对未知来源互联网信息的选择性信任，8―10岁儿童偏好内容准确网页。面对科技产品的普及趋势，教育者需引导儿童规范使用科技信息源，树立理性择信认知。家长应陪伴儿童使用科技产品，如共同浏览科普网页、观看教育视频时，逐句核对信息细节，及时指出拼写错误、来源不明等谬误，同步向儿童传递“无明确发布主体的信息需谨慎对待”的原则。

家长需教授儿童识别网络信息真实性的方法，如查看网络平台的备案资质、核实信息是否有权威来源佐证（如健康知识需源自正规医院官网），并补充“优先选择最新发布的权威资讯”的技巧。学校可开设网络信息鉴别课程，通过实操训练让儿童学会筛选可信的科技信息，如对比百科词条与普通博客关于“地球公转”的讲解，直观区分专业与非专业内容。教师需引导儿童辩证看待科技信息，告知其科技信息并非绝对可信，如智能语音助手可能因数据误差出错、导航偶尔存在路线偏差，需结合自身认知判断。此外，需合理控制儿童使用科技产品的时间，可制订每日使用计划，明确学习与娱乐的使用时长，避免其过度依赖科技信息源；鼓励儿童结合印刷品、人类专家等多种信息源获取知识，形成全面的信息评估体系。

关注品行特质，塑造健康择信观

在社会性因素中，人格特质对选择性信任影响显著。3岁儿童倾向于信任表现友好的提供者，5―6岁儿童可识别他人的欺骗意图，年幼儿童更关注提供者的特质。基于此，教育者需引导儿童关注信息提供者的品行特质，塑造健康的选择性信任观。在家庭中，家长应以身作则，展现善意、诚实等积极人格特质，如答应儿童的事情如约履行，不随意反悔或欺骗，让儿童在日常互动中感受到“诚实友善者值得信任”。

家长可通过绘本故事、动画短片等形式，向儿童传递“善意者可信、欺骗者不可信”的理念，如讲述故事中“诚实的小松鼠分享正确信息，而狡猾的狐狸故意提供错误线索”的情节，引导儿童选择信任品行良好的信息提供者。在学校，教师可组织情景模拟活动，如让儿童扮演不同特质的信息提供者，一位表现友善诚实、耐心解答问题，一位表现冷漠欺骗、含糊其词，在二者呈现相同信息后，让儿童投票选择可信者并说明理由，强化其对积极人格特质的关注。针对儿童易被面孔吸引力误导的特点（5岁为面孔吸引力择信转折期），教师需要结合卡通形象举例告知儿童面孔吸引力与信息可信度无关，如长相可爱的卡通角色可能说假话，长相普通的反而讲真话，引导其忽略外貌因素，聚焦提供者的品行与信息准确性，建立理性的择信标准。

构建协同环境，护航择信发展

儿童选择性信任的发展需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的教育环境，为其择信能力发展保驾护航。家庭与学校应保持教育理念一致，家长与教师均强调信息准确性、提供者专业资质的重要性，避免出现教育冲突，如家长随意传递错误信息，而教师强调信息准确的重要性，此类矛盾会导致儿童困惑。学校可定期开展家长课堂，以案例分享、实操演练等形式，向家长普及选择性信任的研究成果与教育方法，如告知家长5岁儿童已能识别欺骗意图，需注重培养其防骗意识，提升家庭教育的针对性。

家庭与学校应加强沟通，通过班级群、家长会定期同步儿童择信表现，如儿童在家中过度信任网络信息，家长可告知教师，双方共同制订引导方案。在社会层面，应规范信息传播环境，打击虚假信息，加强网络平台监管，删除不实信息，为儿童提供健康的信息环境。整合社会优质资源，除邀请专家进校园开展讲座外，联动图书馆、科技馆开展择信主题活动，向儿童与家长普及择信知识，包括如何识别虚假信息、如何选择可信信息源等。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合作，为儿童选择性信任的发展搭建良好平台，助力其从幼儿时期到成人阶段，逐步形成理性、成熟的选择性信任能力，更好地适应信息纷繁的社会环境。

儿童与成人的选择性信任受认识性与社会性双维度因素调控，信息准确性、专业资质、信息源类型及提供者品行等均为核心影响变量，且随年龄增长呈现阶段性发展特征。未来，研究可聚焦儿童对科技类信息提供者的信任建构过程，深挖数字化背景下择信能力的发展规律，明晰选择性信任的发展特点与影响机制。这既能为教育实践提供科学指引，也能助力个体在信息纷繁的社会中形成成熟的信任判断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心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