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中国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宏观背景下，档案事业正处于从“电子档案”管理向“档案数据”深度开发利用的战略转型期。档案数据化并非简单的数字化扫描，其本质是将档案内容转化为结构化、标准化、机器可读且可处理的数据形态，从而释放其作为高质量数据要素的潜在价值。这一进程正深刻重塑档案知识服务的逻辑。传统的档案服务大多局限于基于目录的检索与实体借阅，难以满足数字经济时代对深层次、场景化、智能化知识供给的迫切需求。因此，探索档案数据化驱动的知识服务模式创新，不仅是档案事业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与现代化进程，服务科研创新、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关键路径。

档案数据化特征与知识服务发展现状

　　档案数据化是档案资源在数字语境中的深度演进，其核心特征体现为“资源多模态”“管理全周期”“价值网络化”。传统以纸质为主的静态、孤立的资源体系，正被文档、图像、音频、视频乃至社交媒体数据等多模态数字记忆取代，形成了刻画历史更立体的资源基础。管理逻辑从注重末端“收、管、藏”的安全保管转向覆盖档案产生、流转、归档、利用的全生命周期动态管控，通过数字签名、智能标注与自动关联，构建可追溯、可验证的数据链。更重要的是，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档案资源得以突破时空与类型壁垒，实现跨领域关联融合，从信息碎片转变为互联的知识网络，其价值通过交叉验证与深度挖掘被成倍放大。在此驱动下的知识服务发展现状呈现出两大鲜明趋势：一是服务目标从“存史”向“资政”“育人”转变，积极回应社会发展需求;二是技术应用从数字化存储向智能化服务跃升。领先机构已不再满足于建设“数字仓库”，而是致力于构建“档案知识大脑”，通过部署具身智能机器人实现档案的无损高效数字化，运用大语言模型与检索增强生成技术构建能理解自然语言、提供精准答案的智能问答系统，或利用AI进行档案开放审核，大幅提升工作效率。这些实践标志着档案知识服务正从基础的信息查询迈向深度内容挖掘与智慧化赋能的新阶段。

档案数据化驱动知识服务模式创新的现实需求

　　档案数据化驱动的知识服务创新，是应对内外环境深刻变革的必然选择，其现实需求主要源于技术迭代的内生动力与社会发展的外部期待。

　　从内生动力的技术层面看，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为突破传统档案业务瓶颈提供了全新方案。面对海量档案，传统手工操作效率低下，数据质量不均，而AI在质量校验、智能分类、流程优化等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AI驱动的光学字符识别(OCR)、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能自动提取与校正文档关键信息，实现档案的精准分类与自动著录。更深层次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的突破，正将档案工作的边界从“数字化”推向“数智化”深水区，使得对档案内容进行深层语义理解、知识关联乃至智能编研成为可能，迫切要求服务模式与之适配。

　　从外部期待的社会层面看，社会公众、政府部门及科研机构对档案资源的利用需求呈现出精准化、个性化与场景化的特征。公众期望获取档案服务能像在线政务一样便捷，实现“指尖办”“就近办”;政府部门需要档案为决策提供及时、精准的数据支持和历史镜鉴，实现“以档资政”;研究机构则希望档案资源能以更智慧的方式呈现，支持复杂知识的发现与关联，借助AI实现从“查档”到“荐档”的转变，及时回应主动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这些多元需求倒逼档案部门超越被动的信息提供，转而构建一种能够主动感知需求、智能整合资源、精准赋能应用的智慧知识服务体系。

档案数据化驱动知识服务模式创新的要点

数据采集层

　　数据采集层是知识服务创新的基石，其核心任务是以智能化、自动化手段实现多源异构档案资源的高质量、高效率数字化与数据化。传统数字化加工依赖人工拆卷扫描，存在效率低、损害原件风险高等问题。数据采集层的服务创新关键在于引入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与智能感知技术，从源头保障数据的质量与完整性。例如，北京大学档案馆部署“具身智能档案数字化服务机器人”，实现了成册档案的无拆装智能扫描、自动图像命名与信息采集，在保障原件安全的同时，将数字化效率提升至新高度，为后续知识库建设提供了海量高质量数据。对于增量电子文件，则需强化前端控制，推动“单套制”归档，打通部门间的数据通道，构建全流程电子文件在线归档模式，并运用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归档过程的保真存证，确保电子档案来源可靠、管理规范。这一层级的创新，实质是通过技术与流程的重构，完成档案从物理实体到可信数字资产的“数字重生”。

知识组织层

　　知识组织层旨在对采集的原始数据进行深度加工与语义升华，将离散的数据点编织成结构化的知识网络，这是实现智慧服务的核心环节。其创新要点在于应用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与多模态融合等技术，突破传统基于目录的浅层组织方式。首先，利用OCR、语音识别等技术，对纸质、音视频档案内容进行全文数据化。其次，借助实体识别、关系抽取等技术，构建以人、事、时、地、物为节点的档案知识图谱。杭州市档案馆探索运用NLP技术开展数据挖掘，构建知识抽取模型，形成重大事件档案专题知识库的基础单元。珠海市档案馆通过标记照片档案的人物、事件记忆点，打造智慧化的城市记忆工程。北京大学档案馆的实践更进一步，利用语义向量化技术，将多模态档案内容转化为可计算的向量并存储于向量数据库，使档案资源成为可关联、可挖掘的语义网络。这种深度知识组织能让系统理解“XX事件相关会议记录及照片”等复杂的语义请求，为智能检索与问答奠定基础。

智能服务层

　　智能服务层是知识价值的直接输出界面，其核心目标是构建精准、便捷、交互性强的用户服务通道。其创新体现为服务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即从“人找信息”转变为“信息找人”、从“关键词检索”转变为“自然语言对话”。基于知识组织层的成果，可部署检索增强生成(RAG)框架支持的智能助手。用户能够以自然语言提问，系统通过语义理解，在知识图谱和向量数据库中进行精准检索与关联，并生成结构清晰、来源可溯的综合性答案，有效克服传统检索查不全、查不准的弊端。此外，服务创新还包括基于用户画像和行为分析的个性化知识推送，将馆藏精品、学术动态或关联档案主动推荐给可能感兴趣的研究者或公众，以及开发场景化的知识服务产品，如为展览策划自动汇编史料、为政策研究提供历史脉络分析等。该层级的创新使档案服务变得“聪明”而“贴心”，极大提升了知识获取的效率和体验。

价值创造层

　　价值创造层是知识服务创新的最终归宿，其核心在于推动档案价值从机构内部资产向社会公共要素和创新赋能引擎转变，实现多元价值共创。其创新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服务范围的全域一体化。日照市构建“市域一体化数字档案平台”，通过“查档直通车”整合市、县、乡、村四级档案资源，实现群众“一点受理，全市通查”，将档案服务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与社会民生。二是赋能对象的精准化。济南市档案馆通过大数据平台分析查档热点，为党委机关及政府部门预判经济社会趋势、感知社会舆情提供数据支持，实现了档案资政服务的精准化。三是生态构建的协同化。档案部门不再是唯一供给方，而是与高校、研究机构、科技公司、文化传媒等形成多元协同生态。至此，档案工作完成了从后台保管到前台赋能、从资源储备到价值创造的全流程数据化驱动。

档案数据化驱动知识服务模式创新的实施策略

创新档案服务理念，实现从“以藏为主”到“以用为本”

　　实现知识服务模式创新，首要任务是彻底革新档案工作的核心理念，推动价值重心从保管安全向利用效能实现根本性转移。传统档案管理侧重于通过严格的制度与技术手段确保档案“存得全、存得久”，而在数智时代，“以用为本”成为新导向，强调档案如何“用得准、用得活”。这一转变要求档案部门主动将自身定位从历史的“守护者”调整为知识的“激活者”与“提供者”。

　　具体而言，在战略规划层面，将知识服务能力建设作为“十五五”期间档案事业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明确档案数据资源体系化建设与价值释放的目标和路径。在管理层面，建立鼓励创新、容忍风险的组织文化，将资源向数据治理、技术研发和服务设计倾斜。在业务流程层面，贯彻“前端控制”思想，在档案收集、整理阶段就考虑其未来的数据化与知识化应用场景，优化元数据方案。理念创新的最终目的在于使档案部门从历史的“守护者”转变为面向现在与未来的“知识赋能者”，主动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局，寻求更广阔的价值实现空间。

创新档案服务内容，实现从“信息提供”到“知识赋能”

　　服务内容的创新是模式转型的直接体现，档案服务必须超越提供档案目录或原文复印件的信息搬运阶段，致力于提供经过深度加工、可赋能用户决策与创新的知识产品。这要求档案机构扮演“知识炼金师”的角色。一方面，要大力开发基于档案数据的知识化产品，如专题数据库、历史事件脉络图、人物生平数字年谱、行业发展趋势分析报告等。这些产品是原始档案信息经过提取、关联、分析和可视化后的成果，能直接呈现知识本身。另一方面，要构建面向场景的知识解决方案：为政府部门重大决策提供历史经验与政策沿革的智能汇编;为科研机构提供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或史料证据支持;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专利、标准等档案的知识产权全景分析。此外，还可借鉴知识密集型服务的经验，发展基于档案知识的咨询服务、文化创意授权等高端业态。服务内容创新的核心在于，通过知识聚合与重组，揭示单份档案无法呈现的规律、联系与洞见，从而直接作用于用户的知识增长、问题解决和价值创造过程。

创新档案服务方式，实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推送”

　　创新档案服务方式，实现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推送”，是提升知识服务可及性与渗透性的核心路径。其关键在于服务理念的根本性转变，突破传统坐等查询的被动模式，构建全域覆盖、智能感知、主动响应的现代化档案服务体系。首要策略是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矩阵。线下在公共服务高频场所广泛布设自助服务终端，实现“就近查、随时办”;线上打造统一、便捷的数字门户，深度集成各级政务平台与智慧城市应用，确保查档服务“一网通办”且流畅易用。核心策略是推动服务智能化升级，实现从“人找档案”到“档案找人”的转变。这需要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用户潜在需求，据此进行知识关联与个性化推送，将被动查询变为主动荐档，使档案服务更具前瞻性和精准性。根本策略是深化协同机制，拓展服务边界。着力突破信息壁垒，在确保安全与合规的前提下，依托统一的平台和技术标准，大力推动跨地区、跨层级、跨机构的档案资源共享与服务协作，让公众享受无差别的协同服务。这一系列转变本质上是通过“数据多跑路”实现“群众少跑腿”，它不仅是技术工具的升级，更是服务流程、组织架构和思维模式的系统性重构。最终目标是使档案资源主动、精准、无缝地融入社会运转与公众生活，真正发挥其基础性、支撑性价值。

创新档案服务主体，实现从“单一供给”到“多元协同”

　　面对日益复杂的知识服务需求，任何单一机构都无法独立完成系统性的创新，必须构建开放、高效、可持续的“政产学研用”多元协同生态体系。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清晰界定各方角色与权责，并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协作机制。档案主管部门需超越传统的监管角色，强化战略引领与顶层设计，通过制定积极的产业促进政策、数据开放规则与标准规范，特别是推动档案管理标准与更广泛的信息技术、数据流通标准相衔接，为市场和社会创新提供清晰的“航道图”与“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档案馆必须进行深刻的功能重塑，在坚守资源安全与核心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向“开放平台”转型，将高质量的档案数据资源有序、合规地释放给合作伙伴，从而激活更大范围的社会创新潜力。

　　多元协同的真正动能源自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企业，特别是掌握前沿技术的科技公司与具备市场活力的文化创意机构，是推动服务产品化、场景化和规模化应用的关键力量。可通过政府采购服务、特许授权经营、共同开发收益分成等多元化合作模式，吸引相关企业承担智慧化系统开发、沉浸式文化产品打造、专业化知识增值服务等任务。高校与科研院所构成创新的理论基石与人才摇篮，其作用不仅在于进行前沿技术攻关与理论指引，更在于通过共建实习基地、联合培养项目、设立博士后工作站等方式，为档案行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兼具档案专业素养与数字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唯有实现政府引导、档案馆支撑、市场驱动、学术支持、用户反馈的良性循环，才能有效聚合技术、资本、智力与需求，形成驱动档案知识服务持续进化与繁荣的强大合力。

　　档案数据化驱动的知识服务模式创新，是一场深刻的技术应用、业务重塑与价值革命。它通过构建数据采集、知识组织、智能服务与价值创造的创新体系，并辅以理念、内容、方式与主体的系统性策略，正引领档案工作从封闭的保管库走向开放的知识场。档案不再是尘封的故纸堆，而是可动态生长、智慧互联、赋能千行百业的“数据富矿”与“知识源泉”。持续推进这一创新进程，必将使档案工作在保存社会记忆、激发学术创新、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作者：张晨辉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