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日臻完善，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文化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传承文化基因、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载体，并为国家与民族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档案作为记录人民群众社会活动的工具，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文化治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存、利用与传播档案等各环节均与文化治理效能息息相关。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新时代，档案数字化服务内容更为多样化，不再局限于传统档案管理，而是向档案资源整合、便捷传播与深度开发等方向发展。现阶段，我国档案数字化服务仍存在提升空间，具体数字化服务中与文化治理目标不适配的情况仍待改善，如部分服务存在形式化问题，精准性不足，无法充分发挥档案资源文化传承等价值。因此，相关从业人员应立足文化治理视角，系统梳理档案数字化服务的内在逻辑，客观分析档案数字化服务的主要困境，针对性探索档案数字化服务的优化路径，以此推动档案数字化服务不断发展完善，同时为文化治理体系的优化与全民文化自信的培育提供理论支持。

文化治理及档案数字化服务的主要概述

　　文化治理与档案数字化服务密不可分，深入掌握文化治理与档案数字化服务的核心内涵，是文化治理视角下加强档案数字化服务的重要前提。

文化治理的核心内涵

　　文化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文化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发力，以政策引导、制度规范、技术支持等相关手段优化文化资源配置，使文化资源得到有效管理与合理利用，最终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凝聚社会共识，提升整体治理效能。不同于传统文化管理模式，文化治理需要多主体共同参与，不仅需要政府主导，更需要市场、社会组织、公众等其他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共同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公众共享”的治理体系。尤其在当前，文化治理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实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文化自信，最终构建具备强大凝聚力与引领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实践维度来看，文化治理的内容较为复杂，覆盖文化资源保护、文化服务供给、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传播交流等不同内容。档案作为文化资源的载体之一，相关数字化服务也是文化治理在档案领域的具体实践，能有效促进文化资源活化利用，全面提升文化治理效能。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各地应充分融入文化治理理念，促进档案等文化资源深度融入社会发展各个环节。例如，扬州市将多项档案工作纳入《扬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推动档案工作从后台保管转向前台服务，从专业领域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扬州高质量迈入地区生产总值“万亿之城”凝聚历史智慧、注入文化动能。

档案数字化服务的核心内涵

　　档案数字化服务需要借助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完成，使传统纸质、声像、实物等不同类别的档案资源转化为可存储、可检索、可传输、可利用的数字档案资源，同时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以此为群众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精准的档案服务。依照《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 第2部分：档案数字化服务》提出的定义，档案数字化服务是承包方利用计算机技术将发包方的档案由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的处理与服务过程。档案数字化的核心在于确保档案资源得到数字化转化与利用。档案数字化服务涵盖的内容较为广泛，既包括档案扫描、录入、存储等基础环节，也包括整理数字档案、编目、检索、备份、安全防护、个性化服务供给等其他内容。档案数字化更加便捷、高效，具备更强的共享性与可复制性。相较于传统档案服务，档案数字化服务不再受时空限制，用户可随时随地利用互联网快速获取所需档案资源，档案利用效率也随之提升。从实践来看，我国档案数字化服务逐步普及。例如，泸州市“十四五”期间完成300万卷存量档案数字化，文件级目录著录及纸质、声像档案数字化率均达100%;市档案馆成功获评“全国示范数字档案馆”，成为档案数字化服务推进的典范;部分基层档案馆也逐步推进档案数字化建设，推动档案服务从“沉睡库房”走向“指尖服务”。

文化治理视角下档案数字化服务的内在逻辑

　　档案数字化服务的价值意蕴与时代诉求是文化治理视角下最为直接的内在逻辑，其中价值意蕴主要包括文化传承与治理效能两方面，时代诉求则主要包括文化自信与现代治理两方面。

价值意蕴：助力文化传承，提升治理效能

　　文化治理的核心价值之一是实现文化传承与发展，而档案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数字化服务为文化传承提供了高效便捷的路径，同时能有效提升文化治理效能，这是二者内在关联的核心体现。档案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民俗风情、价值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数字化服务能够突破传统档案传承的时空限制和载体局限，让珍贵档案资源走出库房、走进公众视野，实现文化基因的活态传承。通过数字化手段，原本存放在库房中的纸质档案、破损档案能够得到精准修复和数字化保存，同时借助网络平台实现广泛传播，让更多人了解历史文化、传承文化精神。例如，泸州市运用数字技术打造“酒城印记”“32111英雄钻井队”等线上展厅，两馆线上观展人数合计超45万人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时代诉求：彰显文化自信，推动现代治理

　　新时代背景下，彰显文化自信，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文化治理的核心时代诉求，而档案数字化服务正是回应这一诉求的重要举措，与文化治理的时代方向高度契合。文化自信的培育离不开对历史文化的认知与传承，档案作为历史的原始记录，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基因，是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素材。档案数字化服务通过深度挖掘、创新呈现档案内容，采用更直观、更便捷的传播方式，使更多群众接触并了解我国历史文化成果，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民族自豪感，树立文化认同感，真正形成文化自信。例如，各地档案馆利用数字化手段整理并传播革命档案、历史档案与民俗档案，以此促进红色基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顺利传承，在区域内形成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引领群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与此同时，档案数字化服务是数字时代档案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为现代治理提供重要的档案数据支持，通过利用智能化档案，可构建现代治理的精准型模式。在完善文化治理的过程中，档案数字化服务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拓宽至文化层面，需要合理利用数字化手段优化文化服务效果，进而带动文化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促进文化治理与现代信息技术不断融合，最终助力现代治理体系持续优化，提升整体治理能力。

文化治理视角下档案数字化服务的主要困境

　　在新时代背景下，基于文化治理视角的档案数字化服务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其中目标偏离、权力失衡、能力薄弱等重要问题亟待解决。

文化治理目标偏离

　　从文化治理角度来看，档案数字化服务目标应定位于辅助文化传承、彰显文化自信与优化治理效能等方面，但现阶段我国部分档案数字化服务目标仍存在一定偏差，尚未保持与文化治理目标同步的状态，进而导致服务难以发挥应有价值。部分档案管理部门认为，档案数字化服务仅为“纸质档案转电子”，服务过程中更关注数字化数量与速度，缺乏对档案资源文化价值的挖掘环节，也未向群众展现档案的文化内涵。在此情况下，数字化档案资源仅处于形式化状态，无法满足文化传承与公众文化需求。例如，某地基层档案馆在档案数字化环节仅完成了档案扫描、录入与存储等工作，未深度挖掘档案蕴含的文化信息，数字化档案仅用于内部检索，区域内群众无法利用档案，最终导致档案的文化传承与公共服务作用未充分发挥，脱离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所提出的“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文化惠民”等要求。

文化治理权力失衡

　　文化治理并非单一主体的作用，而是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然而，现阶段的档案数字化服务普遍存在权力失衡现象，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占比较大，市场主体与社会公众缺乏参与，最终难以形成管理合力，无形中对档案数字化服务质量及效果造成不利影响。在档案数字化服务落实环节，政府部门(档案管理部门)具备档案资源管理权与主导权，几乎可覆盖档案数字化服务全流程，从项目立项到确定技术与规范流程，再到最后服务供给，政府部门可主导各项环节，市场主体与社会公众缺失话语权。在由政府主导的单一模式下，档案数字化服务难以提升市场活力，同时创新动力不足，服务模式相对固化，既难以呈现丰富多样的服务内容，也无法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且不符合文化治理的“多元协同”理念。

文化治理能力薄弱

　　文化治理能力对档案数字化服务质量与效果造成直接影响，现阶段部分地区档案数字化服务仍存在文化治理能力相对薄弱的情况，具体表现为缺乏技术支持、专业人才不足、服务水平不高三方面，对档案数字化服务与文化治理的融合造成一定制约。其中，技术支持缺失体现为部分地区的档案管理部门尚未有效应用数字化技术，相关设备与技术平台较为缺乏，档案数字化处理效率不高且处理质量不佳。档案资源无法跨区域、跨部门共享，文化治理整体效能难以实现。专业人才数量不足主要体现为档案数字化服务对人才要求更高，兼具档案管理知识与现代信息技术、文化传播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更易胜任工作，但现阶段部分档案管理部门严重缺乏这类复合型人才，现存工作人员普遍仅熟悉传统档案管理流程，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文化价值挖掘能力均严重不足，造成了档案数字化服务无法与文化治理深度融合的现象。当前，兼具档案学、信息技术、安全管理三项核心技能的工作人员占比较低。服务水平不高体现为部分档案数字化服务缺乏精准性和针对性，未根据不同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同时服务流程烦琐、服务态度不佳，难以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和社会治理的实际需要，不符合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理念。

文化治理视角下档案数字化服务的优化路径

　　为不断完善文化治理视角下的档案数字化服务，相关主体需围绕“构建以文化认同为导向的精准服务机制”“建立以多元共治为原则的档案伦理框架”“培育以文化自觉为核心的档案专业队伍”的三维协同路径，确保实现更好的数字化服务。

构建以文化认同为导向的精准服务机制

　　为确保档案数字化服务在文化传承、文化自信培育等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避免出现文化治理目标偏离的问题，在服务过程中要坚决树立文化认同导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立精准服务机制。具体可以从档案数字化服务的文化定位入手，在各个环节充分挖掘文化内涵，避免传统管理模式下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涵等粗放式发展理念，使档案发挥自身文化价值。从档案扫描开始，后续录入与整理过程中都要融入档案文化内涵挖掘环节与文化解读环节，梳理其中的历史文化信息与价值理念，由此构建更具文化特色的数字化档案资源。例如，泸州市档案馆数字化工作更关注档案中的城市文脉，档案管理工作从“保管仓”顺利转变为“思想库”与“文化源”;同时，建立了特色线上展厅，引领区域内群众随时随地了解档案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档案馆应充分关注公众文化需求，依照需求优化服务供给，确保不同群体享受对应的个性化与精准化档案数字化服务。档案馆可以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专业档案精准检索服务，确保工作所需数据能快速定位;为青少年群体提供趣味性档案文化科普服务，使档案数字化服务与公众生活更加契合，以此提升公众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例如，咸宁市档案馆摸底民生档案资源，启动专题数据库建设，整合7个档案馆高频民生档案，实现了“网上查询、异地出证”。此外，档案馆应强化数字化档案资源传播力度，构建多元化传播平台，依托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线上展厅等各类形式传播数字化档案资源，确保更多群众通过档案探索历史文化，同时在探索过程中传承文化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彰显文化自信，逐步促进档案数字化服务与文化治理目标协同发展。

建立以多元共治为原则的档案伦理框架

　　为解决档案数字化服务中文化治理权力失衡的问题，档案馆应坚持文化治理“多元协同”的理念，建立以多元共治为原则的档案伦理框架，明确各方主体的权责，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协同治理格局。首先，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部门的引导和监管职责，政府档案管理部门应减少对档案数字化服务的直接干预，重点做好政策引导、标准制定、监督管理等工作，为档案数字化服务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其次，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具备专业能力的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参与档案数字化服务，激发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关于档案服务外包的规定，档案馆和相关组织可委托市场主体开展档案数字化等服务，这为多元主体参与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等行业推荐性标准，发包方要对承包方进行严格筛选和全程监管，承包方则应规范操作流程、履行保密义务，确保服务质量。由此可知，明确各方权责，档案馆和相关组织应当与符合条件的档案服务企业签订委托协议，约定服务的范围、质量和技术标准等内容，并且积极发挥纽带作用，组织公众参与档案数字化服务的意见征集、监督评价等工作，推动档案数字化服务更加贴合公众需求。再次，市场主体应建立档案服务管理制度，遵守有关安全保密规定，确保档案的安全，并且凭借专业的技术和服务能力，参与档案数字化的技术研发、流程优化、服务供给等环节，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杜绝将档案资源作为营利工具。最后，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加强政府部门、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公众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意见征集、监督评价、利益协调等机制，形成治理合力，推动档案数字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契合文化治理中团结共治的策略要求。

培育以文化自觉为核心的档案专业队伍

　　提升文化治理能力，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支撑。针对档案数字化服务中文化治理能力薄弱的问题，档案馆应聚焦文化自觉培育，打造一支兼具档案管理、信息技术、文化传播能力的复合型档案专业队伍，为档案数字化服务与文化治理的深度融合提供人才保障。首先，加强人才培养，建立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对现有档案工作人员进行系统培训，重点提升其数字化技术应用、文化价值挖掘、文化传播等能力，使其能够适应档案数字化服务和文化治理的需求。在此基础上，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设档案数字化、文化治理相关专业课程，培养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的专业人才，充实档案专业队伍。其次，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将档案数字化服务质量、文化价值挖掘成果、公众满意度等纳入考核范围，对表现优秀的工作人员给予表彰奖励，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再次，吸引优秀的复合型人才加入档案管理队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提升队伍整体素质。针对复合型人才缺口扩大的问题，档案馆可通过提高薪资待遇、完善职业发展路径等方式，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最后，强化文化自觉培育，引导档案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增强其对档案文化价值的认知和认同，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与传播的责任。在档案数字化服务过程中，档案馆应主动挖掘档案的文化内涵，创新服务模式，推动档案数字化服务与文化治理深度融合，提升文化治理效能。此外，加强工作人员的保密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杜绝数据泄露、违规操作等问题，保障档案资源的安全。

　　综上所述，在文化治理视角下，档案数字化服务是档案工作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衔接档案工作与文化治理的重要桥梁，具有助力文化传承、彰显文化自信、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价值，与新时代文化治理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当前，我国档案数字化服务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如各地的档案数字化服务实践已形成可借鉴的经验，但在实践过程中仍普遍存在文化治理目标偏离、权力失衡、能力薄弱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制约了档案数字化服务价值的发挥，也影响了文化治理效能的提升。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立足文化治理的核心要求，构建以文化认同为导向的精准服务机制，让档案数字化服务回归文化传承与治理赋能的核心目标;建立以多元共治为原则的档案伦理框架，打破单一治理格局，形成协同共治合力;培育以文化自觉为核心的档案专业队伍，补齐人才短板，提升治理能力。

　　作者：王钰蕊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