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玉麟

青铜文明时期是青铜时代的高级阶段。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不仅广泛应用于日常生产生活和军事领域，更在上层建筑领域以铜礼器的形态，成为支撑社会精神内核的重要载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东周时期的青铜器不仅具有一般器物的实用性，还具有彰显权力的政治性。青铜礼器作为青铜文明时期的典型代表，更具有区别于一般文物的独特性：其不仅具有立体文物（如瓷器、漆器）的形式价值，还作为文献的载体，拥有与文献藏品同质的内容价值。由于时代久远，许多青铜藏品已失去了原貌，这不仅大幅提升了文物修复与展出的难度，还对青铜文明展览中的藏品阐释提出了更高要求。

美国国家阐释协会将“阐释”定义为“一种既能激发观众兴趣又能解释资源意义的情感与思想的交流过程”。近年来，我国博物馆在数量规模和社会关注度上均实现显著提升，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到《假如国宝会说话》《国家宝藏》等节目，都为中国古代文物的阐释工作提供了助力；然而，公众在博物馆中“看不懂”“靠自悟”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对此，有学者认为，应系统构建博物馆藏品阐释体系，以达到传播知识与教育民众的目的。

“变局――春秋时期的晋与秦”（以下简称“变局”）展览于2025年1月1日在山西博物院开展。作为山西博物院的“开年大展”，“变局”的藏品陈设、空间设计等阐释环节皆可圈可点。本文通过分析“变局”展览中典型藏品的阐释手段与应用技术，以及展厅布置与空间切换的特点，探索青铜文明展览中藏品阐释的一般路径，为同类展览的策划提供思路。

从个例分析青铜文明展览策划

“变局”展览是一场聚焦青铜文明时期的专题展览，选取了206组春秋时期的珍贵文物，意在回溯晋与秦两大强国在历史舞台上相互制衡、相互争锋，并于时代变局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展览不仅体现了地域文化与展览策划之间的联系，还彰显出传统陈列与新兴技术的融合，凸显了青铜文明展览的特色，为青铜文明策展提供重要参考。本文将从内容设置、空间设计等方面考察其策展过程中可资借鉴之处。

从内容设置的多元性看阐释路径的创新性

在历史类博物馆中，文物陈列展览是向观众传递历史知识、激发思考和体验历史的重要方式，也是博物馆展览规划和实施中的关键环节。“变局”展览的参展文物按类型可分为三部分：一是青铜礼器（鼎、簋、鬲等），此类展品数量最多，保存情况较为完好；二是青铜货币、青铜兵器等实用型青铜器，此类展品保存情况各有差异，甚至部分展品并非原件；三是金饰、墓葬等附属展品，此类展品多佐以图片、影像等材料。针对多元化的藏品，展览采用了多种阐释方法以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

针对青铜礼器，“变局”展览采用“实物+铭文释义”的方式进行藏品阐释。青铜实物上的铭文多难以辨认，展览将铭文拓写下来，并附释文与铭文释义；同时，在展品名称的卡片上标明文物名称、时代、出土地、馆藏地，并附有展品尺寸等其他重要信息的二维码（如图1所示）。这是“变局”展览中对藏品非言语阐释模式的创新――既方便观众接收藏品中蕴含的最主要信息，又避免了信息冗余。通过这些手段，具有历史价值的藏品变为博物馆中兼具文化价值与美学价值的展品，大幅提升了博物馆的知识传播能力。根据赫曼森的博物馆学习内在动机理论，一项活动目标明确，反馈准确及时，活动要求和行为者能力相匹配，可以促使参与者将全部身心投入这项活动。在“变局”展览中，青铜铭文的释文与释义不仅降低了参观者对展品的理解难度，还强化了青铜文明展览的叙事性，将诸多青铜器与春秋时期晋秦两国的历史事件勾连，不失为一条富有新意的藏品阐释路径。

针对青铜兵器等实用型青铜器，展览采用了多种媒介结合的方式。对于数量较多的布币、戈，选用传统“实物+基本信息”的方式进行呈现；对于较为珍贵的藏品（如金柄铁剑），采用“3D投影+详细介绍”的方式，将其花纹、尺寸等细节信息全面呈现给观众（如图2、图3所示）。3D投影技术以三维视角展现了金柄铁剑的外形，右侧的详细介绍则指明其特点与价值，两种呈现方式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人文技术在博物馆藏品阐释中的应用日趋广泛，推动传统博物馆学从“以器物为中心”向“以人与知识为中心”的新博物馆学转型。“变局”展览运用多样化手段对历史知识进行系统的可视化呈现，实现了多维度、多层次、可扩展、可探索的展示效果，具有良好的可及性。这一过程正是对博物馆核心职能“藏品阐释”的现代化重构与再造。根据弗里曼・蒂尔登的诠释原则，“诠释的主要目的是激发受众的探索欲，以拓展其兴趣和知识视野，并获得对隐藏在任何事实陈述背后的更大真理的理解”，数字人文技术正是通过可探索的特性，将单向而枯燥的权威解说，转变为支持观众自主探索、主动发现的学习环境。

对于博物馆，视觉是观众对藏品及其历史背景认知构建的重要一环。数字人文技术从视觉入手，将展览中的工艺细节、历史脉络等知识具象化，并通过互动式界面设计提升了观众与展品的互动性，对博物馆的藏品阐释大有裨益。正如中国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新定义中所强调的，博物馆的阐释工作超越了简单的信息传递，成为促进“批判性对话”和“知识共享”的实践。山西博物院对数字人文技术的应用，有效推动了博物馆的藏品阐释工作，是博物馆在数字时代提升藏品阐释交互性与可及性的重要路径。

在展品的排列顺序上，“变局”展览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分为“肇创东周―驰骋春秋―兴动天下”三个篇章。在第一篇章展出洛阳东周王城、礼县秦公大墓等文物，展现了东周初年周王室衰微的社会变革，以及晋、秦两国的立国根基与早期发展轨迹；在第二篇章展出晋公盘、上府、秦公鼎等标志联姻结盟的文物，意在表现秦晋两国从修好到制衡，再到兵戎相见的复杂关系；在第三篇章展出赵卿鸟尊、蟠龙纹方壶等文物，呈现出晋国卿族崛起引发的“三家分晋”与秦国实力积淀的历史进程。“变局”展览通过丰富的媒介展示与阐释方式，勾勒出秦晋两国的战与和，是青铜文明展览的优秀范例。

从环境设计的协调性看阐释路径的多元性

展厅的环境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调动观众的内在情感，影响观众对展品的认识，是博物馆藏品阐释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变局”展览在展厅布置、场景切换等方面皆与青铜文明的主题相扣，空间规划协调且富有特色。

“变局”展厅门口采用金文书写展览名称，并以青铜色勾勒春秋主要国家位置关系，为展览奠定了青铜文明基调（如图4所示）；序厅正中有“秦晋源流”四面式的数字影像（如图5所示），同样以金文书写“秦”“晋”字样，展现春秋时期战乱不断、秦晋两国势力相当的历史背景。展厅中光线较为昏暗，以绿色与金色为主要色调，并辅以青铜蟠螭纹（如图6所示），端庄肃穆，有效提升了观众的审美体验，同时引导观众将关注的重心放在青铜器上。对于更著名的展品（如秦公鼎），使用四面通透的玻璃展柜将其置于中央，并将其铭文字样及释义印于玻璃上，使展厅更加通透，极富典雅之美。这些展厅布置，符合观众对青铜文明时代的普遍认知，既便于观众沉浸式参观，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也有效激发了他们深入学习、探索青铜器知识的热情。

展览的第二篇章与第三篇章分别位于两个展厅，其场景切换巧妙，由三部分组成：首先为秦晋会盟的图景，文武百官集于一处共商国事，颇具年代感；其次为浮雕墙面，投影的文字为“晋与秦，春秋之雄邦，势倾中原，争霸天下。兵戈相交，风云变色，其战也，关乎社稷兴衰，列国格局之变”，承接“驰骋春秋”篇章中秦晋时战时和的局势，也为下一篇章将视野扩展至天下作了铺垫；最后为映有“重耳朝于武宫”图像的圆弧形显示屏，选取春秋时期晋国霸业中的典型故事，再次点明展览的主题。这种场景转换方式，采用数字媒体与传统信息结合的模式，通过标志性的场面和事件强调展览的时间序列，兼具美学与严谨性；同时，作为篇章间的过渡，避免了观众的审美疲劳，让观众在欣赏文物的同时了解相关历史故事。

由是观之，“变局”展览的藏品阐释路径颇为多元，既依托文字、图示等传统媒介，也运用数字技术等新兴手段；既以文物本身为核心进行阐释，又注重对展览环境、色彩和空间形态的系统性设计。此外，“变局”展览提供人工讲解，通过生动有趣的讲解加深观众对文物的了解，使历史故事更加通俗易懂。上述藏品的阐释过程不仅增强了展览的生动性与趣味性，还有助于观众主动学习历史知识，获得更加丰富的参观体验。

青铜文明展览策划与阐释经验总结

春秋时期的众多诸侯国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因此山西、陕西等地在青铜文明策展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地区此前已策划过多次青铜文明主题展览，如“吉金・中国――中国青铜文明的兴起与繁荣”（陕西历史博物馆）、“器以藏礼 物以载道：大河流金――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特展”（山西博物院）等。这些展览多以青铜文明发展源流为脉络，探究青铜文明产生与礼乐文化形成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以往的青铜文明主题展览多以宏观视角将青铜文物按时间顺序串联起来，“变局”展览则将策划的重心置于秦晋两国的复杂关系以及特定时段、特定区域的历史故事，实现了从“点”到“线”的跨越，为青铜文明展品阐释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创新路径。

首先是展品的语境化阐释。展品的语境化阐释不仅是一种展示手法，还是当代博物馆展品与观众关系转向的重要体现。“变局”展览将青铜器置于秦晋两国交往的历史语境，通过文字解读、图片展示与展厅氛围的全方位构建，让观众得以沉浸式感受春秋时代的风云变幻。事实上，每件展品在展览中被安排在何种位置，既取决于展览的核心主题，也需服务于展览主题的表达与深化。在“变局”的策划中，每件展品不再是孤立的文物藏品，而是秦晋两国盟誓、征伐、联姻等复杂关系的重要物证。这种以叙事逻辑重新编排展品的策展方式，践行了历史学研究中“以物证史”的核心理念，为观众提供了欣赏青铜文物、理解青铜文明的全新视角。

其次是展示媒介的系统化设计。“变局”展览在微观与宏观层面构建了清晰的媒介系统：对于单件的青铜礼器，采用“器物―铭文释文―铭文释义―基本信息”的方式；对于整个展览，整合了“实物―图文―数媒―语音”多种媒介手段。这一设计并非诸多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系统化设计将展览编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依托不同媒介调动观众的不同感官，促进观众对展览藏品的深度认识与理解。系统化的媒介设计不仅传递了历史信息，更打造了沉浸式体验，使观众在不同媒介中自然而然地完成对展览主题的深入理解。

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早在先秦时期便依托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体系。如今，山西博物院对青铜礼器乃至青铜文明的阐释，无不彰显着晋文化的蓬勃生命力。从博物馆学科的角度看，“变局”展览综合运用环境阐释、非言语阐释与言语阐释模式，通过对铭文的精细诠释以及对篇章衔接的独特设计，将青铜器背后的历史故事、博物馆的整体风貌完整地呈现给观众，是对青铜文明展览藏品阐释路径的创新。从观众视角看，“变局”展览扎根三晋大地，将山西独有的历史文脉、璀璨的青铜文明与奔流不息的黄河文化熔于一炉，其价值早已超脱青铜器本身带来的视觉震撼，更勾勒出一幅兼具浓厚地域色彩与深刻文化记忆的精神图景。笔者在观展过程中，深刻感受到展品及其背后的故事与家乡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由此生出深入探究晋秦历史与青铜文明的浓厚兴趣。这亦是“变局”展览藏品阐释的成功之处――它没有停留在对藏品的展示，而是走向对话；没有局限于藏品本身，而是成为连接人与土地、承载情感与记忆的文化桥梁。唯有让观众带着自身的情愫与思考离开展厅，一场展览才真正实现了从陈列到叙事、从知识传递到文脉联结的飞跃。

总之，无论阐释路径如何变化，历史类博物馆策展的根本目的，始终在于为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滋养。在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的今天，博物馆将藏品变为展品亦是一场“在变局中开新局”的探索过程。正如“变局”展览的结语所说，“晋与秦在社会变革中走在时代前列，牵动了天下变局，引领了社会发展走向，凝聚起奋发图强、开拓创新、兼容并蓄的时代精神，融入民族血脉，植入文化基因”，研究者应将此精神投入文化工作，开辟博物馆藏品阐释更加多元的路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