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君卉

现围绕口述历史在文化馆史研究中的作用、价值与基本特征，结合江苏省文化馆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具体实践，从发起原因、实施流程、社会价值、存在问题等维度，探讨口述历史在文化馆史研究中的实际应用，分析口述历史工作中存在的访谈对象覆盖面狭窄、访谈形式与传播路径单一、访谈内容局限等问题，并提出通过规范流程、多方合作、转变观念等方式，推动口述历史在文化馆史研究中的应用拓展与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口述历史研究在中国呈现开放多元的发展格局，整体获得蓬勃发展。相较文字叙述，口述历史是研究者通过体系化或专题性提问，引导受访者以口述形式陈述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历、见闻、感受与观点，再借助录音、影像等手段记录受访内容与历史信息，最终形成史迹与史料的完整过程。它的存在不仅能保存微观、个体化的历史记忆，更能丰富宏观历史事件的细节。文化馆口述历史特指对文化馆建设发展的主要决策者、推动者、亲历者、见证者，以访谈为主要形式开展口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以弥补文化馆文献史料、实物史料的不足与缺失，从多渠道、多维度、全方位还原文化馆的发展历程。在我国，文化馆史研究较图书馆史研究起步较晚，当前文化馆口述历史领域的学术成果较少，仅在非遗传承人口述史方向开展了初步探索。江苏省文化馆是全国较早开展文化馆史研究的文化馆之一，在研究初期便将口述历史贯穿应用于文化馆史料整理、收集、考证的全过程。基于江苏省文化馆在推进口述历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口述历史的价值意义、逻辑关系及内在特征等，尝试探讨其在文化馆史研究中的应用拓展与科学路径。

文化馆口述历史研究的意义

口述历史最早起源于美国。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成立，标志着口述历史的诞生。20世纪70年代，口述历史从单纯的史料搜集发展到记忆研究的新阶段，并开始正式应用于博物馆、图书馆的常规工作及学术研究各环节。21世纪初，国内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逐渐意识到口述历史工作的重要性，将其纳入重点工作。口述历史以其不可再生性与无可替代性，成为公认的社会记忆保存方式，承担着守护与传承人类文明的重任。2020年，国家图书馆“口述国图”项目耗时数年完成，对30余位国家图书馆老馆员开展口述历史采访；2023年，广州图书馆在建馆40周年之际，实施了口述历史项目。文化馆作为与博物馆、图书馆功能相似的社会记忆存储机构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构，在开展文化馆史研究时，必须重视并加强口述历史工作。口述历史不仅可以辅助史料考证，对于文化馆从业者树立职业认同、构建精神谱系、增强行业责任与使命，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馆口述历史研究的特征

近年来，口述历史在文博领域的实践运用逐渐广泛且深入，不仅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特征。

口述对象的广泛性

口述历史被称为“被提取和保存的记忆”，是社会各阶层人士都能参与的学术领域。文化馆口述历史能有效解决文化馆史客观叙述的问题，其受访对象的范围较为宽泛，既包括文化馆发展历程的亲历者，也涵盖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者，还涉及享受文化馆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受益者。通过多视角评述同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倾听更广泛人群的声音，可以让相关研究更接近历史真相，减少公众质疑。

口述内容的叙事性

叙事性是口述历史的另一鲜明特征。叙事是指在特定时间与因果关系框架下，对有联系的一系列事件进行符号化再现，它不仅是对事实的论述，还需融入叙述者的观点与态度。受访者在口述文化馆具体历史事件时，会在梳理人、地、时、事的基础上，补充对事件本身的观点与态度评述，形成兼具信息传递和情感表达功能的叙事文本。

口述细节的生动性

口述历史对象的广泛性，决定了其口述细节的生动程度。作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受访者用质朴的语言、真实的回忆与饱满的情感陈述，不仅能详细描述历史事件细节，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口述内容的真实性，还会受时代精神影响，阐述历史事件过程及背后的更多关联信息。这一特点突破了预设文本的采访范围，使访谈兼具了生动性和不可预测性，既能将采访者代入具体历史情境，还能引申更多话题，获取更丰富的信息。

口述历史具有集体性记忆特征

受访者口述历史时，可能对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产生共同回忆与描述；在了解其他受访者的叙述后，也会受到启发，从不同视角重新解读事件。此外，口述历史成果呈现后，还会唤醒特定时期乃至当代社会大众对该历史事件的群体记忆，从而获取更全面的信息要素。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口述历史将群体记忆转化为文化记忆的过程，从而实现口述史料的长期延续与保存。

文化馆口述历史研究的肇始

2024年，在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期间，江苏省文化馆初步完成本馆馆史的梳理工作。在梳理过程中，部分重要文献资料缺失的问题逐渐显现，口述历史工作便应需启动。初期口述历史工作以访谈形式邀请六位退休老同志口述阶段性历史。通过访谈，部分入展史料得到相应考订；同时，受访者在回顾江苏省文化馆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与重要活动时，展现出老一辈文化馆人干事创业的行业风貌与精神内核，重现了他们与文化馆同奋斗、共成长的历史情境，也为年轻一辈文化馆人赓续优良传统提供了宝贵学习资料。

口述历史在文化馆史研究中的应用

江苏省文化馆首期口述历史访谈录制工作，主要经历四个阶段：一是根据现存史料缺失情况，确定口述历史的时间范围；二是综合历史事件的重要程度，选择合适的受访者；三是依据现有档案等文献资料，设计采访提纲；四是从采访素材中提取有效信息，梳理形成阶段性史迹。

确定口述历史的时间范围

江苏省文化馆的前身是1915年在南京韬园创办的中国首家省立通俗教育馆，即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旧有文化教育机构进行改造，多数机构改设为公共图书馆和人民文化馆。1956年，江苏省文化馆成立，最初名称为江苏省群众艺术馆；1959年9月，由于机构调整，江苏省群众艺术馆暂时停办，1980年恢复办馆；20世纪80至90年代，江苏省文化馆先后经历四次迁址，且受限于电子化办公尚未普及、档案管理工作尚未规范等因素，这一时期的现存有效史料较为匮乏。基于此，江苏省文化馆将首期口述历史的时间范围确定为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

选择口述历史的受访对象

江苏省文化馆在选择首期口述历史受访者时，主要围绕以下四类核心人群。一是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如1980年江苏省群众艺术馆复馆时最早一批工作人员；二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决策者，如2002年推动向原文化部申请机构更名的老馆长；三是重点工作的突出贡献者，如牵头启动江苏省级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分管领导；四是长期关注文化馆事业、对文化馆有特殊感情的退休人员。首期最终确定的六位受访者分别为：江苏省文化馆原财务科科长宋佩霖、江苏省文化馆原馆长金恩渠、原江苏省群众艺术馆音舞科科长洪云、江苏省文化馆原艺术总监李永、江苏省文化馆原馆长陈蜜、江苏省文化馆原艺术指导张胜。

设计口述历史访谈内容

江苏省文化馆首期口述历史的访谈话题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适用于全体采访对象的格式化访谈题目；二是根据受访者的特殊身份设计的个性化话题。受访者宋佩霖是1980年江苏省群众艺术馆复馆时仅有的三名工作人员之一，其余两人中一人已离世，一人入馆不足一年就调至其他单位。因此，宋佩霖成为1980年江苏省群众艺术馆复馆事件最佳受访人选。受访者金恩渠于1981年入馆，任职期间经历了文化馆三次迁址、更名等重要事件。受访者洪云是江苏省群众艺术馆复馆后的首位业务干部，其参与编排辅导的作品《担鲜藕》，在1986年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中荣获创作、表演、辅导三项一等奖，是江苏群众文艺作品首次获全国专业评审认可并向全国推广的亲历者。受访者李永是江苏省文化馆最早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成员之一，见证了江苏非遗保护工作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重要历史阶段。受访者陈蜜于1985年入馆，是江苏省文化馆参与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等对外交流活动的主要负责人。受访者张胜是江苏省文化馆业务骨干，其参与创作、辅导的多个作品获文化和旅游部“群星奖”。个性化话题基本围绕上述受访者个人经历与核心贡献设计。其中，格式化提问保障了访谈的完整性、提升了工作效能；个性化话题在时间维度上相互关联、前后补充，使得访谈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引发受访者的情感认同，避免在访谈中出现同质化现象。二者共同组成了此次口述访谈的主要内容。

提取口述内容的历史轨迹

基于对每位受访者访谈过程进行梳理与分析，首期访谈提取出江苏省文化馆发展历程中的多项重要事件。1980年江苏省群众艺术馆复馆情况、馆址变迁、20世纪80年代江苏省群众艺术馆重点工作及突出成就、机构更名（江苏省群众艺术馆更名为江苏省文化馆）、文化馆的功能与定位、首次承办中国艺术节、江苏省非遗保护工作筹备与首创、参加重要国际交流活动等。将这些事件按逻辑排序串联后，基本梳理出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江苏省文化馆的事业发展脉络，明确了这一特定时空背景下人、事、地、物的逻辑关系，形成阶段性历史轨迹。此外，首期口述历史访谈的录音及影像资料总时长超12小时，完整记录6位受访者的采访过程，经剪辑后形成可视化成果专题片《记忆里的时光――我与江苏省文化馆》（第一集）。

口述历史工作的现存问题及思考

自江苏省文化馆开展馆史研究以来，口述历史工作始终作为重要环节贯穿其中。当前，文化馆口述历史以叙述访谈为主要形式，访谈对象多为文化馆退休职工，存在访谈对象覆盖面狭窄、访谈形式和传播路径单一、访谈内容局限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导致主观表述与客观事实存在偏差，不利于科学史观构建，还在受访者真情实感的完整表达上形成阻碍，同时忽略了多样化视角的融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口述历史的应用价值。

采访工作的紧迫性与不可预知性

研究表明，见证文化馆事业发展的老馆长、老职工正趋于老龄化，这使得文化馆口述史历史工作具有极强的紧迫性。以受访者洪云为例，其年逾九十，实际采访过程与采访计划出入较大。受听力障碍影响，洪云在正式受访时只选择了自身印象最为深刻的历史事件，始终在个人既定逻辑中阐述、释放情感，未能在采访人员的引导下实现有效表达，且受现有条件限制，无法开展二次采访。此类突发情况对采访素材的整理与还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工作人员不仅要对采访素材进行深度思辨，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还要在反复比对、多渠考订的过程中，逐步建立科学、合理、完善的口述历史实施体系。

访谈形式的单一性与程式化

目前，口述历史的采访形式尚停留在提问与回答的常规形式，这种单一的采访形式难以给受访者营造松弛的采访环境。以江苏省群众艺术馆复馆的重要见证者宋佩霖为例，她在职期间长期负责财务科工作，受工作性质和个人性格影响，曾多次委婉拒绝访谈邀约；即便在后续实际采访中，宋佩霖也多次表示不适，导致采访几度中断。可见，单一的采访形式会对不同受访者产生不同的情绪和心理影响，直接影响采访实际效果。此外，在首期口述历史访谈开展期间，采访团队意外发现部分受访者手中持有重要历史资料与实物，反映出采访前期的沟通和调研工作存在不足；未对受访者信息做深入研判，暴露出采访过于程式化的问题。

采访对象的身份局限与覆盖面不足

江苏省文化馆首期口述历史的受访者均为文化馆退休职工，尽管涵盖管理者、业务干部等不同身份，但始终未跳出“文化馆职工”这一单一职业范畴。在表述同一历史事件时，同一职业身份的亲历者易出现视角与观点的相似性，难以充分还原多元历史情境。基于此，江苏省文化馆逐步扩大采访对象覆盖面。新的采访范围不再局限于文化馆主要决策者、重要工作或重大活动的亲历者，而是将采访对象扩展至上级有关单位决策者、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从文化馆走出的历史名人、文化馆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方与受益者，尤其注重邀请与文化馆有紧密关联的多重身份人群。

传播途径的多元化和数智化

以江苏省文化馆为例，目前其口述历史呈现方式主要包括线下展播与线上数字资源两种。其中，相关口述历史短片在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2024年“我与文化馆”主题短视频创作征集活动中，荣获“优秀作品”称号。在后续工作中，江苏省文化馆将持续推进口述历史工作，一方面，继续录制专题片《记忆里的时光――我与江苏省文化馆》（第二集），并结合“精彩群艺――分享・传播”系列活动中的“群英风采”微视频制作工作，采访从文化馆走出的文艺名家、多年扎根文化馆事业的杰出代表，以及新时代奋进在文化馆工作一线的中青年文化馆人代表；另一方面，加强与高校、档案馆、研究中心等机构合作，拓展口述历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融入跨学科传播视角与多元化研究视野。同时，借助新媒体传播的迭代更新，探索口述历史数智化创新机制与路径，秉持“讲好文化馆历史、讲好文化馆故事”的工作理念，推进文化馆口述历史工作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口述历史与文化馆史研究的有机结合，不仅能在史料考证、史迹呈现、史境重现等方面推动文化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还能在新老文化馆人交流互鉴中激发文化馆人的职业精神，赓续文化馆行业优良传统。文化馆应持续发挥口述历史的研究优势，将口述历史研究的理念、方法运用到文化馆实际工作各环节，不断突破应用局限；同时，需充分认识口述历史工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扩大采访对象的覆盖面，拓宽采访形式和传播路径，在历史研究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推动文化馆史研究及文化馆事业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江苏省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