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辨析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三阶段、两次迭代”的演进框架，并从技术支撑、业务形态、核心职能、机构定位四个维度展开分析。研究指出，互联网普及推动了博物馆数字展示的形成，使数字技术从内部管理转向公众资源传播;2014年前后，在4G、物联网与智慧博物馆试点的推动下，数字展示由“内容上线”升级为贯穿展前、展中、展后的智慧服务;2021年前后，5G、数字孪生、XR与AIGC等技术融合，进一步推动博物馆进入虚实融合与生态协同阶段。研究认为，其演进本质是制度逻辑与社会角色的重构，受技术进步、政策引导、需求升级与职能重构四重动力耦合驱动，核心指向是提升文化遗产的可及性、参与度与价值协同治理能力。

　　博物馆作为保存、研究、展示和传播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机构，其社会职能始终随着技术条件、制度环境与社会需求不断演变。进入数字时代后，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文物信息采集、馆藏管理和展览传播方式，也在不断拓宽博物馆的空间边界、服务边界和组织边界。

　　1984年，上海博物馆设立电脑室，这一时期虽被视为中国博物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节点，但技术应用主要服务于馆藏电子化、数据库建设和内部管理，尚未形成真正面向公众的数字展示体系。因此，若以“数字展示”为研究对象，不能简单将1984年视为其开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应始于互联网普及后，博物馆借助网络平台向公众持续提供线上展览、馆藏信息与教育服务之时。

　　既有研究对中国博物馆数字化转型已有较多讨论，涉及馆藏数据库建设、数字展览、智慧博物馆试点、元宇宙博物馆探索等多个方面。但从整体上看，现有研究仍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较多聚焦于某一技术应用或某一发展阶段，缺乏贯通历史脉络的整体性分析;二是“信息化”“数字化展示”“智慧化”“元宇宙化”等概念混用，导致分期标准与论证逻辑不够统一。基于此，本文将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界定为“三阶段、两次迭代”的演进过程，并从技术、业务、职能、定位四个维度加以分析，以揭示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演化背后的结构逻辑与价值指向。

互联网应用起步与博物馆数字展示形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博物馆开始将计算机技术引入馆藏登录、编目、检索与档案管理。1984年，上海博物馆设立电脑室，此后馆藏信息电子化逐步在国内博物馆展开。这一时期的技术应用主要服务于内部业务流程优化，目标在于提高管理效率，并为后续信息共享奠定基础。

　　从研究对象界定看，1985年后，中国博物馆开展的馆藏管理信息化虽推动了文物信息的标准化和数据库建设，但其主要服务于内部管理，因此更应被视为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的前史，而非数字展示本身。严格意义上的数字展示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进入公共文化领域，博物馆开始通过网站向公众发布馆藏、展览和教育信息，数字技术也由后台管理工具转变为连接文化资源与公众需求的传播媒介。

　　从业务形态看，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是各类博物馆官方网站和初级数字展览平台的建设。故宫博物院(见图1)、上海博物馆(见图2)等头部机构率先通过官网发布展览资讯、馆藏精品图文和基础教育内容，部分博物馆还尝试推出虚拟展览、在线参观、展览专题页等网络产品。这些数字展览仍以静态图文、二维页面和栏目式浏览为主，但这些实践表明，博物馆第一次在数字空间中建立了面向公众的稳定展示界面，数字技术的服务对象也首次由馆内人员拓展至社会公众。

　　从展示逻辑看，数字展示实现了从“以藏品管理为中心”向“以公众传播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变。公众无需进入实体场馆，即可通过网络浏览文物图像、阅读展览说明和获取相关知识，博物馆公共服务也由实体空间延伸至网络空间。

　　从职能演变看，这一阶段促使博物馆多项传统职能外扩。传播职能由单一的线下展厅传播转向线上线下并行，教育职能由现场讲解延伸为持续更新的在线知识服务，服务对象也由到馆观众扩展至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博物馆的价值逻辑开始由相对封闭的“以物为中心”，向更加重视共享与公共服务的“以公众为中心”转变。

　　总体而言，互联网应用起步阶段奠定了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的基本范式，即以网络平台开放文化资源，延伸展览传播与教育服务，并为智慧展示、虚实融合奠定经验和用户基础。但其局限在于，以静态图文为主要形式，沉浸交互不足;系统分散、标准不一，数据共享有限;服务停留于信息发布，缺乏全过程嵌入与个性化。因此，它仍属于“内容上线”阶段，也成了后续迭代的前提。

4G支撑博物馆全职能智慧化升级迭代

　　如果说互联网应用起步阶段解决的是“博物馆能否在线上展示”的问题，那么2014年前后开启的智慧博物馆建设，则进一步回答了“博物馆如何借助数字技术优化全过程服务”的问题。这一转变成为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发展的第一次关键迭代。

　　21世纪初，4G、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逐步成熟，为博物馆由网站展示走向系统化智慧服务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公众文化消费和参观行为发生变化，静态网页和单向信息传播已难以满足个性化、互动化和场景化需求。因此，数字展示开始由资源上线模式转向全流程、全场景的智慧服务模式。

　　2014年，国家文物局启动首批智慧博物馆试点，提出以“智慧保护、智慧管理、智慧服务”为核心的建设方向。这一变化意味着博物馆数字化不再局限于单项技术应用，而逐步发展为覆盖藏品保护、展览展示、观众服务和馆务管理的整体性转型。对数字展示而言，其核心变化不只是增加电子屏幕和数字装置，而是由“展示内容的数字化呈现”转向“参观过程的智慧化组织”。

　　在第一次迭代过程中，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逐步呈现出移动化、互动化、线上线下联动化与后台数据化等特征。依托App(见图3、4)、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等移动平台，预约、导览和教育服务被整合到统一入口，观众的信息获取方式由被动接受转向自主选择。与此同时，触摸屏、互动投影等技术也使展览由单一观看转向综合感知体验。线上平台与线下展厅之间也逐渐形成服务链条，数字展示不再局限于展厅现场，而是延伸至展前预热、展中参与和展后传播的全过程。此外，随着物联网和数据采集技术的引入，博物馆开始对人流、环境和设备状态进行实时监测，数字展示的影响范围由前端媒介层面进一步扩展至后台管理与整体运行机制。

　　第一次迭代的核心意义，并不在于数字技术数量的增加，而在于数字展示由单一信息呈现转向综合服务机制。它开始与预约管理、空间导览、教育传播和运营支持相互结合，推动博物馆由单纯的展示传播机构转向更加重视公众体验的综合文化服务平台。观众也由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具有自主选择、互动和反馈能力的参与主体。

　　在此基础上，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进一步向数据驱动发展。观众画像、行为统计、热点分析和路径识别开始用于优化展览设计和服务组织。但这一阶段仍存在平台接口不兼容、资源共享不足、部分项目“重技术、轻内容”等问题。这些局限也推动数字展示迈向更深层次的第二次迭代。

智慧展示深化与全流程服务体系的迭代

　　2020年期间，线上展览、云导览和数字教育迅速发展，进一步突破了博物馆实体空间的限制，加快了公众在线观展习惯的形成。与此同时，5G、数字孪生、XR、三维建模、实时渲染和人工智能生成技术逐步成熟，并开始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中形成可落地的应用场景。

　　2021年期间，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进入第二次关键迭代。这一变化不仅意味着新一代数字技术进入博物馆场景，更意味着数字展示开始由“智慧服务”进一步走向“虚实融合”，从而推动博物馆空间逻辑、运行方式与组织角色发生新的重构。

　　从展示形态看，这次迭代最突出的特征是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边界的持续弱化。数字孪生、XR等技术推动实体场馆、文物对象与数字内容相互融合，使数字展示由在线浏览和智慧导览进一步转向具有在场感和沉浸感的体验。相较于第一阶段的“线上看图文”和第二阶段的“智慧导览与互动展项”，这一时期更强调数字空间中的参与感和共创感。

　　一些头部文博机构已展开具有代表性的探索。例如，故宫博物院持续推进数字故宫建设，通过高精度影像、虚拟展厅(见图5)和沉浸式产品拓宽宫廷文化传播边界;敦煌研究院通过“数字敦煌”(见图6)、“数字藏经洞”等项目，将石窟空间、壁画图像与沉浸式交互结合起来，形成文化遗产数字保护与国际传播的典型案例。这些实践说明，虚实融合展示不再只是对实体展览的“线上复制”，而是在新的技术环境中重构文化叙事、参观方式与资源开放逻辑。

　　从职能与定位层面看，第二次迭代的意义尤为深远。此前的智慧展示虽强化了服务与管理，但博物馆仍为文化内容的组织者和提供者。而在虚实融合阶段，博物馆逐渐成为连接技术企业、研究机构、教育平台、文创产业、社交媒体和公众社群的平台型节点。它不仅展示文化资源，也组织跨界协作、汇聚多元主体并推动数字文化价值的再生产。博物馆的角色开始从“服务平台”进一步向“生态节点”转变。

　　这一变化与国际博物馆协会2022年新定义所强调的可及性、包容性、公众参与和知识共享相呼应，表明当代博物馆已由收藏展示机构转向社会参与和文化协作的公共空间。在虚实融合背景下，公共空间延伸至数字环境与跨平台网络，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也由技术升级走向制度与角色重构。然而，“元宇宙博物馆”仍处于探索阶段，数字资产治理、版权保护、平台规则、长期运营、技术伦理和公众接受等问题尚待解决，因此在学术表述上更宜称为以5G、数字孪生、XR、AIGC等技术为支撑的虚实融合展示阶段。

　　在第二次迭代之后，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进入第三阶段，即虚实融合与生态协同阶段。数字技术不再只是附加于展览之上的工具，而逐步成为支撑资源组织、场景生成、社会连接和协同治理的重要条件。博物馆也由“文化内容的传播者”进一步转向“文化体验的组织者、公众参与的协调者和文化资源的连接者”。

　　博物馆数字展示演进的本质：从展示机构到文化生态节点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博物馆数字展示演进不仅表现为媒介技术与展示形态更新，也体现出博物馆服务方式和机构角色的变化，沿着“三阶段、两次迭代”的发展脉络，可以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见图7)。

　　在服务关系上，博物馆由单向传播逐步走向互动参与，再走向多主体协同。互联网起步阶段主要解决的是公众在线可达问题，智慧展示阶段强化的是观众交互与过程服务，虚实融合阶段进一步强调公众、技术机构、文化平台、学术力量和社会社群之间的协作。

　　在运行逻辑上，博物馆由内容上线逐步走向系统整合，再走向生态组织。第一阶段的核心是将文化资源放到网络空间;第二阶段是通过数据与平台整合展示、教育、管理和服务;第三阶段则强调跨平台、跨机构和跨场景协同，使博物馆逐步成为文化生态中的连接节点。

　　在价值导向上，数字展示由扩大传播范围，转向提升服务质量，并进一步走向文化资源共享和价值协同。数字展示的目标不再只是让更多公众“看见文物”，而是借助数字环境促进公众参与、知识流动和文化价值创造。

　　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之所以会经历这样的演化，受四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第一，技术进步提供了必要条件。互联网促成在线展览，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推动智慧服务形成，5G、数字孪生、XR与AIGC等技术融合则为虚实共生和智能交互提供新的可能。第二，政策引导提供了制度保障。智慧博物馆建设、公共文化数字化和文物科技创新等政策，为数字展示发展提供了持续支持和明确方向。第三，公众需求升级构成持续动力。公众文化消费方式不断变化，对文化服务的可达性、互动性、体验感和效率提出更高要求，线上文化需求的快速增长，进一步暴露了传统实体空间服务模式的局限。第四，职能重构是根本指向。技术和政策的意义，不仅在于带来了新工具，更在于推动博物馆不断重新理解自身的公共价值和社会责任。

　　因此，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的发展不能仅被理解为一部技术升级史，更应被视为围绕机构定位、服务方式与社会角色持续展开的结构性变革。其总体路径可以概括为由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开放，走向智慧服务体系的建立，再走向文化生态协同能力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博物馆不断重新定义自身在当代公共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其数字化转型也因此超越了工具层面，具有制度和文化层面的深远意义。

　　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的发展，经历了由浅入深、由单点到系统、由展示升级到角色重构的历史过程。若从更清晰的分期标准出发，可以将其概括为“三阶段、两次迭代”：第一阶段是互联网应用起步阶段，这是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真正形成的起点;第一次迭代发生于2014年前后智慧博物馆建设启动之际，推动博物馆由“内容数字化呈现”转向“参观过程智慧化组织”;第二阶段是智慧展示深化阶段，数字展示逐步发展为贯穿展前、展中、展后的全流程服务体系;第二次迭代发生于2021年前后，在5G、数字孪生、XR、AIGC等技术融合推动下，博物馆迈向虚实融合展示的新形态;第三阶段则表现为虚实融合与生态协同阶段，博物馆日益成为多主体连接的文化生态节点。

　　由此可见，展品信息化是中国博物馆数字化应用的重要前奏，但互联网应用起步才是博物馆数字展示的真正开始。厘清这一点，不仅有助于统一分期标准，也有助于更准确把握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发展的内在逻辑。总体而言，中国博物馆数字展示的演进，本质上并非单纯的技术替换，而是博物馆定位、职能与社会关系持续重构的过程。它推动博物馆由传统展示机构逐步转向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智慧文化综合体以及具有跨界联结能力的文化生态节点。未来，随着技术继续进步与公共文化需求不断演变，博物馆数字展示还将继续拓宽其形式边界，但其最核心的价值，仍在于如何通过数字条件更好地实现文化遗产的共享、激活与公共参与。

　　作者：吴琦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