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州区位于河西走廊西端，作为古丝绸之路要冲，现存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古文化遗址140余处，涵盖城址、聚落、祭祀、军事、水利及窑址等多元类型。其中，明长城肃州段、西河滩遗址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然而，受城镇化加速、极端气候频发及人为干预叠加的影响，遗址本体及环境风貌遭受多重侵蚀。当前，遗址保护工作面临法规缺位、防灾薄弱、建设管控乏力、专业力量匮乏、科技支撑不足、社会参与度低等系统性挑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构建科学长效协同管护机制的策略，旨在为区域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实践支撑，助力历史文脉赓续与区域文化生态平衡。

　　肃州区作为河西走廊西端枢纽，是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物质见证。全区现存140余处古文化遗址，涵盖多元类型，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清代，形成了完整的区域文化谱系。其中，明长城肃州段、西河滩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台遗址、干骨崖遗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共同构成了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核心。近年来，肃州区虽已投入专项资金并建立协同机制，但自然侵蚀加剧、城乡建设压力及专业支撑不足等问题仍制约着遗址保护实效，亟须通过系统研究厘清症结，构建科学管护路径，以守护地域文明根脉，服务国家文化战略。

肃州区古文化遗址的基本情况

　　肃州区古文化遗址资源禀赋卓越，以数量可观、类型多元、历史纵深广阔、价值层级显著为特征，构成河西走廊文化遗产体系的核心支柱。经普查确认，全区登记在册的古文化遗址共140余处，空间分布既广泛又相对集中，形成贯通古今的文化遗产网络，为区域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物支撑。

　　遗址类型涵盖古代社会的关键功能领域，系统呈现了区域文明演进的复杂图景。军事防御类以明长城肃州段为代表，包含墙体、烽燧、壕堑等要素，直接体现了明代西北边防体系;祭祀类遗址虽多因考证困难而细节模糊，但对研究区域民俗传统与人文景观仍具有历史价值;聚落类如西河滩遗址，揭示了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先民的定居模式、社会组织与生业形态;窑址反映了本地制陶、冶铸等手工业发展水平;城址类如皇城遗址，见证了历代地方行政中心的兴衰;水利设施遗址则折射出干旱区农业开发及水资源管理传统，凸显了古人适应环境的智慧。

　　肃州区古文化遗址时间序列完整，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四坝文化(以干骨崖遗址为典型)发端，历经汉代屯戍开发、魏晋十六国民族交融(以果园—新城墓群为代表)，延至多个朝代，形成了连续的历史链条，其中尤以魏晋、明代遗存最为丰富，这与丝绸之路的繁荣及边疆治理紧密相关。

　　在保护等级方面，明长城肃州段与西河滩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将台遗址、干骨崖遗址、赵家水磨遗址、皇城遗址等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区域历史文化格局中占据核心地位。这些遗址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更在考古学、建筑史、环境史等多学科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科学价值，是肃州乃至甘肃文化遗产体系的精华所在。

肃州区古文化遗址保护现状

保护规划与法规体系有待完善

　　肃州区古文化遗址保护在法规与规划层面存在显著短板。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提供了基本框架，但针对区域内高价值古文化遗址尚缺乏地方立法支撑。在规划层面，多数遗址未编制详尽的保护规划，现有规划或过于宏观，或滞后于城乡发展实际，难以精准指引建设活动、环境整治及日常管护。低等级或未定级遗址甚至处于“无规可依”的状态，保护措施呈现碎片化、应急化特征，缺乏系统性、前瞻性与可操作性，难以有效协调文物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自然灾害与环境侵蚀威胁加剧

　　肃州区地处西北干旱—半干旱过渡带，干燥的气候、强劲的风力与显著的昼夜温差形成了持续性的自然侵蚀力，对以夯土、土坯为主的遗址造成结构性损害。明长城墙体、烽燧及古城墙普遍出现表层剥落、裂隙扩展、局部夯土酥碱坍塌及啮齿类动物打洞现象，结构稳定性逐年衰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区域极端天气频次，短时强降雨、偶发性强降雨可导致地表径流冲刷遗址本体，对部分低洼或边坡遗址构成水蚀威胁，严重威胁野外遗址地基、排水系统及历史环境风貌。其中，低洼或沟壑边缘遗址因缺乏防洪导流设施，灾损风险尤为突出。当前防灾体系存在显著短板，如重点遗址尚未建立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网络，风险评估机制不健全，应急处置预案缺乏实战能力，专业队伍、物资储备与快速响应能力不足，整体防灾减灾体系仍处于初级阶段，难以实现有效防护。

建设性破坏与违法审批风险突出

　　在城镇化与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过程中，部分项目选址与文物保护区划存在空间冲突，文物保护前置审查机制尚待完善。个别工程项目在程序履行上存在不规范情况，对遗址本体及历史环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扰动。当前虽推行文物安全网格化管理，将责任分解至乡镇、村社层级，但基层管理人员普遍缺乏专业文物知识，对保护边界、建设控制要求理解模糊，监管能力有限。面对地方经济发展压力，个别区域存在以“重点项目”为由弱化文物保护刚性约束的倾向，导致遗址周边环境风貌遭到蚕食，缓冲区功能弱化，违法审批与建设性破坏风险持续存在，严重威胁遗址本体及历史格局安全。因此，需进一步强化规划衔接与审批监管，切实防范建设活动对文物安全构成的潜在风险。

专业人才队伍力量薄弱

　　肃州区文物保护面临专业人才短缺的严峻挑战。全区文博系统在编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有限，难以满足遗址的日常巡查、监测、研究与保护需求。人员结构失衡，高级职称人员占比偏低，具备考古发掘资质、文物本体修复能力及材料科学背景的技术骨干尤为稀缺。传统工艺传承断层严重，掌握土遗址加固、壁画揭取、古建修缮等实操技艺的熟练工匠较少，导致抢救性保护工程过度依赖外部团队，响应周期长、成本高且难以持续。在新兴技术应用方面，如三维扫描、病害数字化监测、预防性保护信息系统建设等领域，因专业人才匮乏而推进缓慢。现有队伍以文博及相关专业人员为主，但受编制和岗位结构限制，部分基层人员专业背景与文物保护实际需求不匹配;加之系统培训不足、知识更新滞后，难以满足现代文化遗产保护对多学科交叉、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这已成为遗址高水平保护面临的关键瓶颈。

现代科技手段应用深度不足

　　肃州区文化遗产科技应用尚处于初步推进阶段。部分高等级遗址已完成修缮加固、防护围栏、警示标识及安防系统等基础保护工程，但遥感测绘、三维建模等数字化技术仅处于试点或局部应用状态，未形成系统化、全覆盖的技术支撑体系，且多数中小型或偏远遗址尚未覆盖。日常巡查依赖人工目视与纸质记录，缺乏物联网、GIS及高精度传感器构建的动态监测网络，难以实时感知本体形变、裂缝扩展、湿度盐分迁移等病害。病害诊断多凭经验，未系统引入材料科学检测、微环境监测或大数据分析技术。预防性保护体系缺失，风险预警模型、干预阈值设定及效果评估缺乏数据支撑。尽管数字化建档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多数遗址已完成基础测绘，并逐步整合空间信息、历史沿革、保存状况及保护措施等内容，初步建立起较为系统的数字档案体系，但科技应用呈现零散化、项目化特征，缺乏统一标准、长效投入机制及专业运维团队，技术成果难以集成共享与持续更新，科技赋能效能显著不足。

公众参与和社会共治机制不健全

　　肃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仍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共治格局尚未成型。虽通过文化“四进”、“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等活动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但多为阶段性举措，缺乏长效机制支撑。社区居民对遗址价值认知不足，其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参与群体，主体作用亟待激活。当前，业余文物保护员队伍虽已实现组织化常态运转，且日常巡查、环境维护与基础经费得到有效保障，但在专业技能深度培训、多层次激励关怀机制、文保知识更新迭代以及数字化巡查手段应用等方面仍显不足。队伍稳定性与专业能力提升受限，制约了文物保护工作由日常看护向精细化、预防性保护的进一步发展，亟须完善相关参与支撑体系，以释放更大保护效能。同时，公众监督机制不健全，违法建设、盗掘破坏等行为的举报、响应与反馈流程不完善，社会监督作用有限。此外，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和参与平台，公众保护意识难以转化为具体行动，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与公众未形成权责清晰、协作有序的保护共同体，制约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广度与可持续性。

管护策略

健全法规规划体系，提供制度保障

　　肃州区文化遗产保护需以制度化与法治化为核心，构建权责清晰、约束有力的保障体系。首要任务是加快地方性法规建设，推进古文化遗址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项地方性法规制定，完成草案拟制、专家论证、公众意见征求及人大审议等法定流程。明确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管理责任主体、禁止行为及法律责任，提供精准法治保障。同步将文物保护要求融入城乡规划、土地管理、生态环境、文化旅游等领域法规修订，构建多部门、多层级的法治支撑网络，夯实文物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在规划层面，应依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对全区古文化遗址开展系统评估，优先为价值突出、风险较高的遗址编制详细保护规划。规划内容需涵盖本体保护措施、环境整治方案、展示利用路径、监测预警机制及分期实施计划，并明确不同区域的管控强度与建设准入条件。所有规划必须经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后，纳入市、区两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在“三区三线”划定中严格落实文物保护红线，确保重大项目避让遗址核心区与缓冲区，对于确需穿越或邻近遗址的项目，必须前置考古调查与文物影响评估，实行“先考古、后出让”机制。

　　此外，需建立规划动态维护机制，结合遥感监测、考古新发现及城市发展变化，定期对保护规划进行适应性调整。强化规划实施监督，将执行情况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与领导干部离任审计，杜绝“纸上规划”“选择性执行”等问题。通过法规与规划双轮驱动，从根本上规避违法审批、建设性破坏等结构性风险，实现文物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协同与制度兼容，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向科学化、长效化、协同化方向迈进。

构建自然灾害防御网络，提高抗灾能力

　　肃州区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气候干旱、风沙频发，叠加局部强降雨、冻融循环及地质活动影响，野外不可移动文物长期面临多重自然灾害风险。对此，亟须突破部门壁垒，推动文物管理部门与气象、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部门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构建覆盖重点遗址的自然灾害防御网络。该网络以高精度地理信息数据为基底，整合历史灾害记录、遗址本体材质特性、地形地貌及微气候参数，开展分区域、分类型的风险评估，识别风蚀、水浸、崩塌、盐害等脆弱点位，划定风险等级并形成动态更新的风险图谱。

　　高风险遗址需实施差异化工程防护措施：对于土遗址雨水冲刷问题，系统布设导流渠、截水沟与渗水井，优化地表径流组织;风蚀严重区域采用物理屏障、植被固沙或表面封护材料干预;结构失稳的墙体、墩台通过锚固、支顶或局部夯补加固，确保力学稳定性，所有措施均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并经试验验证。

　　同时，制定《肃州区文物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明确灾前预防、灾中响应、灾后处置的责任分工、信息报送流程、资源调配方案及技术操作规范。预案体系涵盖地震、暴雨、沙尘暴等主要自然灾害类型，并针对肃州区夯土结构文化遗产特点，重点强化风蚀、雨蚀、裂缝坍塌等病害的应急响应措施。与文旅、应急管理、消防、气象等部门开展联合演练，持续检验预案的可操作性及协同处置能力，有效提升遗址灾害防范水平与应急处置效能，筑牢文化遗产安全防线。

　　通过制度协同、工程干预与应急能力建设“三位一体”，系统提升野外不可移动文物抵御自然灾害的韧性与恢复力，实现文物保护与区域发展的空间协同与制度兼容。

强化执法监管与责任落实，严控人为破坏

　　肃州区文物点多面广、分布零散，人为破坏风险长期存在，需以制度刚性约束与监管体系重构压实保护责任。当前，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全面推行，所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均已明确属地管理主体，并在遗址显著位置设立责任公示牌，清晰标注文物名称、保护级别、责任单位、责任人及监督电话，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责任体系纵向贯通，保护职责逐级压实至乡镇(街道)、村(社区)及具体管护人员，形成“区—乡—村—点”四级责任链条，有效杜绝责任虚化与推诿扯皮现象。同时，文物安全网格化管理机制持续深化，依托基层综治网格或设立文物专属网格，将文物保护有机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每个网格均配备专职或兼职文物协管员，常态化开展日常巡查、信息上报、政策宣传和简易维护等工作，夯实文物保护的基层基础。

　　在现有制度框架有效落地、四级责任链条和网格化管理机制持续发力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文物保护精细化、主动化水平，下一步需重点围绕巡查规范、群众参与和执法震慑三个维度深化管护策略，推动文物保护从责任压实向效能提升转变。通过划定巡查路线、设定打卡节点、建立电子台账，确保巡查无盲区、频次有保障、记录可追溯。同步推进“宣传到户”，利用村务公开栏、广播、微信群等渠道定期推送保护法规、典型案例及举报奖励政策，提升居民的守法意识与参与意愿，构建群防群治格局。执法层面强化刚性约束。文物、公安、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定期开展专项督查，重点整治未经考古勘探擅自施工、违规建房、盗掘盗挖、刻画涂污等行为。建设项目审批实行“前置审查+过程监管”双控模式，未履行文物影响评估或规避考古程序的，一律视为违法审批，依法撤销许可并倒查行政责任。对造成文物损毁或环境破坏的行为，坚持“零容忍”，从严追究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责任，对典型案例公开通报以形成震慑。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与引进，夯实智力基础

　　肃州区文化遗产保护面临专业力量薄弱与技术支撑不足的双重瓶颈，需系统构建多层次、复合型人才支撑体系。实施“人才兴文”战略，以项目合作为纽带，深化与敦煌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大学等单位的战略合作，联合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土遗址病害监测、壁画保护实验等项目，组织本地技术人员全程参与，在实战中提升考古发掘、病害诊断、材料分析及保护方案设计等专业技能，实现“以干代训、以研促能”。

　　在外部引才方面，肃州区需制定具有区域竞争力的人才政策，聚焦考古学、文物保护修复、遗产数字化、环境监测等紧缺方向，定向招引硕士及以上学历或具备中级以上职称的高层次人才，配套专项岗位津贴、科研启动经费及安居保障措施，破解基层文博单位吸引力不足的难题。同时，建立柔性引才机制，鼓励专家以顾问、客座研究员或短期驻点形式提供技术支持，弥补常驻人才缺口。

　　为此，肃州区需系统梳理本地掌握夯土、灰塑、彩绘、木作等传统工艺的民间匠人资源，推动建立非遗传承人与文物修复工作者协作机制。借助传习所、实操工作坊及师徒协议等形式，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保护规范，确保修复技术在遵循文物保护准则的前提下有效延续。同时，注重基层人才能力提升，定期组织乡镇(街道)文化专干、业余文物保护员及长城专职文保员开展专业轮训，重点覆盖日常巡查要点、突发事件应对、简易测绘方法及档案记录规范等实务内容，切实提升一线人员的业务能力与保护水平，夯实文化遗产保护的基层基础。通过“外引内育、专兼结合、传统与现代并重”的路径，逐步构建覆盖科研、技术、实操等环节的人才梯队，形成结构合理、能力互补、持续发展的智力支撑网络，为肃州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坚实且可持续的保障，推动保护工作向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方向迈进。

深化现代科技赋能，推动保护升级

　　肃州区古文化遗址类型多样、分布广泛，传统保护手段在精度、效率与前瞻性上已显滞后，亟须将现代科技深度融入全链条保护体系。系统部署无人机航测、三维激光扫描、多光谱成像及GNSS高精度定位技术，对重点遗址开展全覆盖、高分辨率数字化采集，构建厘米级空间信息模型，为病害识别、形变分析及考古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同步布设基于物联网的智能监测网络，在土遗址裂缝、墙体倾斜、温湿度敏感区域安装传感器，实现结构稳定性、微环境参数及人为干扰的实时动态感知，数据自动上传至统一平台并触发分级预警。推进“一址一档”数字档案库建设，整合地理信息、考古报告、修缮记录、影像资料及监测数据，形成结构化、可更新、可检索的全生命周期数据库，遵循国家文物资源数据标准，预留接口对接省级及国家平台，避免形成“数据孤岛”。

　　展示利用层面应突破静态局限，探索沉浸式交互路径。基于AR技术开发遗址现场导览系统，游客可通过移动终端叠加复原场景、观看结构剖解或聆听解说;为脆弱遗址构建VR数字展馆，支持远程漫游与多维度观察;结合GIS平台开发公众版文物地图，集成导航、价值解读与保护知识，提升社会参与度。科技赋能推动工作范式转型，建立“采集—分析—决策—反馈”闭环机制，运用大数据分析进行风险评估、保护优先级排序与展示策略优化，实现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经验主导向数据驱动的转变，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化、精细化与智能化水平。

创新公众参与模式，凝聚社会合力

　　肃州区文化遗产保护需突破政府单一主导模式，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格局。推广“社区合伙人”机制，遴选责任感强、资源能力匹配的社区组织、文化团体及本地企业，通过共建协议明确其在遗址日常看护、环境整治、宣传推广中的权责，对成效显著者给予政策支持、荣誉激励或经费补贴，形成可持续合作生态。宣传教育应制度化、场景化，依托“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国际博物馆日”等节点，策划主题展览、专题讲座及文物普法“进校园、进乡村”活动;常态化运行“流动博物馆”，配备便携展具与数字设备，深入乡镇集市、社区广场、中小学校，以实物复制品、图文展板、多媒体演示结合的方式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核心条款及本地遗址价值，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与文化认同。

　　组建文物守护志愿者队伍，吸纳退休教师、文史爱好者、大学生等群体，经统一培训后承担定期巡查、信息报送、文明劝导等辅助工作。设立专用热线、微信小程序、基层文保联络点等举报反馈渠道，鼓励群众及时反映盗掘、破坏、违规建设等行为，建立举报核实与奖励机制。通过制度引导、平台搭建、激励保障，将社会关切转化为有序参与力量，推动保护工作由专业机构“独奏”转向全社会“合奏”，实现遗产资源共建共治共享。

　　肃州区古文化遗址作为河西走廊历史记忆与文明积淀的重要载体，其保护工作已步入关键攻坚阶段。当前，肃州区古文化遗址保护面临规划滞后、自然侵蚀、人为干扰、人才断层、技术短板及社会参与不足等多重挑战，亟须以系统思维统筹施策，构建覆盖预防、监管、修复、利用全链条的长效机制，以法治保障为基石、风险防控为前提、责任落实为关键、专业支撑为依托、科技手段为驱动、社会协同为延伸，形成多维协同防护网络，以延续历史文脉并激活遗址当代价值。

　　作者：施楠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