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理念向活态传承转变，市场化与产业化成为其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企查查获取的山西省3218家非遗关联企业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与统计方法，分析其区位选择特征并探讨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总体呈现“一核引领、两带延伸、多点支撑”的区位分布格局;四类非遗关联企业的区位选择各有侧重，分别指向传统技艺发源地、核心旅游景区、城市中心区及政策重点支持区域;区位选择的形成受历史根植性、旅游市场驱动与政策规划引导三重力量共同塑造。本文为理解文化产业区位选择规律及优化非遗产业布局提供了实证依据与实践启示。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非遗保护已进入系统性保护、活态传承与产业化并重的新阶段，各类非遗相关市场主体快速成长，推动非遗从静态遗产转化为可生产、可消费的文化产品与服务。

　　近年来，国家层面及山西省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国家层面，文化和旅游部在2023年印发了《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等重要文件，明确提出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促进非遗活态传承与产业化发展，为新时代非遗产业化路径指明了方向。山西省不断完善非遗保护与产业发展制度体系，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全面推进非遗工坊认定与管理工作，多部门联合完成《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修订工作，累计投入专项资金1.85亿元用于非遗保护，为非遗产业化提供了坚实支撑。非遗关联企业作为核心载体，是连接非遗资源与市场的关键纽带，其空间布局关乎非遗传承实效与产业可持续发展，也是衡量区域非遗产业化质量的重要标志。

　　国内非遗研究围绕资源空间分布、产业化发展、文旅融合等方向逐步深化。其一，资源空间分布研究多借助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揭示不同尺度下非遗资源的集聚格局与驱动因素，但此类研究仅聚焦资源本体，尚未延伸至非遗市场化主体层面，且缺乏面向山西的针对性、系统性研究。其二，文化产业、旅游企业的空间格局研究已较为成熟，同时有学者逐步聚焦非遗的市场化运营与价值转化，探索非遗生产性保护、品牌跨界融合、数字化转型等路径，并结合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战略开展应用研究，但此类研究侧重定性与宏观路径，缺乏非遗市场主体空间布局的定量研究，未能触及区位分异与形成机制。其三，非遗产业化与空间布局研究多集中于非遗工坊建设、非遗旅游开发等细分领域，聚焦宏观区域与微观个案，缺少省域视角下非遗市场主体的系统性空间分析。因此，本文以山西省3218家非遗关联企业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其空间格局与形成机制，进一步弥补现有研究不足，为山西优化非遗产业布局、制定扶持政策提供依据，助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区域为山西省全域，辖11个地级市、117个县级行政区。山西作为非遗资源大省，截至2025年年底，拥有182项国家级非遗、198名国家级传承人，非遗资源与文旅资源高度耦合，为非遗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以山西省非遗关联企业为研究对象，涵盖非遗保护、传播、旅游开发及工艺品制作等领域，数据来源于企查查平台，2025年12月在该平台上检索山西省“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企业，得到原始数据3825条，经清洗处理后最终获得3218条有效数据，包含企业名称、登记状态、注册资本、成立日期、注册地址、所属区县、国标行业类型、经营范围、企业简介等字段。本文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法、数理统计法与归纳演绎法，通过核密度分析识别企业区位集聚特征，结合相关因素剖析企业区位选择的形成机制。

山西省非遗关联企业的区位选择特征

总体区位分布特征

　　本文通过核密度分析对全省3218家非遗关联企业的区位分布进行可视化与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其区位分布极不均衡、集聚特征显著，整体形成“一核引领、两带延伸、多点支撑”的区位特征。

　　“一核”即以太原主城区及晋中北部邻接区域为核心，由中心向外圈层式递减，依托太原省会城市的综合优势及晋中市平遥古城、乔家大院等文旅资源，成为全省非遗关联企业集聚核心。“两带”指汾河谷地集聚带与晋东南太行沿线集聚带。汾河谷地集聚带沿汾河纵贯山西中部与南部，涵盖太原、晋中、吕梁、临汾、运城等城市的河谷平原，依托交通干线形成轴带支撑，整体构成连片密集带。晋东南太行沿线集聚带贯穿长治、晋城及其所辖县(市、区)，呈组团式分布，依托太行山水、红色文化等旅游资源及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形成区域性产业集聚。“多点”指各地级市主城区形成的分散集聚点，市域中心集聚、县域零星分布，部分非遗技艺发源地企业集中，整体分布不均衡。

不同类型企业的区位分异

　　基于主营业务特征，山西省非遗关联企业可分为生产制造类、展示体验类、商贸流通类与建设投资类四大类型，不同类型企业区位分异显著，体现了差异化区位选择逻辑。统计3218家可明确分类的企业后可见，热力图通过颜色深浅直观反映了各类型企业在不同城市的集聚强度。展示体验类企业数量最多，以太原为绝对核心、晋中与运城为次级核心;商贸流通类高度集中于太原，呈一核独大分布形态，晋中、吕梁、临汾为第二梯队，数量均不足太原的四分之一;生产制造类数量较少但分布较为均衡;建设投资类以太原为核心，与其他城市形成梯次分布。

　　1.生产制造类

　　生产制造类非遗关联企业主要聚焦非遗技艺的实体化生产与加工，如传统工艺作坊、食品加工企业、酿酒企业等。该类型企业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资源指向性，高度依赖传统技艺的发源地，呈现出双核主导、沿轴散布的特征。

　　生产制造类非遗关联企业集中于平遥县、汾阳市、祁县一带，三县合计占全省该类企业近七成，集聚了平遥推光漆器、杏花村汾酒酿造等多项国家级非遗技艺，是技艺发源地与企业分布的典型耦合区。运城市新绛县、稷山县构成晋南次级中心，依托绛州澄泥砚等传统技艺形成专业化集群，与晋中核心区沿汾河谷地带状连接，成为汾河谷地集聚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治—晋城太行山区及大同主城区有零星高值点，尚未形成连片集聚;晋北、晋西大部分地区密度极低，非遗关联企业分布稀疏。整体而言，生产制造类非遗关联企业多布局于非遗技艺原生村落或县域，紧邻原料产地与传承人群，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根植性，但这类企业在太原市的集聚度较低，整体呈现下沉县域的分布特征。

　　2.展示体验类

　　展示体验类非遗关联企业主要提供非遗展示、体验、研学、演艺等文旅服务，如非遗体验馆、研学基地、演艺团体、民俗展演机构等。该类型企业是数量最多的企业类型，在空间分布上依附于核心旅游景区与热门旅游目的地，呈现一核独大、沿轴延伸、景区呼应的特征。

　　太原市以600家企业的数量占全省同类企业的30.0%，是展示体验类企业的集聚地。其依托山西省博物院、晋祠、太原古县城等文旅场景，集聚了大量非遗展演、体验、研学类企业，同时作为旅游集散中心承接中转客流。从太原向南沿汾河谷地，经晋中、临汾至运城，呈连续带状分布，在平遥古城、解州关帝庙等景区周边形成次级高峰，该类型企业沿交通轴线向旅游热点城市扩散。晋北、晋东南依托云冈石窟、皇城相府等景区形成孤立高值点，晋西、晋西北因缺乏高等级景区而分布稀疏。这种分布格局体现出非遗文旅服务对客源市场、消费场景的强依赖性，反映了旅游市场对非遗产业区位选择的重塑作用，是文旅融合背景下非遗产业空间重构的典型表现。

　　3.商贸流通类

　　商贸流通类非遗关联企业主要开展非遗产品销售、展览、文创开发等流通业务。该类型企业在空间布局上倾向于城市中心区、商业街区和文化产业园区等区域，以便接近消费市场和利用商业基础设施，其空间分布呈现单核心极化、城市中心指向、层级化辐射的特征。

　　商贸流通类非遗关联企业以太原市为唯一核心集聚区，依托省会行政、经济、商业等优势资源，在城市中心商圈及文化产业园区集聚大量相关企业，是全省非遗商贸流通枢纽。各地级市依托区域商业中心形成次级节点，晋南、晋东南等多地市主城区核心商圈形成低密度集聚点，承担本地非遗产品流通功能，忻州、朔州及吕梁山区等因缺乏核心商业资源与消费市场，仅呈零星分布。

　　4.建设投资类

　　建设投资类非遗关联企业主要经营非遗文化园区建设、非遗场馆修缮、文旅基础设施投资等业务，与非遗核心技艺关联度较低，但为非遗产业化提供了重要载体。该类型企业的空间分布与政策规划、文旅开发需求紧密相关，呈现核心引领、多点布局的特征。

　　太原为建设投资类非遗关联企业最高密度区，依托省会文旅投资优势及政策扶持，集聚全省大量相关企业，承担核心投资功能。晋中、临汾、吕梁等城市形成次级节点，依托重点文旅项目布局，如平遥古城非遗文化保护与文旅开发、榆次老城修缮等。长治、晋城、运城等城市分布较少，广大县域除少数重点项目区外，该类型企业分布极少。由此可见，建设投资类非遗关联企业高度集中于地级市主城区及重点开发区，呈现政策驱动、项目导向的区位特征。

时空演化特征

　　非遗关联企业区位选择呈现动态演化特征，本文按企业成立时间将其分为起步期(2014年及以前)、发展期(2015—2020年)、加速期(2021—2025年)，并从数量、类型、空间三个维度分析其演变规律。

　　1.企业数量增长态势

　　山西省非遗关联企业数量呈加速增长态势。起步期仅有219家(占比6.81%)，非遗市场化处于萌芽阶段;发展期增至544家(占比16.90%)，年均新增约109家，依托相关政策进入稳步成长阶段;加速期达2455家(占比76.29%)，年均新增约491家，增速提升4.5倍。在“国潮”消费兴起、非遗保护政策与文旅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非遗关联企业进入爆发式增长期，近八成企业在近五年内成立，与非遗产业化进程同步。

　　2.企业类型结构演化

　　不同类型企业各时期的增长速度与占比差异显著。展示体验类企业始终占主导，占比从45.21%增长至64.00%，契合旅游市场对非遗体验业态的强劲需求，体验类项目因此迎来爆发式增长;同时，短视频平台对非遗技艺的传播极大激发了公众的体验意愿。商贸流通类占比先降后稳，其他类型企业增速较快导致相对稀释，绝对数量从62家增至582家。生产制造类企业占比持续下降，数量从34家增至141家;受资源依托性及传承、原材料限制，其增速较慢，但现有存量企业已形成稳定集群。建设投资类企业占比波动小，数量从24家增至161家，其变化与政策驱动的项目投资周期相关，早期以政府主导的文旅投资为主，中期市场化企业大量涌现拉低了占比，后期随着产业园区落地和重大项目推进，建设投资类企业保持稳定增长。

　　整体而言，非遗关联企业类型结构的演化揭示了非遗产业化从生产主导向服务主导、从资源驱动向市场驱动的转型。展示体验类企业的强势增长、商贸流通类企业的占比稀释、生产制造类企业的稳定坚守以及建设投资类企业的政策响应，集中体现了非遗关联企业在不同政策环境和社会需求下的动态适应过程。

　　3.区位分布演化特征

　　从空间演化来看，山西省非遗关联企业的区位分布经历了从单点集聚到多点集聚，再到轴带集聚的演变过程。

　　在起步期(2014年及以前)，非遗关联企业呈零星散点分布，仅在平遥、汾阳等技艺原生地形成生产制造类企业孤立点簇，太原市区仅有少量相关企业，非遗产业化处于萌芽阶段，受政策支持有限、市场认知不足影响，空间格局呈现一核微显、多点散落的特征。在发展期(2015—2020年)，非遗关联企业分布密度显著提升，太原主城区形成高密度核心，平遥古城、云冈石窟等景区周边出现展示体验类企业集聚群;汾河谷地沿线企业密度提升，轴带雏形初现，核心极化效应凸显;晋东南太行沿线仍较稀疏。在加速期(2021—2025年)，形成双核驱动、轴带贯通的格局。太原—晋中融合为连绵高密区，展示体验类和商贸流通类非遗关联企业高度密集;运城—临汾盆地形成次级核心，二者沿汾河谷地连片形成轴带，依托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相关文化节、旅游节等品牌活动的持续举办，吸引了大量展示体验类非遗关联企业在此布局;晋东南太行沿线企业密度提高，形成多个次级节点，各类企业协同集聚，格局趋于成熟。

非遗关联企业区位选择的形成机制

历史根植性

　　历史根植性是指非遗关联企业对特定地域的资源依赖、技术传承与文化嵌入，为企业初始分布奠定基础，使其集中于传统技艺发源地。其一，非遗核心技艺依赖本地自然条件，如杏花村汾酒依赖当地水质与微生物环境，汾阳市白酒酿造类非遗企业占全省同类80%以上，形成专业集群;其二，技艺传承依托地域匠人群体与传承网络，如绛州澄泥砚技艺传承千年，新绛县石雕、砚台类非遗企业占全省同类90%以上;其三，非遗产品具有原产地效应，以地名命名产品的品牌价值与产地绑定，推动企业在发源地集聚。然而，历史根植性的作用也存在一定局限，如生产制造类企业占比从15.53%降至5.74%，单纯依托历史资源难以支撑产业扩张，技艺发源地外即便有政策扶持，也难以短期培育同等规模的产业集群，其既是产业集聚优势，也制约了空间扩散。

旅游市场驱动

　　旅游市场发展推动非遗体验成为核心消费内容，驱动企业向客源市场靠拢，是企业区位选择的核心调整力量。核心景区凭借客流优势推动业态集聚，如平遥古城、云冈石窟等龙头景区周边形成展示体验类企业成片集聚，形成景区引流、企业供给的协同模式。太原作为全省旅游集散中心，凭借自身的中转客流优势，成为展示体验类与商贸流通类企业的优先选址区。

　　旅游交通干线对企业分布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大运高速、大西高铁等构成的南北交通走廊与汾河谷地集聚带重合，带动展示体验类企业沿轴线形成高密度条带，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也推动了晋东南沿线企业集聚。同时，旅游节庆活动会对企业布局产生短期刺激，持续举办的中国非遗面食大会促进餐饮体验类和服务展销类企业注册。从时间演化看，展示体验类企业占比从45.21%上升至64.00%，旅游市场塑造力持续增强，促使企业从资源依托型转变为市场响应型，推动“两核一带”格局形成。

政策规划引导

　　政策规划引导通过园区建设、项目布局及区域战略，调控企业集聚方向、塑造集聚节点。产业园区是核心载体，山西省已建成20余个文化产业园区，入驻非遗关联企业超300家(占全省近10%)，如太原刘家堡村、晋中平遥推光漆器产业园等，均通过政府政策干预形成集聚。非遗工坊认定是重要调控手段，全省已认定300余家非遗工坊，相关布点均经过系统规划，政策扶持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区域性保护政策成效显著，晋中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非遗关联企业占全省的45%，随着太晋一体化、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等战略的实施及1.85亿元省级非遗保护专项财政资金的投入，进一步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结论与讨论

结论

　　本文基于山西省3218家非遗关联企业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与统计方法，分析其区位选择特征并探讨形成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山西省非遗关联企业区位分布呈现“一核引领、两带延伸、多点支撑”的特征，以太原、晋中为核心，汾河谷地形成南北向连绵带，晋东南太行沿线形成组团分布带，地级市主城区为次级中心，县域呈零星分布，层级分明。

　　第二，不同类型企业区位选择分异显著。生产制造类企业集中于平遥、汾阳、新绛、稷山等技艺原生地，呈资源指向型;展示体验类企业依附景区与交通干线，呈市场指向型;商贸流通类企业集聚于城市中心及文化园区，呈城市指向型;建设投资类企业布局于政策重点区域，呈政策指向型，反映了各业态对资源、市场、政策的差异化依赖。

　　第三，区位选择的形成由历史根植性、旅游市场驱动、政策规划引导三重因素耦合形成。历史根植性主导生产制造类企业集聚;旅游市场驱动推动展示体验类、商贸流通类企业向客源市场靠拢;政策规划引导塑造新集聚节点。三者动态演进，起步期以历史根植性为主，发展期市场与政策发力，加速期协同形成成熟格局。

讨论

　　本文将文化产业区位理论拓展至非遗领域，构建非遗企业区位选择三因素分析框架，为解析非遗企业区位选择特征及其形成机制提供了整合性理论视角。然而，本文存在若干局限性：数据主要依赖企查查平台，可能遗漏小微企业及未注册非遗工坊，样本代表性存在偏差;截面数据难以反映企业动态演化，机制分析以定性为主，未能精确测度各因素边际贡献。未来研究可融合多源数据，运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追踪格局演化，结合微观调查揭示企业家决策动因，通过跨区域比较提炼普适性理论框架。

　　作者：王媛媛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