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智能媒介技术的发展，人们接触各类媒体的年龄不断前移，幼儿逐渐成为新的媒介使用群体。在许多城市家庭中，智能设备已进入儿童的日常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幼儿获取信息与学习知识的方式。媒介的持续介入不仅会影响幼儿的认知发展，也可能对其社会行为以及成长环境产生长期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幼儿使用智能媒介的现象进行系统观察与分析，并在充分认识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关注潜在问题，探索更加合理的使用方式与引导策略。

　　学龄前儿童(1—6岁)处于语言、认知和行为习惯迅速发展的关键期。当前，城市聚居模式趋于封闭，邻里互动减少，加之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幼儿线下同伴互动资源匮乏。数字媒介逐渐渗透至幼儿日常生活，儿童接触智能设备趋于低龄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学习方式与社会行为。相较于电视、手机等屏幕媒介，智能音箱通过语音即可互动，无需屏幕，使用门槛大幅降低。不少成长于互联网环境的年轻父母态度开放，将智能音箱视为辅助陪伴工具，依托听故事、欣赏音乐、语音交互等形式，满足儿童娱乐与启蒙学习需求。得益于技术迭代与育儿观念转变，智能音箱快速普及，成为幼儿获取信息、娱乐与学习的多功能终端。因此，观察城市家庭幼儿智能音箱的使用情况，有助于把握数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为家长科学引导提供依据。

城市家庭幼儿使用智能音箱的情况调查

　　为掌握幼儿接触智能音箱的真实情况，本文以城市家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问卷调查。将研究范围限定于城市家庭，一方面，依据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农村地区智能媒介的普及水平相对偏低，智能音箱的实际使用率也相对有限，难以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另一方面，多家主流品牌的市场销售报告显示，城市家庭仍是智能音箱的主要消费群体。因此，本文在研究设计中将城市家庭作为主要调查对象。

　　在样本设计方面，为提高调查结果的代表性，问卷按照不同城市层级进行分配。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及三线城市的样本占比均为17%，四线城市与五线城市则分别为16%。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400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48份，其中一线城市69份、新一线城市65份、二线城市63份、三线城市58份、四线城市42份、五线城市51份。

　　在问卷回收过程中发现，不同城市层级的家庭在看待儿童使用智能音箱的问题上存在一定差异。例如，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通常拥有多种智能设备，并尝试借助智能音箱进行早期教育或知识启蒙，而部分中小城市家庭则更多将其视为陪伴或娱乐工具。

　　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家庭中约有78.35%的幼儿使用过智能音箱，其中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使用比例更高，部分地区甚至接近90%，说明智能音箱在城市儿童生活中较为常见。从使用频率来看，多数儿童几乎每天都会接触该设备，其中不少幼儿每天使用时间在1小时以上，3岁左右的幼儿使用频率最高，平均每天接触时间接近2小时。这与儿童成长的阶段特征密切相关，3岁左右的幼儿精力充沛、好奇心强，但尚未进入系统化学习阶段，可支配时间较多。部分家长通过播放故事、音乐或知识内容等方式让孩子在娱乐中学习，进而在客观上拉长了智能设备的日均使用时长。

幼儿智能音箱使用的影响与改变

　　虽然智能音箱在城市家庭中的普及为幼儿提供了新的信息获取渠道，但从调查结果来看，儿童在使用这一媒介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缺乏合理的引导与管理，这些问题或将对幼儿成长环境塑造与良好行为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缩小数字鸿沟，培养“智能媒介原住民”

　　在学术研究中，90后或95后群体通常被界定为“互联网原住民”。之所以这样称呼，主要在于他们的成长时期正好与互联网的普及和迅速发展重合。按照这一思路，可以进一步认为，2015年之后出生的儿童是在智能技术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他们几乎从出生起就生活在各类智能媒介的包围中，因此也可以被视为“智能媒介时代的原生群体”。随着智能设备不断进入家庭生活，媒介技术的使用门槛也在持续降低，幼儿通过智能终端接触信息与学习资源愈发便捷。

　　既有研究指出，如果在合理引导下使用智能媒介，儿童在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可能会表现出一定优势。基于这一点，智能音箱等设备的普及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数字资源差异，为更多儿童提供接触知识和信息的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教育机会实现相对均衡。与此同时，幼儿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并使用智能设备，能够逐步熟悉数字技术的基本操作，为未来的信息化学习奠定基础。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这一代在智能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可能逐渐形成新的媒介使用习惯，并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媒介原住民”。在数字化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低龄阶段的媒介接触不仅能提升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还能对未来教育资源的获取方式产生一定影响，使儿童在日常互动中逐步积累知识与经验，从而在学习起点上获得更多优势。

幼儿初级群体变化

　　基于传统社会学视角，初级群体指个体最早接触且关系最为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如家庭成员、邻里及同伴游戏群体，为儿童提供最初的社会化环境。但随着家庭结构与生活方式变化，部分学者将当代家庭关系概括为一定程度的“内卷化”，家庭活动逐渐收缩于有限空间内，使幼儿与邻里或同龄儿童的日常互动机会明显减少。在此背景下，智能音箱等数字媒介进入家庭生活，部分幼儿将原本用于现实社交的时间转向与设备互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初级群体的部分社会功能。与此同时，智能媒介提供的内容包含明确的价值导向，如尊敬父母、遵守规则、爱护环境等社会规范教育，有助于儿童建立初步认知，但智能媒介难以替代真实情景中的互动学习，公共礼仪、人际空间尺度等行为规范仍需要依托现实交往，在儿童亲身实践中逐步内化养成。

　　随着与初级群体互动减少，儿童在模仿能力、共情能力、冲突处理及他人意图理解等方面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在集体生活中更易出现规则意识不强或情绪表达较为单一的情况。同时，部分家庭将智能音箱作为情绪安抚或陪伴工具，使儿童在焦虑或孤独情境中更倾向依赖设备回应，而非通过人际交流调节情绪。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米德的“主我—客我”理论强调自我意识形成依赖他人反馈，而智能音箱提供稳定、积极的单向回应，缺乏现实互动中的冲突与否定机制。长期处于此类互动环境中，儿童在进入幼儿园等集体场域时，可能需要更长时间适应现实社交关系，并在同伴互动中更易出现争抢行为或忽视他人感受等问题。

数字劳工年龄进一步降低

　　以智能音箱为代表的智能媒介，其影响已不只停留在儿童认知与行为层面，也在重塑媒介生态与产业运行方式。语音交互显著降低使用门槛，使幼儿这一以往较少进入媒介生产关系的群体，被纳入数字媒介体系。结合达拉斯·斯迈思提出的“受众商品论”，受众的注意力与行为本身具有经济价值。在这一框架下，幼儿通过智能音箱产生的互动行为，同样被纳入资本运作逻辑并参与价值积累。同时，系统后台会持续记录语音指令、内容选择与使用习惯，并借助算法分析优化推荐与服务。用户日常操作所生成的数据，已成为模型训练的重要来源。尽管幼儿并未意识到其行为的数据属性，但每次互动都可能被转化为提升平台效率与用户黏性的资源，这一过程也被部分研究视为“数据劳动”。

　　从更宏观视角看，智能音箱的普及使幼儿更早接触广告与品牌信息，并拓展了媒介产业的资本空间。随着接触年龄提前，儿童对广告形式与品牌符号的熟悉度不断增强，客观上为传媒与消费产业提供了更广阔的潜在市场，并延长了用户的生命周期，使注意力与数据资源持续积累。值得注意的是，在儿歌、故事及互动游戏中，品牌元素常以显性或隐性方式嵌入，如通过叙事强化名称或在互动中引导“唤醒”特定IP。对认知尚未成熟的幼儿而言，这类重复信息可能逐渐转化为品牌记忆与偏好，并在未来演变为消费倾向，形成对潜在消费者的早期培育。由此，媒介资本不仅通过延长接触时间与扩大规模获取收益，也通过前置介入消费认知结构，形成以数据生产与媒介参与为特征的“劳动化社会”趋势。

幼儿智能音箱使用的应对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智能媒介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幼儿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但过度依赖此类媒介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例如，现实社会交往机会的减少以及情感互动被技术设备部分替代等，均可能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产生影响。长期来看，这种变化甚至影响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情绪表达方式。因此，在肯定智能媒介积极作用的同时，需要关注其潜在风险。针对当前幼儿使用智能音箱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应对。

缩短媒介使用时长，增设强制关机功能

　　从现实媒介环境看，传媒产业高度依赖用户时长与注意力，因而幼儿在使用智能媒介时产生的某种“异化”现象难以彻底避免。同时，媒介互动也无法替代线下社交。因此，在当前情况下，通过适度压缩媒介接触时间降低影响，是相对务实的路径。事实上，我国已对未成年人媒介使用频率进行制度性限制，部分平台也借助防沉迷机制调控在线时段。但与青少年相比，幼儿在认知、自控与判断能力上更为薄弱，更需要周全的制度保护，以保障其有充足时间参与现实社会活动。

　　基于此，智能终端有必要进一步完善防护机制。例如，可设置专门的幼儿模式，在使用时长达到阈值后自动进入休眠;同时，引入人脸识别等技术，一旦识别为幼儿用户，系统即切换至儿童保护界面，从技术层面减少过度依赖与沉浸现象。

推进智能音箱向幼儿社交终端转型

　　幼儿社会行为的形成，有赖于其与初级群体之间的互动，但这种互动并非仅发生在线下情境中。随着社交软件日益普及，成年人的交往方式逐步转向线上，社交活动的时间范围也随之明显扩大。在这一发展逻辑中，幼儿与初级群体之间的社会性交往同样具备向线上延伸的可能性。伴随虚拟现实技术的持续进步，未来有望在家庭空间搭建高度逼真的线下实景模拟游戏场景，使幼儿能够在虚拟场域中开展社会互动、学习社会规范，并逐步建构合理的自我认知体系。依托成熟技术，大屏智能终端可实现幼儿与同班同伴的视频联络。借助“面对面结合情境化”的沟通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部分传统线下的同伴交往功能，从而促进幼儿的社会化发展。同时，开发专门面向幼儿的互动平台，可以促成不同城市及不同家庭背景幼儿之间的沟通交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补齐现实场景中幼儿同伴交往资源匮乏这一短板。

丰富内容供给，提升媒介规则教育水平

　　幼儿社会行为的发展主要依赖其与初级群体的互动，但这种互动并不局限于线下。随着数字社交工具的普及，部分成人社交活动已转向线上并延长了交往时间，在此背景下，幼儿与家庭成员及同伴的互动关系也可向线上延伸。伴随虚拟现实等技术发展，未来有望在家庭空间中构建接近真实的虚拟游戏场景，使幼儿在模拟环境中进行社会交往，在互动中学习基本规则并逐步形成自我认知。当前，部分具备大屏功能的智能音箱已支持视频通话，使幼儿能够与亲友进行“面对面”交流，结合情境化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线下交往的不足，并通过互动平台拓展了跨地域联系。

　　从内容供给来看，我国早期教育资源长期面临更新周期冗长、高品质内容匮乏的结构性困境，这一痛点在智能音箱等新型媒介载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目前，内容供给主要受限于设备内置资源与极少数第三方软件，无论是数量，还是类型矩阵都较为单薄，难以承载系统化、深度化的幼儿社会化启蒙任务。因此，拓宽内容吸纳渠道、推进资源精品化与多元化发展势在必行。深耕智能媒介的早教内容，不仅能精准辅助幼儿构建对社会规范与主流价值的早期认知，还能为数字内容产业挖掘全新的消费增长点，达成多元主体的利益共赢。当线上资源能够高度覆盖幼儿行为准则与社会规则时，部分传统的线下社会化教学场景将逐步向云端迁移，由智能终端协同完成阶段性引导。然而，在此进程中，亟须构建严格的内容审定机制与价值导向屏障，在筑牢信息安全红线的同时，警惕资本过度商业化对幼儿内容环境的侵蚀。

　　进一步审视媒介特征可知，智能音箱作为伴随性、交互性强的智能终端，其核心优势在于能够突破时空限制，为幼儿打造沉浸式的拟态社会化环境。然而，现行市场中音频资源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多数产品仍停留在机械重复的儿歌或浅表化故事层面，缺乏基于儿童认知心理学设计的阶梯式、交互式硬核产品。这种“浅尝辄止”的内容供给，直接制约了智能媒介从“娱乐玩具”向“教育教具”的深层进化。

　　从家庭应用场景来看，要实现社会化教育从线下向线上的平稳过渡，技术媒介不能完全取代家庭代际联结。理想的路径应是以智能媒介为纽带，驱动“人机互动”向“亲子协同”的场景延伸。内容研发端应积极开发兼具社会规则宣导与亲子协作特性的复合型数字产品，以此激活家庭场域内的对话机制，避免技术异化导致幼儿产生孤立的“屏幕依赖”。

　　最终，在产业治理与政策监管层面，相关职能部门亟须联合教育专家、技术平台及内容生产商，共同制定针对智能音箱早教内容的分类分级标准与准入负面清单。建立动态的第三方质量评估体系，一方面加速淘汰低质产品，另一方面通过政策扶持引导社会资本流向优质、公益的启蒙数字资源库。唯有实现“技术赋能、内容精品化、监管制度化”的三维协同，方能彻底扭转早教内容供需错配的失衡局面。

　　作者：张一薇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