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AI翻译不仅在新闻、旅游、宣传材料等实用文本中得到广泛应用，还拓展至文学翻译领域，但其在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歌赋这类高度凝练文本中的适用性仍有待检验。本文选取《诗经》中多篇诗歌作为样本，采用主流AI翻译工具(DeepSeek、Kimi、豆包等)进行翻译，并将其与许渊冲的经典人工译本进行对比，从内容忠实、诗歌形式再现、情感传递等维度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AI翻译在字词、语法准确性和效率方面表现突出，并能够高度忠实原文，但在韵律构建、句式处理与情感传达方面存在一定局限;而人工翻译则更能体现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在“可译”与“再创造”之间找到平衡。本文认为，在当前阶段，AI翻译可作为古典文学外译的辅助工具，但难以替代译者的核心作用，二者关系应为“人机协同、以人为主”。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古典文学更是这灿烂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诗经》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极高的艺术成就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诗篇，还是承载着中国古代社会风貌、伦理情感与哲学思考的百科全书。《诗经》的外译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其译本涉及拉丁文、法文、德文、俄文、英文等语种，这些经典的人工译本不仅推动了《诗经》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还让西方读者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绚丽瑰宝，也为我们留下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宝贵遗产。

　　法国是西方《诗经》学的发源地，拥有悠久的《诗经》译介历史。18世纪，传教士马若瑟选取《诗经》中的八首“颂歌体”翻译成法语，并收录于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这是《诗经》的首本法语译本。19世纪，法国汉学家鲍狄耶将《诗经》全文译成法语，这是首本《诗经》法语全译本。同一时期，法国传教士、汉学家顾赛芬完成了《诗经》法语与拉丁语双语全译本，该译本在法国学界获得极高的认可度。1909年，法国乐评家拉洛在其发表的《〈诗经〉的诸国歌谣》中翻译了《周南》《召南》《邶风》中的23首诗歌，这是法国汉学史上第一次以诗行形式翻译《诗经》(在此之前，《诗经》的翻译多以散文形式呈现)。20世纪，著名汉学家葛兰言不仅重视《诗经》的翻译，还在诗歌译文的基础上进行溯源，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先秦社会风貌。葛兰言关于《诗经》的作品，推动了中华文化在西方社会的传播。21世纪，众多的中法译者致力于《诗经》的翻译，许渊冲、皮埃尔·文克莱、雷米·马修等人均出版了水平较高的《诗经》法语译本。

　　然而，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之作，《诗经》多为四言句式，不仅语言高度凝练，“赋、比、兴”等修辞手法的应用也较为丰富;内容常以自然景物引发情感，文化隐喻较多;还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中国先秦时期人民生活的各方面内容。加之其较强的节奏和押韵，以及大量的文化负载词，这些都为《诗经》的法译带来了较大困难。在人工智能广泛普及的背景下，对于《诗经》这类高度凝练、意蕴深远的诗歌，AI翻译能否代替译者化解各类翻译困难、触及原作的精神内核，其算法驱动下的译文与依赖译者学识、情感与审美判断的人工译本相比，又存在哪些异同与优劣，本文将以《诗经》为例，通过对比许渊冲的经典译本与AI翻译，针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本文选取的六首《诗经》文本覆盖婚恋、咏人、送别、戍边四大经典题材，文化负载词较密集、重章叠句较典型、情景交融特征较突出，具有极强的代表性。AI翻译工具统一采用DeepSeek、Kimi、豆包三款主流大模型，输入仅保留《诗经》原文，不附加注释、背景解读等额外信息，直接导出原生法语译文，杜绝人工二次修饰。人工译本统一选用许渊冲《诗经》法译本，排除多译者混杂对比带来的变量偏差。

　　本文旨在通过系统的文本对比分析，以《诗经》的法语翻译为具体场域，深入探究AI翻译与人工翻译在内容忠实、诗歌形式再现与情感传递三个维度的具体差异。研究不仅意在客观评估AI技术在古典文学外译方面的应用潜力与固有局限，还希望借此反思人机协作的未来翻译新模式，以便为中国典籍外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提供新的视角与重要参考。

内容忠实

　　忠实原文是翻译的首要原则，也是一切翻译的基础。对于《诗经》这一富含历史、文化、文学三重意蕴的中国古典诗集，“忠实”远非字词对等所能涵盖。通过对比可知，对于普通名词的翻译，人工译本和AI翻译均能做到忠实于原文，而对于具有独特内涵的文化负载词，二者又有怎样的区别。以下将通过具体案例，从文化负载词这一层面比较许渊冲译本与AI翻译在内容忠实度上的表现。

　　在《溱洧》一诗中，溱与洧是古代郑国的两条河流，其繁华富庶的地理位置是“中国情人节”——上巳节活动的典型发生地。而在《衡门》一诗中，姜姓为齐国国君姓氏，姜姓在周代常代指“美女”，“齐之姜”暗示着身份高贵、容貌出众的女子;子姓则是宋国国君的姓氏，因此，子姓也暗示着女子血统尊贵、恪守礼仪。

　　通过表1、表2中两首诗歌的翻译对比可以发现，许译本倾向于译出诗歌的内在含义。他删除了溱洧、齐之姜、宋之子等原诗中的地名与人名，将其分别概括为“Les deux rivières(两条河)”“celle de la grande famille(大家族的姑娘)”“celle de la riche famille(富庶人家的姑娘)”。这种译法使诗歌所传递的整体内涵更容易被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实现了功能上的对等。然而，这一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诗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要素。溱与洧作为古代的河流名，姜、子作为先秦贵族的姓氏，其本身便是中国古代文化知识的载体，将其完全归化处理，虽便于读者理解，但丧失了直接传递独特文化符号的机会。相较而言，AI则完全进行了字对字、词对词的直译，并对齐之姜、宋之子进行了解释，在保留原文文化符号的基础上，有效传递了诗歌所表达的内涵。然而，该译法因过于忠实原文而失去了诗歌的美感。笔者认为，可采用“直译加注”的策略，在诗句中保留关键的文化符号并加注或解释，从而达到既能传达诗歌内涵又能保留其文化符号的效果。

　　以上通过《溱洧》《衡门》两组译文，对比了AI翻译保留文化符号、许译本归化弱化历史专有名词两种翻译策略。结合中法跨文化传播的实践来看，两种翻译方法各有局限：纯粹的归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独属于先秦的文化标识，西方读者无法感知上巳节、周代贵族姓氏制度等独特的中国历史内涵;而无注释的生硬直译，会让不熟悉中国历史的法语读者产生阅读障碍，难以读懂诗歌背后的深层隐喻。针对《诗经》文化负载词外译困境，上文提及的直译加注是较为折中的优化方案：先由AI完整输出直译文本，并同步进行检索，生成地理、民俗等相关文化负载词的注释;译者再筛选注释内容补充在译文下方，这种方式既能保留原文文化载体，又能降低海外读者理解门槛，兼顾译文忠实度与跨文化可读性。

诗歌形式再现

　　《诗经》具有典型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特征。其在句式上多以四言为主，在结构上常采用重章叠句，具有鲜明的节奏和韵律。《诗经》以“赋、比、兴”为主要艺术手法，言简义丰、意境深远，在翻译过程中，其诗歌形式与特征的再现超越了字词对应的层面，追求在目标语中重新构建原诗的韵味、节奏与美学特质。诗歌形式的再现要求译者不仅是语言转换者，更是诗歌的再造者。以下将从节奏与韵律的构建、句式与结构的处理两个层面，对比分析许渊冲译本与AI翻译在诗歌形式再现上的差异。

　　《猗嗟》以赞叹的口吻，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一位射艺高超、仪容出众的青年射手形象，其人工译本和AI翻译的对比具体如表3所示。从韵律上来看，节选的六句均以虚字“兮”结尾，将韵脚落在倒数第二个字上，韵脚为-ang，且一二句、三四句倒数第二个字的发音完全一致，形成一咏三叹的悠扬节奏和押韵感。许渊冲译本的一二句韵脚为[ɔm]，三四句韵脚为[ɑ]，五六句韵脚为[a]，且除第二句外(五个音节)，其余句子均为六个音节，与原诗句句押韵、简短有力的风格高度契合。而AI翻译并未呈现出严格、规律的传统法语诗歌的押韵格式(如环抱韵、交叉韵等)，主要通过元音谐音和辅音谐韵形成内在的音乐性。其一三句压[ɑ]，二四句最后一个音素为[r]，三四句éclatants与éclairs前三个音素均为[ecl]，形成头韵。整体而言，韵脚较为松散自由，主要通过相似音素如[ɑ]、[ɛ]和[r]的重复，营造出押韵感。

　　从句式的处理上来看，许译本对句式进行了大幅的重组与意合。例如，“颀而长兮”原意指身材高大、颀长，许译本并未对此逐字翻译，而是将其概括为“De grande taille en somme(总之身材高大)”;“抑若扬兮，美目扬兮”意为前额方正容颜好，双目有神且明亮，许译本将其合并译为“Il est fort et galant, Avec les yeux brillants(他强健又英勇，双目炯炯)”。这种处理突破了原句的并列结构，通过法语句式的逻辑连接(avec)和形容词并列(fort et galant)，使其更符合法语表达习惯，是一种以句意为单位的整体性再现。而AI翻译则更贴近原句的表面结构与词汇对应，几乎对整首诗歌进行了逐字逐句翻译。这种译法虽保留了原诗的所有意象，达到了信息传递的准确无误，是原诗结构的高度映射，但也因此失去了诗歌形式的特征，无法实现诗意的再现。

　　《燕燕》是一首情感真挚的送别诗，其人工译本和AI翻译的对比具体如表4所示。全诗每句四言，结构工整，通过“飞”“归”“羽”“雨”等句尾押韵，以及“燕燕”“于飞”“于归”等叠词与重复结构，形成回环往复的咏叹调，节奏悠长哀婉。许译本及AI翻译每行的单词均为4—6个，许译版每行音节为4—6个，AI翻译每行音节为7—10个且较许译版在节奏上稍显松散。许译本的押韵较为规律，一二句词尾音素为[ɛ:l]，三四句词尾音素为[jø]，五六句词尾音素为[œ:r]，且[ɛ:l]与[œ:r]均为长音，与原诗舒缓沉重的风格相得益彰。AI翻译未形成规律的押韵模式，其音乐性主要依赖自然语流与个别词汇的音色呼应，如“vol”与“inégales”中[l]的呼应，“plus”与“pluie”的尾音[y]及[ɥi]的相似。整体上，AI翻译韵律更接近富有感情的散文分行，保持了原诗的行数对应和自然语感。从句式与结构上看，原诗前两句“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以燕子起兴，转入叙事，形成由景入情的经典结构。“瞻望弗及”与“泣涕如雨”之间存在视觉消失与情感爆发的逻辑递进。许译本对句式进行了创造性整合与转化，他将“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合并译为“En vol les hirondelles,Battent vite leurs ailes(燕子飞翔，快速扇动翅膀)”，用“vite”(快速地)一词动态化了“差池”(参差不齐)的视觉意象，使画面更具动感;同时，将“之子于归，远送于野”意译为“Ma sœur quitte son lieu,Et je lui dis adieux(我的妹妹离开家乡，我向她道别)”，明确了送别者的关系，并将“远送”一词具体化为“道别”，突出了诗人与送别者的情感联系。最后两句“Je ne vois plus ma sœur,En pluie tombent mes pleurs(我再也看不见妹妹，泪如雨下)”，通过“plus(不再)”与“pluie(雨)”发音的相似，强化了“瞻望弗及”与“泣涕如雨”的因果关系。AI翻译则突出了字面意思的对等，与原诗几乎逐句对应，完整地罗列出原诗意象，并未采取意译或增补等策略，虽保持了诗歌的原貌，但在意象之间的衔接与情感的渲染上稍显不足。

　　法语诗歌拥有成熟固定的格律体系，而交叉韵、环抱韵、统一尾韵是古典法语诗歌标志性的特征，也是许渊冲法译创作时重点参照的标准。人工译者具备法语诗学积累，能够主动调整句式音节、排布统一韵脚，贴合法语诗歌审美习惯。而AI翻译仅以语义通顺为核心目标，无法主动规划并协调全诗的韵式，仅能偶然形成零散谐音。这也是AI翻译只能做到分行散文，难以复刻《诗经》重章叠句、回环咏叹的重要原因。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工译本及AI翻译均能在押韵及节奏上进行一定处理，使译文尽量与原文风格契合。但AI翻译更擅长提供忠实于字面、结构清晰的“语义框架”，其韵脚及句式的处理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人工译本则更具有主动性，译者依据其知识及文化底蕴敢于突破字句对应的模式，通过构建韵律、整合意象、细节具体化等策略实现诗意的再现。

情感传递

　　“诗言志，歌咏言。”中国古典诗歌本质上是抒情诗，主要目的是抒发和表达情感。《诗经》中蕴含的情感既真挚又丰富，有对男女之情的思慕，有对政治讽喻的激愤，也有对先祖功德的颂扬。这些情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植根于先秦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和意象得以呈现。因此，诗歌翻译中情感的传递，绝非简单的情感词汇转换，而是一种跨文化的“移情”与“共情”，要求译者既能深刻体会原诗的情感内核，又能调动目标语的诗学资源，在译文中重新激发类似的情感共鸣。以下将从情感基调的把握和意象的情感渲染力两个层面分析《诗经》人工译本与AI翻译在情感传递上的差异。

　　《桃夭》是《诗经》中一首广为人知的诗歌，描绘了新娘的美丽以及对她婚后生活的美好祝愿，其人工译本和AI翻译的对比具体如表5所示。前两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意为桃花怒放，色彩鲜艳如火。AI翻译采取了直译策略，保留了诗句原有的意象，描绘了桃花盛开的场景。许渊冲则用“sourit(笑)”一词将桃花拟人化，营造出一种喜悦的气氛，第二句又以“nous(我们)”一词将人物引入诗歌，从客观描写转变为主观感受：“桃花的耀眼使我们着迷”，开篇便奠定了全诗欢乐喜庆的感情基调。后两句“之子于归，宜室其家”意为这位姑娘出嫁了，祝她婚后生活美满和顺。对于这两句，AI翻译采用了增补策略，用“aujourd’hui(今天)”一词表明了婚礼时间，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喜庆氛围，将“宜其室家”具体化为“Elle apportera le bonheur à sa maison(她会给这个家带来幸福)”。许译本中则删除了“宜其室家”这一语义较为模糊的祝福语，使用“comme(像)”一词将新娘比作灼灼盛开的桃花，形成了首尾呼应，表明了“桃花”与“新娘”之间的逻辑关系，用桃花的绚烂暗示对新娘的祝福，强化了“桃花”这一意象的情感渲染力，达到了“物我合一”。因此，许译本通过拟人、隐喻等手法，主动营造出欢快的喜庆氛围，开篇定调，将情感内化于意象之中。AI翻译中情感的传递主要依赖描述性的形容词(éclatantes, brillantes)，使情感附着于准确的信息上，难以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采薇》是一首描写战士戍边归家的诗歌，其人工译本和AI翻译的对比具体如表6所示。前两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以乐景写哀情，用春天茂盛的杨柳反衬离别的哀伤。许译版将“杨柳依依”译为“Le saule en pleurs”(杨柳垂泪)，采用“en pleurs(哭泣的)”这一拟人化的表达，将杨柳直接转化为悲伤的情感载体，奠定了全诗悲伤的情感基调。而AI翻译则进行了客观的自然描述，“Les saules verts fleurissaient(绿柳曾繁茂)”保留了杨柳繁盛的意象，但“fleurissaient”(繁茂)一词侧重客观描写植物的状态，未能强化离别时的不舍与哀情。后两句“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则以哀景写哀情，利用漫天大雪的严峻气候烘托归途的艰难。许译本将“雨雪霏霏”译为“La neige en fleurs(飞雪如花)”，此处“fleurs(花)”既描绘了雪花飞舞的形态，又暗示了繁华落尽、生命凋零的哀婉，与战争结束后士兵悲凉的心境高度契合。而AI翻译将其译为“La neige à flots s’abat(大雪倾盆而下)”，生动描绘了雪势之大，但更侧重于客观描写天气的严峻，缺乏对人物内心情感的强调。原诗中，时间、景物、情感的多重对比构成了一幅悲哀的场景。许译版同样通过“en pleurs”与“en fleurs”的呼应，将“杨柳”与“雪花”形成了并合意向，在情感上构建了关联：昔日的“泣别”与今日的“凋零”相互映照，极大深化了意象的感染力。而AI翻译的意象清晰准确，虽保留了“绿柳”与“大雪”的对比，但意象之间、意象与情感之间的关联较弱，其情感传递更多依赖对景物的客观描述，缺乏译者主观介入所营造的情感推力。人工译者依托自身的古典文学功底与法语诗歌创作经验，主动赋予景物拟人化的情感色彩，完成景与情的融合;AI翻译则依靠语料库词汇的匹配，仅能复刻景物的客观形态，难以自主识别“以乐景写哀、以哀景衬悲”的修辞手法。这表明，AI仅能处理表层的文字信息，无法感知文字背后含蓄、委婉、多层次的中国式抒情。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许译本与AI翻译在情感传递路径、情感基调把握及意象的情感渲染力方面均存在差异。从情感传递路径来看，许译本展现出主动性、创造性与介入性。译者基于对原诗情感的深刻共情与诗学修养，主动运用多种翻译策略在目标语中“再创造”情感氛围。而AI翻译则呈现出被动性、描述性与依附性的特征。其情感传递主要依赖对原文字面信息的准确转换和描述性形容词的有效运用。从情感基调把握来看，许译本注重对诗歌整体情感基调的把握与定位，通常开篇定调。而AI翻译更侧重于局部意象与字句的情感色彩对应，对诗歌整体基调的捕捉能力较弱。从意象的情感渲染力来看，许译本通过将意象情感化、拟人化，使自然景物成为情感的载体，拓展了意象的情感空间。而AI翻译则主要呈现意象的表层特征，意象往往停留在客观描述的层面，其作为情感催化剂的功能未被充分激活。

《诗经》法译视域下古典文学外译人机协同实践路径

　　通过从内容忠实、诗歌形式再现、情感传递三个维度对AI翻译与许渊冲人工译本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存在明显的能力互补性：AI擅长完成字词释义、文化信息留存、多版本初稿生成等标准化与信息类的翻译工作，难以完成诗歌韵律建构、意象情感化重构、跨文化审美调适等更高层次的翻译工作;人工译者则具备更高的文学审美和文化阐释能力，能够实现诗意的再现，但与机器相比，存在效率短板。二者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分层协作、互补共生的有机整体。结合《诗经》的法译实践，可构建译前AI赋能、译中人工主导、译后人机双向校验的完整协同流程。首先，AI可承担典籍基础信息的处理工作，如利用AI检索专有名词的历史释义、民俗背景，整理标准化的法文释义;还可利用其生成多版直译初稿，完整保留原文地名、姓氏、器物等文化符号，规避人工翻译因归化处理丢失文化信息的问题。其次，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掌握创作主导权，完成诗意与审美的再创造，弥补AI的固有缺陷。AI产出的直译初稿仅为文字坯体，无法达到音美、意美、形美的要求，译者需要基于AI初稿重构法语诗歌的韵律节奏、对意象进行情感加工并进行跨文化适配调整，弥补AI客观白描带来的情感缺失，完成诗意的跨文化再生。最后，在校正阶段，可利用AI开展客观校验：核查译文中的字词、语法、历史名词是否存在漏译与错译，核对文化负载词释义是否统一;译者则反向审视AI校验结果，对AI判定“语义无误但诗意平淡”的句子进行二次润色。最终形成“AI保信、人工赋美”的成熟译本，既避免纯人工翻译遗漏文化信息，又弥补纯机翻缺少诗情的短板。

　　本文以《诗经》的法译本为例，从内容忠实、诗歌形式再现、情感传递三个维度系统比较了AI翻译与经典人工译本(许渊冲译本)在中国古典文学外译中的差异与优劣。研究表明，AI翻译在语义准确、语法规范与完整信息传递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能够提供高度忠实于字面含义的译文，尤其在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上体现出较强的“直译”倾向与信息保全能力，且其翻译呈现出瞬时性特征，具有极高的效率。但AI翻译在节奏与韵律的创造性构建、句式与结构的诗意化重组、情感基调的整体把握及意象的情感渲染等方面仍存在明显局限，其译文往往停留于客观的信息呈现层面，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诗意再生。相较而言，人工翻译(以许渊冲译本为代表)则展现出了译者的主体性与艺术创造力，能够在忠实与再创造之间取得平衡，通过归化、意译、拟人、音韵构建等策略，实现跨文化的诗意传递与情感共鸣。

　　因此，中国古典文学的外译，尤其在诗歌这类形式与内涵高度统一的经典作品中，AI更擅长提供“准确的坯体”，而人工译者则负责完成“艺术的雕琢与赋魂”。在当前的技术发展阶段，AI与人工翻译在古典文学外译过程中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功能互补的协作共生关系。AI可作为译者的“智能初稿生成器”与“文化知识库”，承担基础性、重复性的信息处理工作;而译者则应专注于需要人类智慧介入的诗学判断、艺术加工与文化调适等高阶任务，通过人机协同的方式，最终成就既忠实又雅致的译本。

　　作者：卫牧婵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