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不仅是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增强乡村文化自信和社会认同的重要基础。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有效的乡村治理创新成为推动乡村持续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现深入探讨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治理创新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融合与应用，旨在为乡村振兴提供切实可行的策略建议，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治理创新有机结合，增强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治理创新成为关键议题。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有助于保持区域文化独特性，还能促进文化旅游和相关产业发展，带动乡村经济增长。乡村治理创新包括管理机制和参与模式的优化，对提高乡村治理效率、提升居民归属感和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如何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通过治理创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成为当前乡村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乡村治理的深度融合，既能提升文化遗产保护效果，又能优化乡村治理，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协同发展。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治理创新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融合与应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提出具体的应用路径和实施建议，旨在提升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推动乡村全面发展。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文化遗产的界定与分类

　　文化遗产按其存在形态可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等类别，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我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帕特农神庙等都是世界著名的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展示了各自文明的建筑和艺术成就，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习俗、语言、音乐、舞蹈、礼仪、庆典及传统医药等，这些文化遗产通过当地民众的社会实践、表达方式、知识传递、仪式活动等形式代代相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特定区域与民族对自然的理解、社会组织形式及哲学观念，这类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当地民众的积极参与和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

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分析

　　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在国际上获得高度认可。2024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已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这一国际认可证明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效性，增强了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促进了文化强国建设。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5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3056名，各级代表性传承人9万余名;列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的项目超10万项，极大丰富了我国的文化遗产数据库。为加强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与活化利用，我国创新设立了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旨在通过实验探索适配各地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方式。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2015年以来，已有149所院校举办了1400余期研培班，累计培训非遗传承人5.1万人次;各省(区、市)同步开展研培工作，参与院校超200所，惠及传承人群超20万人次，有效解决了非遗传承断层的问题。此外，非遗的经济潜力得到有效发挥，1721个县域、9100余家非遗工坊直接吸纳27万余名脱贫群众就业，人均年收入超3.6万元。2024年，全国各地集中推出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催生了“非遗+演艺”“非遗+旅游商品”“非遗+民宿”等新业态，有力促进了非遗的传承与传播。

乡村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乡村治理模式

　　目前，我国乡村治理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特点，主要包括村民议事参与型、乡土文化引导型和多元主体带动型三种形式。村民议事参与型模式通过民主协商、村民评议和座谈会等形式激发广大村民积极参与村级事务的热情，适用于村社成员关系紧密、治理主体众多、村社干部号召力强的乡村。乡土文化引导型模式通过挖掘和利用地域文化资源，融合道德教化与乡村治理，建设文化礼堂、打造文化综合体，引导村民崇德向善。此模式尤其适用于文化底蕴深厚的乡村，能有效将乡土文化力量转化为推动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多元主体带动型模式强调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包括政府、村民、乡贤、企业、社会组织等，适用于内部异质性明显、需要更广泛治理参与的乡村。

乡村治理的特点

　　乡村治理在现代社会背景下逐步演变，呈现出明显的“四化”特征，即网格化、精细化、集成化、智能化。网格化是指将乡村区域划分为若干个管理单元或“网格”，每个网格内的事务由相应的网格长负责，实现对乡村管理的全覆盖，极大提高了治理的响应速度和效率。精细化是指深入了解每户人家的具体情况以及乡村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从而实施适配的管理和服务措施。集成化是指整合多种治理资源与服务功能，搭建统一的管理平台，以提高治理效率。智能化则是指在乡村治理中引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以提高信息处理速度，使治理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乡村治理的成效

　　2024年，我国“三农”工作成绩亮眼，全年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这一成绩不仅确保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也显示了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近1300万人，这一数据反映了乡村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显示出乡村吸引力的增强。具体到乡村治理层面，我国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由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务监督委员会等组成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显著增强了村民的自我管理能力，提高了村级治理的效率和透明度。据统计，全国村两委换届选举中群众参选率达到90.2%，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一次性选举成功率分别高达99.7%和98.3%，这些数据显示了我国乡村民主治理体系的成熟和村民参政议政热情的提升。

　　同时，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乡村治理中得到实质性加强。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村民中，参与重大事项决议和公益事业活动的占比分别达35.97%和31%;35.99%的村民对乡村发展提出过建议，36.59%的村民对村内重大事项进行了监督。此外，文化建设和社会风气也得到改善，村规民约实现了行政村全覆盖，全国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覆盖率达96%，县级以上文明村、文明乡镇的占比分别超65%和80%。这些成就不仅提升了乡村文化水平，还促进了健康、文明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治理创新的融合

利用信息技术优化文化遗产管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治理创新的融合与应用需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对于古建筑、考古遗址和艺术品等物质文化遗产，可运用三维扫描和摄影技术创建高精度的数字副本。这些数字副本不仅能确保文化遗产在遭遇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时信息不丢失，还能用于科研和教育领域。依托三维建模技术，全球范围内的专家学者可以远程对中国古建筑进行研究。同时，应建立数字化档案库，详尽记录每件文化遗产的历史背景、保存现状及保护历史等信息，并通过数据库管理系统进行分类、存储和检索，从而显著提升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例如，敦煌研究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敦煌壁画进行了详细记录和数字重建，使珍贵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保护和广泛传播。此外，还应加强智能化监控，通过安装传感器和监控设备对文化遗产所处环境的温度、湿度、光照强度等进行实时监测，当环境参数超出安全范围时，系统可自动调整或提醒管理人员采取措施，从而防止文化遗产受损。在此基础上，结合视频监控与人工智能技术自动识别异常行为或非法入侵，进一步提升文化遗产的安全防护水平。

鼓励当地村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

　　为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治理创新在乡村振兴中的融合，需增强村民对本土文化遗产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要求地方政府和文化部门定期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活动，让村民深入体验文化遗产。可举办传统手工艺演示和教学活动，邀请经验丰富的手工艺人向村民展示并传授陶瓷制作、传统织布、木雕等技艺，激发村民对本土文化遗产的兴趣，增强其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同时，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村庄官方网站、短视频平台等发布村庄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当前的保护状态及村民参与保护的成功案例，以此增强村民持续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动力。此外，政府应设立专门的文化遗产保护基金，支持积极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个人或家庭，为维护传统建筑、参与传统节庆活动、从事传统艺术和手工艺制作的村民提供小额资金支持，降低村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成本，从而吸引更多村民参与。

推动文化旅游与地方产业的融合

　　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治理创新协同发展需要推动文化旅游与地方产业的融合，开发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这需要相关主体对当地的历史建筑、传统节庆、民间艺术、手工艺品等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研究和合理利用，如将古村落改造成乡村博物馆或文化体验中心，让游客在参观的同时了解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故事。同时，地方政府应与旅游企业合作，开发一系列以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工作坊、民俗节庆与展演活动。这既能为游客提供丰富体验，又能拓展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推动文化旅游与地方产业融合还需强化地方产业与旅游服务的衔接。地方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设立推广基金，支持地方手工艺品、农产品等的品牌化和市场化。可在旅游景点设置专门的展销区推广地方产品，在增加产品销量的同时提高地方品牌的知名度。此外，地方政府还应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住宿环境，增设旅游信息中心，以进一步吸引游客。

案例分析：福建林溪村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治理

林溪村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林溪村对包括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乡土建筑等在内的文化遗产，采取了以“乡愁”为核心的保护方法，增强了村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近年来，该村先后投入500万元修缮祖厝古庙5座;投入400万元对清代古堡民居奎壁齐辉楼进行了修缮和展陈布置;投入600万元修复古寨墙，重建了烽火台和明代监察御史林秉汉故居。这些项目不仅恢复了历史遗迹的物理结构，还赋予其新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林溪村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池仔头古村落项目不仅复原了旧码头泊岸，还修缮改造了一批古厝，为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该村投入300万元整治上下林祖厝周边环境和重建戏台，吸引了众多游客和文化爱好者;通过改造旧厂房建成文体中心，为村民提供灯光篮球场、羽毛球场、气排球场和乒乓球台等设施，丰富了村民的文体生活。

林溪村乡村治理创新实践

　　林溪村通过村党委提议、村民决议的方式确立了旅游产业发展的全村规划，推动半月山温泉景区的扩展以及乡村民宿、养老健康、水世界等项目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村民的参与度和经济收益。村党委牵头成立的旅游服务公司，采用“村级党委+公司”的模式，成功打造了涵盖休闲游、文化游、养生游的4条精品旅游线路，年均吸引游客超30万人次，实现了从依赖石材业的“石材村”向以旅游为主的“旅游村”的转变。同时，林溪村与厦门陈熟艾医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利用超百亩撂荒地种植艾草。村庄负责地块整理和组织种植人力，合作公司垫付种苗费用、提供技术指导并负责产品销售。这一项目不仅增加了村民收入，还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此外，林溪村还投资3200万元推进生态湖岸建设，投资2000万元完善停车场、旅游公厕和乡村公园等基础设施;连续11年进行村庄道路硬化美化，安装路灯500盏，使林溪村成为长泰区首个实现全村“亮化”全覆盖的村庄。通过这些实践，林溪村成功转型为旅游村，展现了乡村治理创新与文化遗产保护融合模式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用的巨大潜力和显著成效。

　　综上所述，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治理创新的融合能够显著增强乡村的旅游吸引力，提升村民的经济收入，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林溪村的发展实践印证了这一点。未来，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治理创新应更多利用数字化技术，提升文化遗产的管理效率和公众参与度;同时，加强跨区域合作与资源共享，形成更加开放和协同的治理架构，推动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作者：解冰峰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