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飞 周良勇

大运河文化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与马克思主义存在高度的内在契合性。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时代背景下，“第二个结合”为大运河文化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理论指引。立足“第二个结合”，大运河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下，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以及文化资源保护碎片化的现实挑战。现以“第二个结合”为根本遵循，从价值引领、保护传承和创新转化等维度探索推动大运河文化发展的实践路径，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更大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第二个结合”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吴王夫差开凿邛沟伊始，大运河已有2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其包含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全长约3200千米。作为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里程最长、工程规模最为浩大的人工运河，大运河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既是农业文明时期传统运河工程的里程碑，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大运河成为了中华民族在改造自然、沟通南北方面创造的宏伟工程奇迹，更在2500余年的漫长历史中，孕育了深厚且独特的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蕴含的大一统政治智慧、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与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深刻地影响了沿线区域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成为承载中华文明基因、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重要物质和精神载体。因此，在实践层面应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引，探索大运河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保护与发展路径，避免在开发利用中走向浅层的商业化与同质化，使其真正成为滋养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大运河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当前，文化软实力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因素，“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创新的新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成为新时代的应有之义。大运河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承载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大运河文化的实践应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推动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

精神传承：承载民族精神的物质实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大运河文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的工程奇迹和沿线丰富的文化遗产，更在于其蕴含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观念，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一是“大一统”格局下的国家治理智慧。大运河作为粮食、盐铁运输的交通保障，其开凿与兴盛始终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中央集权紧密相连。其体现的是以中央统筹、全国一盘棋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念，为实现国家社会稳定发展而进行的超大规模人口、资源流动的伟大实践。二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大运河的建设与维护克服了自然阻力，其创造的工程奇迹背后是历代劳动人民的辛勤付出，展现了中华民族在面对艰难险阻时的自强不息精神。大运河展现的不畏艰难、敢于斗争的品格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激励着中华民族继续前进。三是“开放包容”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特质。大运河作为交通大动脉，极大地促进了南北人员往来、商贸流通与文化交汇，形成了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文化生态，突破了地域壁垒，孕育了沿岸众多城市的经济文化繁荣，也塑造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鲜明特质。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大运河工程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水利经验和生态智慧，通过科学调度江、河、湖、泉的水源，形成了复杂而精妙的水系网络，既满足漕运、灌溉、供水等功能，也注重维持区域的生态平衡。

实践塑造：凝聚团结奋斗的集体力量

在“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指引和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的推动下，大运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融通，在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标识、凝聚中国力量的共同精神家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文化体验空间等方面突破了地域局限，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运河作为贯通南北的交通主干线，地理空间跨度大，对沿线各民族之间形成互嵌式的文化交融格局发挥着重要作用。大运河沿线区域的戏曲艺术、饮食文化及生活习俗展现的南北融合现象，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认同提供了历史支撑。系统整理大运河文化蕴含的民族交融史、团结协作史与共同奋斗史，并深入挖掘其中凝聚的集体精神价值，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文化根基。这些历史记忆展现了各民族在大运河建设与维护过程中的团结奋斗精神及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励着当代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过程中，大运河是联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纽带。大运河的修建与维护展现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其蕴含的爱国图强、自强不息等精神特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底蕴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为人民提供了精神指引。同时，在实践中，大运河文化蕴含的崇文尚学、兼容开放的传统文化，推动了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

文化弘扬：历史叙事的当代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大运河作为古代政治统一的具体象征，其文化带贯通了历代政治与经济核心区域，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之一，成为凝聚民族情感和认同的核心符号。党的二十大要求“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为大运河文化带历史叙事的当代转化提供了现实支撑。

在中国叙事体系建设进程中，大运河沿线的文化遗产作为承载着丰富历史的物质实体，不应局限于静态保护，而应通过解读和演绎大运河历史，推动其向创新性生产力转化，从而实现历史叙事的活态传承。依托运河遗址及文献，系统性整合历史文脉，活化运用传统工艺技术，构建宏大的历史叙事框架与历史遗产价值体系，弘扬大运河文化，从而将大运河文化的核心精神融入当代民族文化符号建设。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更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大运河文化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具有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跨文化对话潜力，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正是将古代历史叙事置于当代讲好中国故事的具体实践。将大运河文化转化为世界级文化交流与传播平台，可以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成就，使其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这既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大运河文化发展的现实挑战

在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的推动下，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充分彰显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伟大成就，但当前大运河文化发展工作仍面临国内外环境变化和运河保护碎片化等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运河文化的发展与建设。

社会变迁的治理挑战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承载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在于人民。大运河文化本质上是大运河沿岸人民的文化，其活态传承依赖于人民群众。然而，在城镇化驱动下，由于人口流动加速，运河文化传承主体出现流失与断层问题。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导致大运河沿岸的许多历史街区、村落出现“空心化”，运河文化的传承失去了传承主体与实践场地；另一方面，传统的口述历史、民俗技艺、地方戏曲等非遗项目，依靠家庭或村落社区代代传承，但在人口流动加速的背景下，传统工艺传承面临人才断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力不足。

产业转型对大运河文化传承产生复杂影响。一方面，传统产业衰退导致文化空间萎缩。传统运输、手工业等日趋没落，与之相关的码头、仓库、作坊、会馆等物质载体和技艺、行规、商谚等非物质文化面临失传风险，运河文化失去了部分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兴起带来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在具体实践中，存在建设性破坏与过度商业化的问题：为促进旅游业发展，大规模拆迁改造导致商业街同质化，历史风貌遭到破坏，文化传承面临断层风险，文化影响力不断减弱。这体现了生产力发展与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进而造成文化传承影响力减弱等问题。

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挑战

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独特性的重要见证，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价值日益凸显，但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大运河作为体现中华文明智慧的世界文化遗产，其蕴含的水利工程体系与生态和谐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随着资本、技术及信息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价值观逐渐影响大运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大运河文化的保护实践多侧重遗产的普遍性价值，却相对忽视了其地域特殊性与情感认同价值。这一倾向对大运河文化的完整性构成潜在威胁，可能导致其文化独特性和吸引力的弱化，进而加剧文化认同层面的风险。

其次，大运河入海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运河文化交流为大运河文化发展提供了新机遇，能够有效推动大运河文化在海外的高效传播与深层次交流。当前，在跨文化语境中，大运河文化的国际传播面临有效传播的难题，且传播内容较为单一，多局限于历史介绍，对当代中国运河保护、发展成就及人文精神的呈现不足。因此，应系统性构建契合国际受众认知习惯的跨文化传播话语体系与表达方式，从而使国际社会充分理解并认同大运河文化蕴含的历史价值与美学特质。

最后，大运河文化蕴含的团结奋斗等精神内涵与西方价值观存在显著差异。在“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大运河文化发展，需要强大的文化自信和鲜明的文化标识，可以将大运河文化转化为能引起国际社会共鸣的故事和产品，从而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与当代价值。这需要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的精神内核，既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又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而增强其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

大运河文化传承的碎片化挑战

大运河文化发展实践面临文化价值挖掘深度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创新发展乏力等碎片化挑战，是制约大运河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当前大运河文化研究多聚焦历史事实梳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侧重其作为中华民族千年发展的见证等历史性成就，未能充分彰显大运河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现实意义。针对大运河承载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深层价值理念缺乏系统性的理论阐释，大运河文化的内涵未得到充分挖掘与广泛传播。

其次，区域发展不均衡。《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政策，通过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工作格局，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沿线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使沿线地区对大运河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投入不均衡，影响了大运河文化带的整体协调发展。同时，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交叉领域协调效率低下等问题。这种区域间的不平衡不仅导致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碎片化，还削弱了大运河文化作为整体性文明载体的象征意义。

最后，大运河文化发展模式创新较为乏力，产业融合相对薄弱。当前，大运河文化的创新实践以旅游观光与浅层体验为主，在加强优质产品开发、提升文旅发展质量、深化相关产业融合等方面，仍面临诸多瓶颈，产业融合的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未能充分发挥。部分古镇与历史街区的开发模式趋同，存在显著的同质化现象，忽视了对本地历史文化与民俗风情的深度挖掘，缺乏独特文化标识与深度体验内容。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大运河文化发展的实践路径

“第二个结合”旨在“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大运河文化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通过融入中国特色文化话语体系建设、构建综合保障体系、激发大运河文化活力等实践路径，能发挥其在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历史自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融入中国特色文化话语体系建设

中国特色文化话语体系生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将大运河文化融入中国特色文化话语体系建设是赓续中华文脉、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实践，不仅能够深入挖掘和传承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还能在当代语境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一方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第二个结合”贯穿大运河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使大运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更具科学性和时代性，从而为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丰富中国特色文化话语体系的内涵，坚定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要系统梳理大运河文化的历史脉络与精神特质。要深入挖掘大运河沿线的历史遗迹、民俗风情、传统技艺等，加强对大运河文化相关文献资料的学术研究，以增强中国特色文化话语体系建设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提炼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和价值观念，为构建中国特色文化话语体系提供丰富素材。同时，应加强大运河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表达，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与受众需求，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世界讲好大运河故事，展现大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化力量。

构建综合保障体系

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从制度保障、非遗保护、环境治理等方面构建综合保障体系，夯实大运河文化保护的现实基础。

首先，在政府层面需持续完善大运河文化发展的制度供给，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跨区域规划统筹，以突破行政区划壁垒。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政策体系，制定大运河文化发展的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完善大运河发展机制。大运河沿线地区依托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共建运河文化品牌，通过统一标识、联合营销，扩大消费市场辐射范围，提升文化消费品质和层次，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大运河文化带高质量发展。

其次，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面对政府积极推动与市场反应冷淡的非遗保护困境，一方面，要通过强化遗址的原真性保护与场景化展示，开展运河水利科技、漕运文化、商贾精神等专题研究，深入挖掘南北文化交融的历史内涵，以避免同质化现象；另一方面，非遗的展示不能仅局限于博物馆的展柜陈列、屏幕展示等传统平面模式，而应通过可承载文化活力的实体及数字载体构建立体展示体系，以实现非遗的活态利用。

最后，生态修复应坚持“保护第一、生态优先”原则，协同城乡治理生态环境。推进河道综合治理和水体净化工程，推广应用河蚌生物净化及光伏航运等生态友好型技术，实施清淤疏浚与岸坡护砌工程，修复水域生态系统，构建绿色航运体系，实现人与大运河和谐发展的目标。同时，城乡更新与改善民生协同推进，坚持实施精细化改造策略以保留历史格局，配备文化设施以造福沿岸居民，践行“还河于民”的理念。

激发大运河文化活力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弘扬大运河文化承载的中华民族数千年繁荣文明记忆，需发挥创新的关键作用，通过创新传播形式、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等方式，进一步激发大运河文化活力。

第一，创新传播形式。借助技术手段还原历史场景，将文化展示与实物互动结合，开展漕粮运输、庙会庆典等文化活动，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大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实现大运河文化的现代传承。此外，借助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推动大运河文化走向世界；通过举办大运河文化主题展览、演出等活动，讲好大运河故事，传播好大运河声音，进一步增强大运河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吸引力。

第二，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可参考浙江特色小镇、苏州苏绣等产业转化模式，开发主题旅游线路与观光体验，着重提升文旅产品和服务质量，以文化为核心进行产业再造与产品创意开发，突破传统文旅产品局限，延伸文旅产业链。将大运河文化符号体系融入城市公共空间与现代生活等领域，在提炼自身特色、放大独特性与差异性的基础上，提升大运河文化的社会感知度与影响力。

第三，推动大运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鼓励文化企业与科研院所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开发具有文化内涵与市场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产品，以推动大运河文化创意产业向规模化与专业化方向发展。开发互动性较强的数字化文化产品，借助人工智能赋能文创产品开发，提高文创产品的附加值，推动大运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面对“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厘清当代大运河文化发展趋势，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底蕴，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使其成为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成就的重要平台，为全球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中国智慧。同时，将大运河文化发展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使其持续为经济社会发展及文明交流互鉴提供重要支撑，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