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是我国唯一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并存的佛教名山。元朝时期，统治者为管控边疆、确立各民族信教民众与五台山的合理关系，在五台山汉传佛教的基础上，发展藏传佛教，并以其为纽带联结藏、蒙古、汉各族民众。一方面，在萨迦派等藏传佛教派别的推动下，五台山逐步成为汉、藏等民族共同尊奉的佛教道场;另一方面，统治者借助政治手段进一步形塑五台山文殊信仰。在元朝统治者的支持下，藏传佛教最终成为五台山佛教文化中难以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元朝时期，五台山开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路径。

　　元朝时期，五台山逐步成为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并存的佛教场域，标志着元朝开创了以五台山为纽带，借此管控边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路径。本文拟从元朝时期不同主体对五台山的实践出发，从萨迦派等不同教派主体为五台山注入藏传佛教因素、国家层面的扶持推广、开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路径三个方面，探析元朝开创五台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路径的历史实践及相关表现，深入研究五台山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实践价值及作用，为当前推动五台山发挥民族团结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参考。

萨迦派高僧与五台山

　　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成为元朝统治者探索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路径的基础。其中，萨迦派宣扬五台山文殊信仰，为五台山注入藏传佛教因素，这一文化因子的累积效应深刻影响了蒙古、藏、汉等多民族关系的融合进程。

　　唐宋时期，五台山作为在汉族、藏族信仰体系中都极为重要的存在，加之与佛教的有机结合，最终形成了以汉族、藏族信仰为基础的五台山信仰体系。元朝时期，萨迦派在西藏信仰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从其佛法源流来看，萨迦派认为整个萨迦世系的传承均由文殊菩萨化现而来，这在第四祖萨迦班智达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萨迦班智达又被简称为“萨班”，这一称呼本身是指萨迦派中通达“五明”的学者，象征智慧圆满。据史料记载，萨班参加“凉州会谈”时：“住于凉州宫廷，讲论佛法之时，许多人前往五台山朝拜，众人皆梦见文殊菩萨不在五台山，正在凉州宫廷讲法。”尽管这一记载颇具神秘色彩，但在西藏信仰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萨迦派高僧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足见当时西藏文殊信仰之盛，文殊信仰也通过此种显化方式进一步广泛传播。

　　继萨迦班智达后，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与五台山的联系更为紧密，八思巴巡礼五台山标志着藏传佛教正式传入五台山。公元1257年，八思巴到五台山朝礼文殊圣容，并创作了《文殊菩萨名义赞》《文殊菩萨五台山赞颂——珍宝之蔓》等49首赞颂。尤其在《赞颂诗——花朵之蔓》的题记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八思巴凭借忽必烈的福德护佑，以讲经僧的身份前往五台山向文殊菩萨祈愿。最终于藏历阴火蛇年七月八日，八思巴在五台山完成了这篇赞颂诗。这既是一篇宗教文学作品，也暗含他为忽必烈祈福的政治意愿。五台山文殊信仰经由萨迦派这一信教群体的阐释与弘扬，成为元朝政府扶持五台山藏传佛教的思想基础。

　　元朝时期，除八思巴外，另一位在五台山弘传萨迦教法的关键人物是胆巴金刚上师。胆巴由八思巴推荐给忽必烈，后驻锡于寿宁寺，成为萨迦派在五台山汉地道场的重要代表。在驻锡期间，胆巴倡导在五台山修建藏族寺庙，这一措施为五台山注入了更多藏传佛教因素。据史料记载，胆巴“行秘密咒法。作诸佛事，祀摩诃葛剌，持戒甚严，昼夜不懈，屡彰神异，赫然流闻”。“摩诃葛剌”又称“大黑天神”，是藏传佛教神祇在汉地传播的重要标志。早在八思巴时期，就将此神奉祀于五台山。妙舟法师编撰的《蒙藏佛教史》中记载：“尝行摩诃葛剌法，元兵克宋，列城望风款附，皆云见有大黑天神，领众弥空故不敢拒，即摩诃葛剌神力也。”《汉藏史集》记载：“此时，皇帝又对上师八思巴道：‘如今遣伯颇领兵攻打奎子地方如何?’上师回答说：‘彼足以胜任，我将为其设法，求得吉兆。’……内塑护法摩诃葛刺主从之像，由上师亲自为之开光。”由此可见，在五台山奉祀摩诃葛剌以助元军取胜，是萨迦派在五台山重要的宗教活动，也是萨迦派积极参与五台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又一生动体现。

　　在五台山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萨迦派发挥了重要作用。八思巴结合五台山文殊信仰与萨迦派的教理与密法，为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撑。除了萨迦派，当时噶玛噶举派也在五台山有宗教活动。噶玛噶举黑帽系的第三世活佛攘迥多杰，曾两次应元朝统治者的召令到大都传法，在返回西藏的途中还专程前往五台山朝圣。尽管元朝时期噶玛噶举派在五台山的活动甚少、影响有限，但其作为藏传佛教一派赴五台山巡礼传教，与萨迦派一道推动了五台山民族交融关键性要素的原始积累。

元朝统治者崇奉

　　元朝统治阶层积极扶持藏传佛教，依托五台山这一场域对藏传佛教的持续累积，显著强化了以五台山文殊信仰为纽带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路径。

　　元朝的政治管理过程始终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对五台山的尊崇也不例外。元朝兴起于北方游牧地区，原本便信奉佛教，完成西域统辖后，面对北起朔方的蒙古传统、民风强悍的现实，便有意借助藏传佛教收拢人心、稳固统治。元朝统治者积极推动五台山发展藏传佛教也归因于此。

　　从政治角度看，元朝统治者崇奉五台山佛教有利于巩固其对西藏的统治。公元1247年，元太宗之子阔端诏请萨迦派班智达与八思巴前往凉州会谈。此次会谈中，阔端皈依藏传佛教，令萨迦班智达规劝西藏僧俗官员归顺蒙古，承诺归附者仍可继续担任原有职务。凉州会谈标志着西藏正式归顺蒙古，也是蒙古王室皈依藏传佛教的开端。公元1260年，忽必烈继位后，册封八思巴为国师，令其掌管全国佛教及吐蕃地区的行政事务。在元朝统治者的支持下，萨迦派由西藏地方势力集团跃升为掌握全藏政教事务的核心力量，且帝师在元朝享有极高地位：“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

　　从蒙古族自身宗教信仰需求来看，元朝建立后，统治者既要承袭蒙古传统，也要学习汉族以儒学为主的思想文化。在此背景下，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藏传佛教，将藏传佛教的宗教团体纳入元朝政权架构。在这一背景下，以萨迦派为首的藏传佛教教派逐步发展，不断向中原地区延伸扩展，而前文已提及，萨迦派与文殊菩萨具有深厚渊源。因此，元朝统治者崇奉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成为加强其与西藏萨迦派联系的必然之举。

　　但如果跳出政治史的单一视角，便会发现五台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更为丰富。五台山地处中原农耕区与北方游牧区的过渡地带，早在魏晋、隋唐时期便是汉地佛教的神圣道场。藏传佛教尊奉文殊菩萨为智慧的化身，萨迦派更是认定自身世系源自文殊菩萨化现。这种信仰层面的高度重合，使五台山天然具备构筑多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条件。当元朝统治者以国家之力扶持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时，实际上是在这座名山上构建汉、藏、蒙古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空间。

　　在这一空间中，五台山文殊信仰催生出一条跨越民族界限的精神纽带。元朝时期，来自西藏的萨迦派僧人驻锡于五台山寺院，藏族高僧首次将藏传佛教教义、教理传入五台山，推动五台山成为唯一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并存的名山，并在其传教、授法、举办法事的过程中，与五台山当地的汉族僧人和信众朝夕相处。与此同时，蒙古贵族奉旨前来朝山祈福，藏族僧人往来于大都与西藏途中也会在五台山停留休整，汉族的文人士大夫也纷纷慕名登山游览。

　　尽管各民族的宗教表达形式不尽相同，但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群众却因共同的文殊信仰汇聚于此。在长期共处中，语言隔阂逐渐消解，宗教仪轨得到理解和尊重，生活方式也逐渐相互包容。这种精神层面的认同一旦形成，便超越了政治层面的主从关系和利益层面的相互利用，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持久的驱动力。

兴建寺院

　　元朝统治者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支撑，积极扶持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具体措施主要分为建寺造塔、大作佛事、经济扶持三类。

　　寺院数量是衡量某一地区佛教兴衰的重要标志。据统计，元朝在五台山新建、重修且有确定名称的寺院共24所，另有前代留存的寺院至少32所。元世祖曾询问帝师：“造寺建塔有何功德?”师曰：“福音大千。”由此可见，元朝统治者在五台山建寺造塔，旨在永享帝祚、护佑江山和福荫子孙。至元元年(1264)，元世祖曾下诏修葺五台山佛寺：“朕眷仰灵峰，大圣所宅，清修之士，冥赞化机，官民人等，不得侵暴。次年造经一藏，勅送台山善住院，令僧披阅，为福邦民。十二佛刹，皆为葺新。”至元九年(1272)春正月，元世祖“勅燕王遣使持香幡，祠岳渎、后土、五台兴国寺”。元成宗在位期间，“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并多次下诏修建五台山佛寺。大德十一年(1307)十一月，“建佛寺于五台山”。至大元年(1308)，元武宗“发军千五百人建五台山佛寺”，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皇太后“造寺于五台山，摘军六千五百人供其役”。至大三年(1310)正月，再次增派军卒工匠，“营五台山寺，役工匠千四百人，军三千五百人”。参与修建五台山佛寺的施工人数达万人以上，可见规模之大。元朝历代统治者于五台山建寺诏令之多、规模之大，反映出元朝统治者对五台山佛教的尊崇与重视。

大作佛事

　　佛事是发扬佛德的活动，在五台山大作佛事，是元朝统治者尊崇佛教的重要表现。至元十六年(1279)，就曾在“五台山作佛事”。

　　元朝时期五台山举办佛事活动的频次颇多。据史料记载，元朝曾在大都的万安、庆寿、圣安、普庆四寺，扬子江畔的金山寺，五台山的万圣祐国寺连续举办了七天七夜的水陆法会。元文宗时期，佛事益盛，其在位五年间便大作佛事三次。据统计，元朝时期多次于五台山设会斋僧、诵经念佛，举办各类大型佛事活动达10余次，五台山成为元朝在大都以外地区举办佛事活动次数最多的场域。元朝统治者在五台山大作佛事，既以宗教力量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也扩大了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影响力。可以看出，元朝的政治运作、日常生活都与藏传佛教紧密联系，元朝统治者的扶持成为推动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充分表明元朝统治者对五台山藏传佛教的高度重视。

经济扶持

　　经济扶持是元朝统治者支持五台山佛教发展的又一项重要举措。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赐田开矿政策。元朝统治者先后多次颁布诏令，减免寺院租税、减轻寺院负担。元仁宗时期发展寺院经济，延祐三年(1316)“庚寅，敕五台灵鹫寺置铁冶提举司”。元代五台山佛教的兴盛也带动了当地手工业的繁荣。据《五台县志》记载，元朝时期，五台山一带有不少从事金属冶炼的僧人，这些僧人又被称为“冶炼司人”。仅当地营坊村太平街从事金属冶炼的已有六七十家，主要铸造铜佛像、香炉、蜡台和铜钟等宗教器物。五台山铁矿开采与矿业经营，开寺院经营工矿之先河。元泰定帝于泰定二年(1325)，“敕建殊祥寺于五台山，赐田三百顷”。元朝还规定，新建寺院每寺居住僧人300名，并赐予寺院土地予以扶持。从元中统二年(1261)到至正七年(1347)，五台山新建、重建寺院众多，累计赐田地约3286.1万亩(约2.19万平方千米)，可见其田产之多。此外，元朝时期五台山的寺院还开设当铺、旅馆，涉及工商业经营。这些经济举措为元朝五台山佛教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在五台山崇佛尊教的相关活动，贯穿整个元朝时期。元代共有七位统治者崇奉佛教，在五台山修建寺院、大作佛事、赐田开矿以表尊崇，为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与优渥的经济条件。基于此，五台山藏传佛教得以发展，并以其宗教力量将蒙古、藏、汉族佛教信众联结在一起。

元代五台山开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路径

　　元朝统治者通过在五台山修建寺院、大作佛事、赐田开矿，显著强化了五台山对藏传佛教这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键性要素的持续积累。经过元朝统治者、萨迦派等信教群众的大力推崇，藏传佛教成为推动五台山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力量。元朝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后，五台山的价值链运行拥有新的起点，即除了满足元朝统治者的信仰需求，更带来了多民族互动交流的新形态。元朝时期，五台山成为藏、蒙古、汉族民众交往的新纽带，主要体现在藏族、汉族僧人与元朝统治阶层三者的互动交流层面。

　　从藏族僧人视角来看，在八思巴的努力下，五台山逐步成为藏传佛教密法中的“己者”，到达汉地的藏族高僧大多会到此朝拜，甚至长期于五台山研习佛法。藏传佛教各教派僧人纷纷巡礼五台山，使得五台山自此形成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并存的局面。继八思巴、胆巴之后，八思巴的弟子意希仁钦继任元朝第四任国师，也是史料记载中第一位在五台山圆寂的藏传佛教僧人。除萨迦派外，噶玛噶举派黑帽系三世活佛攘迥多杰在为元代统治者举行秘密灌顶的宗教仪式后，专程前往五台山朝拜，随后至宁夏传法，最终返回西藏。由此可见，五台山已发展成为藏族僧人心中敬仰的佛教圣地。

　　从汉族僧人视角来看，面对前来五台山巡礼的藏族僧人和蒙古贵族，五台山汉族僧人以礼相待，对其始终秉持尊重态度，部分汉族僧人甚至拜藏族高僧为师，以进一步研习佛法。基于此，五台山呈现出汉族、藏族僧人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和谐局面。例如，公元1231年，耶律楚材随元太宗征金途中途经晋阳，当地官员及各大寺观僧人、道士均前往迎候，只有五台山高僧并未前来，耶律楚材特地赠诗称赞五台山僧人保有赵州门风;弘教大师在“国家尊宠西僧，其徒甚盛，出入骑从，拟迹王公”的情况下，“师独长揖而已”。此外，五台山部分汉族僧人拜藏族高僧为师，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交往程度。例如，至治元年(1321)，五台山著名汉族佛教高僧弘教大师从帝师研习密法要义;次年，英宗瞻礼五台山，弘教大师陪驾朝礼五顶。随英宗回京后，太子还从弘教大师受菩萨戒，之后弘教大师返回五台山佑国寺潜心修行。

　　从统治阶层视角来看，通过与汉族、藏族僧人的互动，既能满足自身祈福、护国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能推动藏、蒙古、汉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除了扶持藏族僧人，元朝统治者也与汉族僧人有所交往，如五台山的汉族高僧海云大士、真觉大师。公元1245年，海云大师奉旨为国祈福，随后前往五台山传教授法。他潜心研习佛经，凭借佛法造诣与元朝初期统治者交往甚密。真觉大师同样受到元朝统治者的礼遇，其是五台山著名的律宗高僧，被诏入燕京后，为宗室贵族传授戒律，并赐号“兴国大师”。由此可知，元朝统治者与汉族、藏族僧人的互动交流，亦推动五台山成为藏、蒙古、汉族民众交往的重要纽带。

　　随着藏僧、汉僧与元朝统治阶层三者的交流互动，五台山汉、藏佛教并存的格局得以形成，吸引了各族信教群众前往朝拜，此地成为各民族信教群众交往交流的重要平台。其中，大圆照寺、普宁寺、普恩寺、寿宁寺、铁瓦寺、护国寺、石塔寺、望海寺等寺院成为藏传佛教寺院，藏传佛教僧人在此居住、修行、传道授法，使得五台山藏传佛教得到进一步传播。五台山的寺院建筑、雕塑绘画、祭祀神祇、佛事活动，均展现了汉藏文化交融的现象。

　　从横向来看，元朝统治者积极推动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在其主导下，五台山成为汉、蒙古、藏民众交往的重要纽带，这也是元朝五台山核心价值的体现。元朝统治者借助藏传佛教萨迦派管辖西藏，同时皈依藏传佛教。元朝统治者与藏传佛教教派之间互利共生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推进了各民族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五台山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共存局面由此形成。从客观来看，五台山以佛教为引，促进了各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元朝统治者在与五台山高僧接触时，并不以僧人的民族为限，相反，正是在元朝统治者的推动下，五台山藏族、汉族僧人得以彼此尊重、和谐相处，甚至相互学习对方的教派教法。五台山各族僧人在五台山相互尊重、亲和互补，开辟了以文殊信仰为基石的多民族交往新路径。

　　从纵向来看，北魏至唐宋时期，尽管统治者均积极推动在五台山兴建寺院，但更多出于祈福祛灾的目的。步入元代，统治者推动五台山发展具有极强的主导性与目的性特征。其在五台山扶持藏传佛教、支持文殊信仰，既能满足自身信奉需求，又可借此团结西藏，让五台山成为连接藏、蒙古、汉族民众的新纽带。元朝统治者与西藏萨迦派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宗教联系，积极推动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丰富了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文化内涵。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五台山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要素，进而推动了民族融合发展。

　　元朝五台山探索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路径，其中藏传佛教各教派僧人巡礼五台山，五台山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并存发展成为民族交往的典型体现。以五台山文殊信仰为纽带，这条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路径由多方主体共同开拓。

　　一方面，以萨迦派为代表，前往五台山朝拜的僧侣、信徒，以及为五台山提供供奉的达官贵族，均可看做是探索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路径的主体。另一方面，元朝统治者对五台山的扶持形式更加多元。除了沿袭北魏、唐宋时期修建寺院的政策，还在五台山大作佛事、赐田开矿以表尊崇，进一步推动五台山藏传佛教发展。藏、蒙古、汉各民族的信教群众、元朝统治阶层之间依托五台山文殊信仰相互沟通、接洽，各环节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五台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路径。

　　在元朝统治者的推动下，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经过一系列的推介实践，五台山最终探索出以文殊信仰为纽带，联结藏、蒙古、汉族民众，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路径。该路径突破了以往历代依托经济利益、政治运作团结边疆民族的传统方式，开创了以佛教文化，尤其是佛教文殊信仰为吸引点，更加稳定、持久的多民族融合路径。此后，这一政策为历代沿用，进一步促使五台山成为多民族互动的重要纽带，为明清时期形成以五台山为纽带的多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更要充分发挥五台山的影响力，进一步完善五台山多民族整合机制，借助五台山的文化作用凝聚人心，为促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王卓颖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