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新的社会阶层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其文化需求、价值取向与社会参与方式正对传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出全新挑战。本文以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市为对象，探讨公共文化服务如何通过构建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团结范式”，实现对新的社会阶层的有效凝聚与社会整合。研究发现，新的社会阶层具有高知性、趣缘聚集性、传统与现代“二元并存”身份认同等鲜明特征，对文化实践的参与感、体验感与精神价值感具有更高追求。西安市作为拥有丰富文化资源和沉浸式文化空间载体的城市，具备构建新型团结范式的独特优势。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三重实践路径：一是推动国家叙事与城市记忆的价值共创和符号转译，实现文化表达的地方化与生活化;二是依托平台化机制，将公共文化服务嵌入新的社会阶层的社交圈层与日常生活，实现柔性连接与内生动员;三是通过阶梯式文化项目设计，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从文化参与逐步升华为政治认同。上述路径体现了从工具性社会整合向价值性群体团结的深层转变，为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可落地、可操作的治理框架。

文化认同与政治团结

统一战线的时代挑战与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结构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向更加多元复杂的方向转型，新的社会阶层(包括民营与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及新媒体从业者等群体)已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数已超过1.5亿，其价值观念多元、社会参与意愿强烈，对传统以政治动员和组织吸纳为主的统战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在此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作为重要抓手，却存在供给主体单一、内容同质化、与需求脱节等问题，难以有效构建文化认同和实现社会整合。随着政府职能从直接提供者转向制度设计者与监管者，第三方组织和市场力量通过项目外包、公私合作等形式参与供给，形成多元协同治理格局。这一变化为构建新型“团结范式”创造了制度条件——它不再依赖单向度的政治动员，而是寻求在文化场域中实现价值认同的深层凝聚。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参与机制、激发基层文化活力，推动新的社会阶层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为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关键。

团结范式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转向

新型团结范式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制度化参与和公共价值共同生成，契合社会治理精细化方向。西安市在推进新的社会阶层团结中需实现这一范式转换。通过对14项政策文本的质性分析，西安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城乡布局上虽初见成效，但仍存在群众反馈机制不健全、社会力量准入标准模糊等问题。与此同时，历史街区的文化真实性保护实践表明，居民作为文化载体的在地性生活状态，是维系文化认同与社区连续性的关键要素。这一发现为新的社会阶层的文化融入提供了启示：唯有将个体的生活实践嵌入公共文化生产场域，才能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身份转化。因此，西安市应依托本土文化资源禀赋，构建具有地方韧性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推动治理逻辑由单向输出转向互动共构，从而在文明传承与社会整合之间形成动态平衡。

历史脉络与核心启示：文化团结的演进逻辑

文化团结实践的历史梳理

文化统战作为统一战线工作在文化领域的延伸，其实践逻辑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文艺动员与意识形态符号建构实现社会整合的深层机制。这一历史脉络为理解当代团结范式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中国共产党通过左翼文学、抗战戏剧、解放区秧歌、版画运动等形式，将文化场域转化为凝聚共识、动员群众的阵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标志着“文艺为人民服务”方向的确立，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创作出一大批反映现实斗争、激发革命热情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文化团结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战斗性和群众性，知识分子与普通群众的关系成为文化统战的核心命题之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国家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公共文化供给体系，以工人文化宫、农村俱乐部、电影放映队、图书馆、博物馆等为载体，形成了以意识形态教育为核心的文化整合传统。这一时期的团结方式强调组织覆盖与思想改造，个体在单位制、公社制中被纳入统一的文化消费与生产体系。尽管这一体系在当时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但其刚性结构难以适应社会分化后的多元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2)，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新的社会阶层开始萌芽并迅速壮大，文化团结的方式从组织吸纳逐步转向价值引导与认同塑造。政府开始引入市场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民营书店、画廊、文化公司大量涌现。这一时期的团结范式呈现“软性化”趋势，但仍以政府主导的内容供给为主，新的社会阶层的自主表达空间有限。

进入新时代(2012年至今)，西安市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呈现新的发展趋势。财政投入持续增加，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设施网络基本形成。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日益成熟，文化资源的社会可及性显著提升。典型案例包括：新城区依托历史文脉打造“兴城空间”城市书房，借助“书店+咖啡馆+文化沙龙+共享办公”的复合功能，保障市民文化参与权，成为新的社会阶层聚集的热门场所;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幸福里社区通过党建引领和“联盟共建”模式，联合辖区内企业、学校、社会组织，构建起志愿服务与制度保障协同的服务体系，每周举办“幸福夜校”“创客分享会”“亲子读书会”等活动，吸引了大量年轻白领和自由职业者参与。这些实践表明，一种更具包容性、参与性和创造性的团结范式正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治的新格局日渐清晰。

当代核心启示与价值

从上述梳理中，可以提炼出以下几条对当代公共文化服务与新的社会阶层团结工作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启示。

一是尊重文化规律是团结有效性的前提。文化团结不同于行政命令或经济激励，其效果取决于内容是否贴近受众的生活经验、情感结构和审美偏好。对于新的社会阶层而言，强制灌输式的主流价值教育往往适得其反，通过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开放式的创作平台和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反而能够实现价值的柔性传递。

二是多元主体参与是制度活力的来源。西安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社会力量，并依托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智力资源，构建起“政府—社会—大学”三螺旋嵌套的共生生态模型。实践表明，在权责清晰、互惠互补的治理框架下，可以实现文化资源的可持续整合与再生产。

三是正向外部性是公共文化服务社会效益的重要体现。西安市的1200份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多样性和体验质量表现出显著的支付意愿，尤其在主城区，受访者平均愿意为一场高质量的非遗体验课支付50—80元，或为一次沉浸式历史街区导览支付100元。这一结果反映了公共文化服务具有正向外部性，不仅提升了居民的文化福祉，还强化了新的社会阶层对公共文化空间的价值归属感。然而，“云游西安”线上博物馆、线上非遗直播课、虚拟秦腔演出等数字化实践也暴露了资源分布不均、技术支撑薄弱、老年人数字鸿沟等问题，这些问题倒逼服务模式创新，推动地方特色内容品牌化升级。

四是公共文化服务正在从意识形态工具转向社会凝聚场域。依托制度设计激活社会自组织能力，既能回应新的社会阶层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能重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西安场域的双重特质

新的社会阶层的人口特征

西安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为110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8.5%左右，呈现出鲜明的高知性、趣缘化和“古今二元”身份认同复合特征。

从人口结构看，该群体学历层次显著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大学及以上学历占56.7%，其中硕士占28.9%，博士占1.7%。平均年龄为41岁，其中25—45岁的青年群体占比超过70%。行业分布极为广泛，涵盖文化教育、科技创新、商贸服务、金融法律、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建筑设计、新媒体运营等50多个细分领域。其中，包括独立设计师、摄影师、撰稿人等在内的自由职业者和直播主播、短视频创作者等新媒体从业者的增长速度最快，近三年年均增长率超过15%。

从社会心理与价值取向看，该群体思想活跃、参政意愿强烈，对区域经济增长、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公共议题高度关注。调查显示，超过65%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为社区或城市发展贡献时间与精力”，但仅有12%的人实际参与过社区组织的志愿活动，反映出参与意愿与实际参与之间的巨大落差。他们对社会热点敏感，善于接受新事物，创新意识强，但也对传统行政化动员方式普遍存在疏离感。在文化表达上，他们追求自主性与多样性，既热衷于打卡网红展览、沉浸式戏剧、脱口秀等现代都市文化形态，又对本土历史、传统手工艺、民俗节庆保留着情感依恋。这种“传统与现代二元并存”的身份特质，虽为公共文化服务创新提供了现实基础，但也加剧了供需结构性矛盾：目前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仍存在区域不均、内容同质、参与机制缺失等问题。面向新的社会阶层的文化动员尚未建立有效的反馈与协同治理机制，亟须通过制度化渠道将其文化诉求纳入政策制定过程，构建更具包容性和响应力的团结范式。

文化资源与空间优势

西安市作为十三朝古都，拥有3100多年建城史和1100多年建都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丝绸之路的起点。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与城市空间结构，为构建新型团结范式提供了不可复制的资源优势。

在基层实践层面，高陵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直通车”项目便是典型案例。该项目通过精准化配送，基于各村人口结构、产业特点和需求调查，将图书、讲座、展览、非遗体验、文艺演出等优质资源下沉到自然村，实现了文化服务可及性与均等化水平的显著提升。更重要的是，该项目重构了政府、社会与个体的互动关系：村民不再是被动等待“送戏下乡”的观众，而是可以通过“点单”系统选择内容，部分活动甚至由村民自组织完成，政府角色从“派送者”转变为“资源协调者”。

在城市更新层面，西安市在历史城区保护中坚持“真实性原则下的文化延续性”，注重维护原住民作为文化载体的核心地位。以北院门、七贤庄等历史文化街区为例，政府通过居住条件改善、业态引导、公共空间优化等方式，保障原住民的长期居住权，维系社区文化身份与集体记忆。这种“活态保护”理念为沉浸式文化空间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使空间不再是静止的展览馆，而是成为价值认同与情感联结的动态生成场域。新的社会阶层作为具有较高文化资本和审美自觉的群体，对这类兼具历史厚度与审美体验的空间形态认同感强烈，从而成为文化团结的重要参与主体。充分盘活西安市周秦汉唐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红色文化、关中民俗文化等文化IP富矿，结合真实性导向的空间更新策略，有助于构建兼具包容性与引领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对新兴社会力量的价值凝聚与政治吸纳。

优化路径与对策建议：从价值共创到认同升华

要让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发挥凝聚新的社会阶层的功能，实现从“单向输送”到“价值共创”的范式转换，必须在操作层面构建系统化、可落地的政策路径。结合西安市的实践探索与本土资源禀赋，本文提出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行动路径。

价值共创与符号转译——国家叙事的地方化表达

传统公共文化服务通常以“送文化”为主要模式，即政府或文化机构选定内容、组织演出、安排展览，群众作为观众被动观看。这种模式虽然能够保证内容的正向价值导向，却因缺乏与受众日常生活的关联性而难以引发深层共鸣。摆脱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从文化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将国家主流叙事转化为与个体经验相连接的地方性表达。

一是组建“新阶层文化共创小组”。依托社区或区县级文化馆(站)，吸纳新媒体从业者、平面设计师、插画师、短视频创作者、文创产品开发者、自由撰稿人等群体参与公共文化内容的策划与生产。例如，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政策主题时，可组织共创小组围绕“如何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讲述西安故事”开设系列工作坊，由小组成员主导短视频脚本创作、视觉符号设计、线下快闪活动策划、社交媒体传播等环节。

二是挖掘“微符号”与城市记忆。不局限于兵马俑、大雁塔、钟楼等已被高度商业化的标志性IP，深入城市街巷肌理，发掘更具贴近性的“微符号”。借助“寻找我的西安记忆”主题征集活动，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采访老街坊、记录传统手艺、绘制社区文化地图、收集老照片和口述史，形成“一街一册”的城市记忆档案。例如，碑林区某自由职业者团队基于对本地早餐摊的长期观察，创作了“西安早餐图鉴”系列插画，在网络上获得百万级传播，后被区文化馆正式收藏并作为社区巡展内容。

三是空间营造的参与式设计。借鉴新城区“兴城空间”城市书房经验，鼓励新的社会阶层参与社区文化空间的命名、室内设计、展陈策划、活动运营。空间设计应打破传统文化站“白墙+公示栏”的刻板印象，融入工业风、新中式、极简主义等当代审美元素，设置可移动座椅、投影设备、咖啡吧、共享办公桌等，使其成为群众“愿意来、待得住、有归属感”的场所。

平台赋能与激活圈层——社交网络与公共服务的有机融合

新的社会阶层多以兴趣为纽带形成各类自组织社交圈层，如跑步群、骑行团、汉服社、剧本杀小组、亲子联盟、读书会、脱口秀俱乐部等。这些圈层具有高度自治性、封闭性和流动性，传统的行政化动员方式难以有效触达。因此，公共文化服务需转变思路，通过平台化机制嵌入新的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轨迹，实现从“组织覆盖”向“关系嵌入”的转型。

一是打造“嵌入式”社区文化综合体。参照空港新区幸福里社区的“幸福里·共创空间”实践，将传统“文化活动室”升级为集咖啡馆、共享办公工位、小型直播间、录音棚、亲子活动区、路演大厅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空间。选址优先考虑新的社会阶层聚居的青年公寓、创业园区、地铁站周边，采用预约制、会员制等灵活方式降低准入门槛。运营上由社区干部、入驻社会组织、创业团队、高校志愿者等组成“空间合伙人委员会”，实行民主决策、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二是推行“政府搭台、圈主唱戏”模式。政府提供小额项目资助、免费或低偿使用的场地，以及媒体宣传、专家指导等资源，由各类兴趣社群的“圈主”或“关键意见领袖(KOL)”自主策划并执行文化活动。例如，支持汉服社团举办“上巳节”传统游园会，政府负责场地审批、安保协调与主流媒体宣传;支持车友会组织“后备箱公益集市”;支持新媒体从业者发起“镜头下的西安”城市影像赛事。

三是推动数字化平台社交化升级。推动“西安文旅之声”“西安市数字文化馆”等线上服务平台从单一信息发布向社交互动拓展。建立基于兴趣标签的“云社群”，用户可自主创建或加入“汉服”“脱口秀”“亲子阅读”等子社群，发布活动信息、分享作品、发起讨论。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识别社群热点，为线下服务精准投放提供依据。

认同递进与价值升华——阶梯式参与与内生性政治认同的培育

文化参与的最终目标，是引导新的社会阶层在持续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对主流价值的深层认同，并自发成为积极价值的传播者与践行者。这需要设计清晰的递进式参与机制，使个体能够在不同阶段获得相应的认可与激励，从而实现从“旁观者”到“亲历者”再到“传播者”乃至“引领者”的身份跃迁。

一是建立“文化志愿者成长阶梯”。应构建一套科学、规范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化志愿服务人才培养与发展机制，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按照其专业背景、兴趣特长、服务意愿及参与深度等因素进行分类识别和分层管理，明确每一层级的能力要求、实践任务和激励措施，使其在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能够循序渐进地提升综合素养与服务能力，具体层级如下所示。

第一级“参与者”，仅需参加活动、享受服务;第二级“热心人”，承担场地布置、签到引导、秩序维护等辅助工作，每次服务获取基础积分;第三级“组织者”，经培训考核后，具备独立策划非遗体验课、读书分享会等小型文化活动的能力，可获得经费支持与社会认可;第四级“传播者”，成为特定文化项目的“代言人”或“城市记忆讲解员”，并将其事迹纳入区级“文化人才库”;第五级“引领者”，参与区域公共文化政策的咨询、评审与设计，实现“从服务对象到治理伙伴”的转变。这一阶梯式培养体系不仅有助于激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投身文化志愿服务的内生动力，还能有效整合社会优质资源，推动形成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持续发展的文化志愿者队伍。

二是建立全市统一的文化志愿者积分体系。积分可用于兑换图书、演出票、文创纪念品等文化产品，并与实质性社会认可挂钩：累计一定积分者可优先参与政府座谈会、优秀事迹在官方媒体宣传、推荐参评“优秀志愿者”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先进个人”。

三是依托非遗资源深化文化认同。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深度参与秦腔、皮影、剪纸、泥塑、长安古乐、户县农民画等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例如，开设“非遗青年工作坊”，推动青年设计师与非遗传承人“结对子”，共同开发皮影主题台灯、秦腔脸谱手机壳、剪纸元素丝巾等文创产品。参与者在习得技艺的同时，与传统文化对话，体会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并将其自然转化为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与政治认同。

通过“文化参与→趣缘社群认同→地方文化认同→民族国家认同”这一清晰而富有逻辑的价值递进链条，新的社会阶层在持续深入的文化实践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从社会边缘位置向主流核心身份的深刻转变。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身份叠加，而是依托于个体在具体文化活动中的沉浸式体验、情感共鸣与价值内化，使其首先在兴趣相投的社群中获得归属感，继而在对地域历史、风俗与传统的认同中深化文化根脉意识，最终升华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国家整体认同的自觉担当。这不仅体现了文化团结范式所追求的深层整合目标——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凝聚多元社会力量，更彰显了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前瞻性布局与创新性探索，为构建具有广泛包容性和强大凝聚力的现代国家认同体系提供了重要路径支撑。

作者：董婷婷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