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凉时期是河西走廊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五个政权相继更迭，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下，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五凉文化。五凉文化以中原传统文化为根基，融合游牧文化与西域文化精华，形成了“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的文化特质。现从五凉文化的形成背景切入，探讨其多元融合的文化内涵，分析其在政治、经济、学术、艺术等领域的具体表现，并揭示其对后世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为丝路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五凉文化的形成背景

五凉文化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与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河西走廊的地理区位与自然条件，是五凉文化形成的先天基石。从地理格局来看，河西走廊东西绵延千余里，南依祁连山冰雪融水滋养的绿洲沃野，北接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边缘的草原地带，既有适合农耕的平原区域，又有可供游牧的草场资源，这种“农牧交错”的地理特征，天然决定了其文明的兼容性。

西汉对河西地区的经营，为五凉文化奠定了早期的文明根基。元狩年间，汉武帝派遣霍去病率军北击匈奴，收复河西走廊后，通过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的举措，完成了对该区域的正式管辖，使其并入中原王朝版图。此后，中原农耕文明以官方迁徙、驻军屯垦的形式大规模传入，戍边士卒、移民百姓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水利设施建造经验，使河西绿洲逐渐从游牧区转变为“谷稼殷积”“牛羊遍野”的富庶之地。农耕文明的扎根，不仅改变了河西的经济结构，更带来了中原的礼乐制度、学术思想与生活方式，与当地匈奴、羌、氐等族群固有的游牧文明形成初步碰撞与融合，这种早期的文明积淀，为后来五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国曹魏时期对凉州建制的完善，进一步拓展了文化发展的地域空间。魏文帝曹丕即位后，正式确立凉州地方政权建制，其辖境范围远超西汉河西四郡，西至葱岭，北达居延海，南跨河湟流域，东接秦陇之地。这种广阔的地域管辖，突破了此前地域间的文化壁垒，使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在更大范围内交流渗透，为五凉文化的多元特质奠定了地域基础。

西晋末年的战乱迁徙，成为五凉文化崛起的关键推力。“八王之乱”引发的中原动荡，加之“永嘉之乱”后匈奴等族群南下，使中原地区陷入长期战乱。为躲避战火，大量中原人士举家迁往相对安定的河西走廊。据统计，五凉时期迁往河西的中原及周边地域人口累计不下20万，其中包括大量文人学士、能工巧匠与世家大族。这些避乱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学术思想与文化典籍，为河西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河西地区的安定环境与丰饶物产，为文化孕育提供了必要保障。相较于河北、山东等地屡遭战乱、民不聊生的困境，河西走廊因远离中原战火，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加之祁连山冰雪融水滋养的绿洲农业发达，粮食充足、物产丰饶，能够容纳大量移民并保障其生存与发展。正如陈寅恪所言，河西“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正是这种安定的生存环境，推动了中原文化与河西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五凉政权兼容并蓄的治理策略，为文化融合提供了制度保障。无论是前凉、后凉，还是南凉、西凉、北凉，虽分属不同族群，但均采取了多元共存的策略，不仅普遍推崇中原儒学，推行汉化政策，还尊重当地民族习俗与文化传统，有效促进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深度融合。这种多元共存的政治生态，为文化的多元融合提供了制度保障，使河西走廊成为中国北方的文化高地。

五凉文化的多元融合内涵

文化源头的多元汇聚

五凉文化的源头主要包括三方面：中原传统文化、游牧民族文化与西域文化。中原文化作为五凉文化的核心，为五凉文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与制度基础。当时到河西避居的中原人士，如江琼、裴佗、王士良等，坚守儒学传统，开馆授学，使魏晋以来的中原文化在迁徙流转的过程中，最终在凉州保存下来。前凉时期的张轨，专门设置负责文化教育的官职——“崇文祭酒”，从九个郡挑选500名贵族子弟到学校读书，并在春秋两季举行“乡射礼”传统礼仪活动，将儒家教育正式纳入官方管理体系;到了西凉时期，李暠修建专门的学宫，进一步将儒家思想和精神发扬光大。

游牧民族文化为五凉文化注入了刚健豪迈的特质。五凉政权中，后凉、南凉、北凉均由少数民族建立，其统治者将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军事制度与生活习俗带入河西。南凉秃发乌孤在位时，选拔任用人才的首要标准是骑射本领，这一点体现出鲜卑族崇尚武力的精神特质;北凉沮渠蒙逊虽推崇儒学，但仍保留了匈奴的部分文化传统，其政权制度融合了游牧民族的治理经验。这种文化融合在生产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河西地区形成了畜牧业与农业相辅相成的经济格局，“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谚语便反映了游牧经济的繁荣。

西域文化的融入丰富了五凉文化的表现形式。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的佛教、音乐、舞蹈、艺术等传入河西，与本土文化交融共生。鸠摩罗什、昙无谶等西域高僧在凉州译经弘法，使凉州成为十六国时期的佛教中心之一;天竺乐、龟兹乐传入后，与河西本土音乐融合形成西凉乐，成为隋唐官方正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使五凉文化呈现出“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鲜明特征。

学术文化的传承创新

五凉时期的学术文化在经学、史学、玄学等领域均取得了卓越成就。经学领域，河西学者辈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传统。酒泉学者祈嘉西行至海渚设帐授徒，门下有百余人，后入朝担任儒林祭酒，朝中官吏登门受学者达2000余人，他依照《孝经》体例编撰成《二九神经》;敦煌学者郭瑀隐居临松薤谷，开凿石窟栖身讲学，门下在册弟子千余人，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两部著作;刘昞作为五凉学术集大成者，撰有《略记》《凉书》《敦煌实录》等多部著作，其注释的《人物志》更是魏晋时期阐释人才思想的经典文献。这些学者既坚守儒家正统，又不墨守成规，他们对经典进行创造性诠释，推动了经学的发展。

史学领域，五凉时期官私修史之风盛行。前凉索绥著《凉国春秋》，北凉段龟龙撰《凉州记》。此外，刘昞所著的《敦煌实录》是我国古代较早的地方人物实录性史书。阚骃所著的《十三州志》系统介绍了各地郡县沿革、河道流向与社会风俗，成为后世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文献。这些史书不仅记录了五凉政权的历史变迁，更保存了大量中原文化的珍贵资料，为北魏修撰《十六国春秋》提供了重要基础。

玄学在河西的传播与发展，体现了五凉学术的包容性。程骏与刘昞关于老庄学旨的讨论，反映了河西学者对玄学的深入研究。刘昞注释《人物志》，将曹魏才性之说传入河西。玄学的传播打破了儒学独尊的局面，形成儒玄交融的学术氛围，促进了思想解放，为学术文化创新拓展了新的空间。

艺术文化的交融共生

五凉时期的艺术文化融合了中原、西域与游牧民族的艺术元素，在音乐、舞蹈、绘画、石窟艺术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音乐方面，西域乐舞与河西本土音乐的融合催生了西凉乐。《隋书·音乐志》记载：“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西凉乐将音乐舞蹈紧密结合，风格独特，对隋唐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天竺乐、龟兹乐在河西的传播也丰富了当地的音乐文化，吕光征伐西域时带回的龟兹乐，后传播至中原，成为北朝至隋唐时期的流行音乐。

绘画艺术方面，五凉时期的壁画既保留了中原绘画的传统技法，又吸收了西域绘画的艺术特色。北凉时期，武威天梯山石窟里的菩萨壁画，用色朴实厚重，人物形象融合了印度、西域早期石窟艺术风格和中原汉地艺术风格;敦煌“早期三窟”壁画以土红色为底色，色调质朴淳厚，人物画法采用“天竺遗法”，以浓重色块晕染凹部，同时融入中国传统的素面描线技法。河西魏晋墓壁画题材丰富，涵盖生产生活、出行宴乐等场景，其“质朴写实、勾勒细腻”的风格，填补了中国美术史的空白。

石窟艺术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五凉时期得到蓬勃发展。北凉沮渠蒙逊时期开凿的天梯山石窟，开创了“凉州模式”的石窟艺术风格。宿白先生将“凉州模式”概括为五个特征：方形或长方形平面的塔庙窟，以释迦和交脚菩萨装弥勒为主的佛像，窟壁主要画千佛，边饰花纹为化生忍冬，佛和菩萨面相浑圆、身躯健壮。这种艺术风格后来传入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影响了中原石窟艺术的发展，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的重要源头。

五凉文化的历史影响

对北魏文化的滋养

北魏太延五年(439)，拓跋焘率军灭掉北凉政权后，“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因此，这一时期的北凉文士、僧人及能工巧匠随之大量进入中原，五凉文化开始大规模向中原传播。在学术领域，河西学者阚骃、刘昞、索敞、常爽等被北魏委以重任，他们在平城开馆授学，培养人才，推动了北魏儒学的复兴。索敞开设学堂教授世家子弟，其门下门生几十人学有所成，先后出任尚书、州牧、郡守等要职。常爽在温水岸边开办学馆，招收700多名学生，他的讲学活动使北魏都城的学术风气重新兴盛。索敞的《丧服要记》、常爽的《六经略注》等儒学教材，填补了西晋以来“礼典无宗”的空白，为北魏制定礼仪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

佛教方面，凉州僧人昙曜主持开凿云冈石窟“昙曜五窟”，将“凉州模式”的石窟艺术带入中原。昙曜五窟的造像题材、服饰风格与凉州石窟一脉相承，石窟造像雕刻得宏伟精巧，在当时堪称天下一绝，也成为云冈石窟艺术的精华部分。此外，河西僧人在平城组织译场，翻译佛经，推动了佛教在北方的传播。北魏佛教的复兴与石窟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五凉文化的滋养。

制度方面，北魏的典章制度深受五凉影响。拓跋氏立国前期依赖河西人士制定礼仪律令，李冲、李韶、常景等河西名族后裔参与了北魏官制、律令的修订。陈寅恪指出：“魏初之制多违旧章，得河西南朝前期之文化代表人物，始能制定一代新礼，足资后来师法。”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的汉化政策，其制度蓝本多借鉴五凉时期的治理经验，五凉文化为北魏的汉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撑。

对隋唐文化的深远影响

五凉文化作为隋唐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其影响遍及隋唐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制度层面，隋唐的官制、律令、礼仪等多源于北魏制度，而北魏制度又深受五凉影响，因此五凉文化间接影响了隋唐制度的构建。陈寅恪指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而北魏制度中的河西因子，正是五凉文化的重要遗产。

在学术领域，五凉时期保存的中原典籍与学术传统，为隋唐学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北凉沮渠牧犍向南朝刘宋进献古籍20部154卷，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历算等各类著作，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这些典籍在隋唐时期得以广泛流传，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资料。刘昞的著作被隋唐学者广泛引用，阚骃的《十三州志》成为郦道元《水经注》与颜师古注《汉书》的重要参考文献，五凉学术的传承为隋唐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滋养。

在艺术文化领域，五凉文化对隋唐艺术的影响尤为显著。西凉乐在隋唐时期被定为官方正乐，成为“九部乐”“十部乐”之一，广泛应用于宫廷宴乐与祭祀活动。唐玄宗将河西节度使杨敬述进献的“凉州大曲”——《婆罗门曲》改编为《霓裳羽衣曲》，此曲与更早传入宫廷的《凉州大曲》交相辉映，并称大唐歌舞大曲的巅峰之作。在诗歌领域，五凉故地凉州成为唐代边塞诗的重要题材，王之涣、王翰等诗人的《凉州词》流传千古，姑臧籍诗人李益作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其边塞诗作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石窟艺术领域，“凉州模式”经云冈、龙门石窟传入隋唐，影响了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等的开凿，推动了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

对武威地域文化的塑造

五凉文化作为武威地域文化的核心，对当地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气质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五凉时期崇儒重教的传统历经千年传承，明清时期武威文风兴盛，涌现出张澍、李铭汉、李于锴等一大批文化学者。张澍作为清代西北学术界的巨擘，一生著述甚丰，其《二酉堂丛书》保存了大量河西文化的珍贵资料;李铭汉与其子李于锴接力纂成的《续通鉴纪事本末》，是纪事本末体史书的重要著作，体现了对五凉史学传统的延续。

武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也蕴含着五凉文化的基因。凉州贤孝吸收了五凉时期的儒释道思想，题材涵盖宗教、历史、民间传说等多个方面，其音乐曲式保留了古老的唱词腔调;凉州攻鼓子继承了西凉乐舞的阳刚之气与阴柔之美，总体格调与古代西凉乐舞之“软”“健”之风颇为吻合;狮子舞作为西凉乐伎的特色舞蹈形式，从凉州东传至长安，风行于大江南北。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五凉文化的活态传承，彰显了武威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五凉文化作为汉魏西晋文化的重要继承者与隋唐文化的重要源头，其多元融合的特质与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下，五凉政权兼容并蓄，融合了中原传统文化、游牧民族文化与西域文化，创造了涵盖政治、经济、学术、艺术等多个领域的灿烂文化成果。五凉文化不仅为北魏的汉化改革与隋唐的文化繁荣提供了重要支撑，更塑造了武威地域文化的独特品格，成为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系2025年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五凉文化遗产时代价值与保护传承研究”(项目批准号：2025YB110)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辛尽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