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颖

现采用现象学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城市祖辈在教养孙辈过程中的文化影响因素进行挖掘，发现祖辈在此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集体本位、情理合一及长期导向三方面的整合，并在时代变迁中不断重塑其文化传承者的角色，表现为通过日常互动将历史资源转化为儿童的文化认知，成为其社会化过程中联结家庭与传统的重要纽带。在家庭教育中，祖辈以内化的“文化联结”角色为依托，通过行为示范与价值引导两种文化传递方式，调和个体需求与社会规范、传统根基与现代变革的关系，从而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定向的价值传承。

研究背景

目前，儿童抚育问题已经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环节。隔代教养是指祖辈对孙辈的指导与培养，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教育，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不仅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发挥着奠基性作用，还肩负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是“家事”，更是“国事”。近年来，全球学术界关于祖辈教养的研究呈现出“强调文化语境影响的趋势”。

当今，我国的隔代教养，一方面是传统孝道、儒家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是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从祖辈担当的教育者角色来看，城市祖辈拥有更科学的育儿知识，能够作出合理的教养方式抉择。同时，城市祖辈拥有固定的收入和充足的时间，乐于与儿童交流和嬉戏，而且拥有更开阔的视野。祖辈教养方式的现实运行不单单是个体选择的结果，更是文化与社会家庭互动生成的一种观念及体验建构的产物。本研究试图以城市家庭祖辈养育孙辈现象为研究背景，聚焦祖辈在养育孙辈的家庭互动过程中，传统文化如何对其教养方式产生影响，并进一步探索传统文化如何形塑其教养角色。

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研究为一项现象学质性研究。样本的选择采用目的性抽样及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西安市区内选取3名在家庭中日常照料孙辈生活3年以上的老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样本选取标准，为非儿童直接监护人，每天参与儿童的养育超过8小时，只养育1个8岁以下的（外）孙子或（外）孙女，与子女共同养育孙辈且儿童父母均在世。

经过与受访者协商后，选择合适的时间与地点进行正式访谈。在完成保密承诺与研究准入许可程序后，访谈正式开始，时间为20―40分钟。经过受访者同意后，访谈过程通过电子设备录音，并转化为文本作为研究资料。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多次与受访者进行非正式通话或面对面访谈，以便获取更多资料。

质性研究始终面临着“效度威胁”。为最大化降低“研究者效应”，避免研究过程中产生偏见，研究者从访谈资料的收集开始到资料分析的全过程都保持记录反思型备忘录的习惯。在确保所有参与者均为自愿参与研究的前提下，研究者对受访者的个人信息进行了匿名化处理，并在受访者阅读转译后的文本后，根据其要求删除了涉及个人身份可识别信息的内容。本研究采用Colaizzi七步法进行资料分析。

研究发现

本研究经过Nvivo12软件的辅助，第一步，研究者使用第一级编码的三个步骤对资料进行分析。首先通过贴标签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细致的概念化命名，将相似的现象给予同样的名称，其次将类似的代码合并为类属，最后辨识类属的属性和维度。通过第一级编码形成了8个类属及其属性和维度，这8个类属全部提取自受访者在访谈中生成的本土概念，分别为“隔代亲”“走在人前面”“到位不越位”“言传身教”“接班人”“生命的延续”“视如己出”“全局”。第二步，研究者通过二级编码直接寻找核心类属，并通过归纳主题的方式，对第一级编码内容进行进一步归纳，呈现研究结果，编码生成5个核心主题，即原因、方式、自我角色定位、自我情感体验及对外界支援的期待。其中，传统家庭的文化功能尤为重要，而城市环境的复杂、儿童父辈面临的工作压力、老人情感及心理，以及文化的变迁使中等收入家庭隔代教育呈现显著特点。除了亲缘关系直接导致的“隔代亲”因素，城市中等收入家庭祖辈教养孙辈的最主要原因是对子女提供帮助。不同于国外多项研究表明的祖辈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也不同于我国农村地区父辈外出打工，祖辈完全承担孩子生活和教育职责的方式。本研究发现，城市中等收入家庭父辈多在城市居住就业，可兼顾孩子的照料，呈现亲子教育与隔代教育共存的局面。由于城市中产阶家庭拥有相对优渥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及文化资本，其祖辈育儿行为出现较强的同质性，即普遍希望子女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因此祖辈主动承担起大部分育儿责任。

从教养方式和自我角色的定位方面来看，祖辈积累了几十年丰富的生活经验，在照顾孙辈日常起居、协助子女衣食住行等事务中，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经验优势，为家庭育儿提供有力支持。尽管存在“过度关注”问题，但受访的祖辈基本秉持“到位不越位”的教养理念，并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在家庭互动过程中提出建议，从而成为教育的协作者，也扮演着文化传递者的角色。祖辈教养孙辈在情感体验方面呈现出教养过程不同阶段与具体情境中快乐与受挫的交织，这也与国内隔代教育对祖辈身心健康的研究结果所揭示的“双刃剑”效应相印证。

在对二级编码形成的主题与副主题进行梳理之后，研究者将所有主题按中心现象与文化发生的互动过程关联起来，进行三级编码，关联相关主题与类属，形成祖辈教养孙辈的文化现象模式，即集体本位、情理合一及长期导向。

首先，祖辈通过集体本位的模式在家庭教养的过程中形成自我与社会的文化联结主体。在本研究中，受访的三位祖辈均表示“乐于帮助子女分担养育孩子的责任，并且在该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也有祖辈表示“无法接受孩子由保姆（外人）抚养”。祖辈的角色定位也较为丰富，分别为生活的照料者、教育的协作者及文化的传递者。此外，祖辈在访谈中普遍倾向于将自我的育儿经验与家庭整体发展、社会贡献相结合，并在育儿过程中通过讲故事、做游戏等形式，以及融入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引导，向孙辈传递其秉承的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价值观。

其次，祖辈教养孙辈的方式始终是情感和理性的相互关联。教养行为方法聚焦本民族文化，有利于文化的传递与稳定，从而使孙辈能够很好地接受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但是，在隔代教养的过程中，由于权力关系不均衡等原因，单一使用行为方法势必会造成代际冲突。在本研究中，部分受访者在访谈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挫败感”和对家庭矛盾的辛酸与无奈。尽管如此，以情感性关系为载体的教养行为方法仍然是主流模式；而情理合一的祖辈教养模式的核心诉求，是在家庭层面实现深层次的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整合，从而适应社会与时代的发展。

最后，受访祖辈更倾向于秉持长期导向的价值观念，成为连接传统教养文化与现代教育需求的桥梁，推动二者在教养实践中的纵向整合。在本研究中，祖辈在育儿过程中多次强调十分关注孩子在“品德”“美德”方面的培养，有的祖辈表示“孩子从小的人品很重要”，且自身会在家庭教育中形塑道德榜样。长期导向意味着培育和鼓励以追求长期目标为导向的价值观。祖辈的长期导向与儒家思想相关。在东方人的思维里，对道义和美德的追求是关键。受访祖辈都将对孙辈的养育过程看作是“需要付出的”“毫无保留的”“利于家庭全局的”“光辉的”“再辛苦也是值得的”，这一态度既是传统家庭责任观的延续，也包含对现代教育目标的适应，体现了传统与现代教养文化的纵向整合；而历史整合作为纵向整合的特殊形态，强调时间维度上的连续性，即教养文化通过代际行为传递。

讨论

本研究发现，城市祖辈在教育孙辈的过程中，贯穿“个人的”与“社会的”双重文化。首先，祖辈对孙辈的变化和成长十分敏感，本研究所有受访祖辈都显现了对儿童吃饭及生病等基本生活状况的极端关注。但祖辈也会随着社会发展及儿童成长状况，不断修正其要求和期望，在达到某一特定心理节点时，会出现“到位不越位”的退出意识。这可以理解为祖辈将其教养的角色内化为一种“文化联结”。在儿童年龄较小时，该文化联结的黏性较强，祖辈在此过程中往往承担着更高强度的养育责任。在养育过程中，可能导致祖辈在面对现代教育理念和传统教养方式的冲突时，产生较强的挫败感，甚至引发家庭内部关于育儿的矛盾。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及社会需求的变化，祖辈的集体本位意识与对儿童个人成长意识的融合逐步发生异化，使得受亲缘主导的“文化联结”黏性逐步减弱，转向“到位不越位”的理性教育方式，逐步将儿童的教养，特别是教育责任推向儿童父母。这个过程依循社会价值观的更迭，在一定的集体本位规范和社会目的引导下，祖辈按照新的社会文化要求完成传统文化在家庭教育中的传递与重塑。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在代际传承中，祖辈教养方式无意识地改变着传统教养的形态和结构。

人类在习得习俗、信念、价值、行为方式等文化要素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行为示范，二是价值引导。这些方法在教养儿童的方式中，得以修正改造并与既定的文化发生相互作用。在我国哲学和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派十分注重建立和维护合理的社会秩序，个人自尊和自我理想的实现必须体现在人际关系中，强调个人修身养性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内化社会规范。然而，在当代社会中，外来文化的冲击促使本民族文化发生变迁。如果单一强调用行为示范对孙辈进行教育，就无法使儿童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本研究还发现，祖辈在教养儿童的过程中，注重引导儿童的主体性参与，关注其精神世界的成长需求，同时对外部家庭文化中的优质教育理念进行甄别与吸收。然而，这一调适并非单向接纳，而是需要祖辈突破旧有的思维模式。这一过程要求祖辈主动更新教养认知，其精神世界亦需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适应性调整。

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东亚文化中，受家庭和谐、代际交换、社会责任感及情感期待的集体本位传统影响，祖辈总是乐于承担教养孙辈的责任。有研究表明，中国祖辈倾向于将自我看作“维系家庭的重要支持者，特别是成为孙辈的养育者的时刻”。

霍夫斯泰德曾在其著作《文化与组织》中阐释各国权利距离的差异起源于家庭，我国是受传统文化影响较为典型的高权利距离国家，人们更期望晚辈服从长辈，而长辈在对待年幼的孩子时往往相当热情，并给予悉心照料。老人“乐于帮助子女养育孙辈”的背后除去亲缘关系，实际上是祖辈对子女成才期许的“先付性驱动力”。大部分子女在进入社会后对职业和社会地位的追求可以理解为是对父辈期望的回应。父母与祖辈间的情感依赖与责任共担，促使祖辈在年轻父母面临事业与家庭冲突时提供支持。这种代际协作既缓解了年轻父母的压力，也使家庭教养角色从单一走向多元，形成更具适应性的家庭功能模式，这一点在城市家庭中表现尤为明显。但是，祖辈在教养孙辈的过程中常出现过度压力及过分关注引发的倦怠感，体现出自身情感欣慰与家庭共同利益的自主性双向利益趋避。

结论与启示

在全球范围内，追溯至传统社会，祖辈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最核心的角色始终为“传承文化知识、引领家庭成员延续传统价值、在教育晚辈的过程中强健文化认知的构建与发展”。当今，我国隔代教养有其显著特点，既区别于西方许多完全或部分放弃孩子监护责任的“接力模式”的接棒者，也不同于我国传统单纯以亲子情感纽带为核心的家本位“反馈模式”的绝对权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及家庭结构的变迁，我国城市祖辈教养方式与角色发生深刻变化，其职责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祖辈对隔代教养责任的承担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如何构建适应我国传统文化的生活方式，且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背景下的本土与现代融合的隔代教养模式，需要祖辈与父辈共同努力，也需要额外的社会支援与助力，以整合隔代教养资源。

一是引导祖辈更新家庭育儿观。在家庭生活中，在各种各样的祖辈教养方式里，围绕儿童教育的争论从未停止。尽管很多祖辈都明白“该放手时就放手”的道理，但情感与行为的边界在祖辈与孙辈的互动中、祖辈与父辈的相处中，从未明晰。厘清家庭教育边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下本就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我们无法将祖辈对儿童的关注机械地用某些学术理论割裂开来，因为这个过程承载着太多情感与文化传承，但可以在现实中引导家庭成员构建共同的育儿观，尊重儿童的生存、发展等权利。

二是充分发挥社会教育资源的文化影响力。在城市中充分利用图书馆、博物馆、森林公园、体育中心等的文化教育功能，为老人和儿童提供公共教育和服务资源，建立祖辈和儿童共同游戏与锻炼的空间场域，打造“老幼相宜”的教育环境，在引导儿童增强社会文化认知的同时，提高祖辈晚年的生活质量。

三是将家庭文化动力整合在祖辈教养孙辈的过程中。文化经由教育实现代际传递，在形成儿童稳定的家庭文化切适性时，有助于文化的稳定与传承。家庭文化是社会文化乃至民族文化、国家文化的缩影，它自身就是具有创造力的。每位家庭都在无形中将新的文化因素不断注入家庭生活，成为新的动力。因此，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家庭文化的流动性，实现祖辈、父辈及孙辈个体需要的满足、情感关系的拓展及文化自觉能力的提升。

（作者单位：西安邮电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