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雁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地域文化和本土化习俗，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具有极大的文化象征意义，是特有的文化符号。非遗的外宣翻译工作肩负着传播民族文化、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使命，其翻译过程不仅是语言层面的基本转换，更是一场文化的交流与碰撞。非遗涵盖范围广泛，既涉及物质形态层面，如器具、字画、建筑等文化产物，又涉及非物质形态层面，如传统技艺、本土习俗和知识等。非遗具有较强的文化性，意象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族群文化认同。同时，非遗表达方式多样，语言转化复杂。许多非遗项目涉及口头语言、肢体动作、工艺技艺、仪式表演等多模态内容，单一语言难以完整呈现。在非遗的对外传播过程中，译者既需要精准传达出源语言的意思，又需要传达出语言模态以外的多种文化意蕴和符号表达。因此，明确文本类型及体裁，从而确定文本的主导意图，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翻译方法和语言的选择以及语篇结构的确立有很大帮助，是确定对外传播策略的前提。

文本定位

根据德国翻译功能学派的创始人凯瑟琳娜・莱斯《翻译的抉择：类型、体裁及文本的个性》，翻译的目的应当从文本功能对等转向交流，这才是翻译实践中能够实现且是读者期望的翻译。她认为翻译追求的对等应该是超越词句而实现语篇和功能层面的对等，主张把翻译策略和语言功能、语篇类型以及文章体裁结合起来考虑。不同的文本类型具有各自相应的功能，把“功能类型”这个概念引入翻译理论，将评价译文的标准更多建立在注重原文和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莱斯将文本类型按照其功能分为三类：信息型文本、表达型文本及操作型文本。文本类型决定翻译方法。

具体来说，信息型文本重在表达内容，旨在让译文读者理解所传达的信息，因此可采用直白的翻译，将原来复杂的表达简单化。例如，说明书文本的翻译，只需要让别人明白如何使用即可，对此文本的翻译甚至可以抛弃原来的形式，用浅显的语言表达高深的意思。表达型文本注重艺术形式，因此译文的形式要与源文本形式统一。例如，诗歌翻译和戏剧翻译，不仅要翻译出源文本的内容，还要把内容浓缩在固有的形式中，使其具有美学欣赏价值。对于此类文本，若只管内容不译形式，会造成译文美学目的缺失。操作型文本是指具有劝说性质的呼吁型文本，翻译此文本时所用的翻译方法一般为改译，即在目标语中起到一定的劝说作用，使译文读者读完之后产生一定的思维改变，对其行为产生影响。例如，广告语和倡议书的翻译。广告语翻译在操作型文本中最具代表性，翻译时要根据目标语的文化特点进行翻译，否则不但可能起不到激发正面购买欲望的作用，还可能使目标语读者无感或反感。

非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本表现形式丰富多样，涵盖口头文学、传统节庆、民间戏曲、手工技艺等多个领域。这些文本既传递了基本的事实信息，也承载着深厚的情感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从文本类型划分上看，非遗文化文本多呈现表达型文本的核心特质。首先，非遗文本高度依赖艺术化语言，语言形式富有节奏感与修辞色彩。例如，池州傩戏、青阳腔、地方戏对白及民间诗歌等，其语言风格讲究押韵、对仗、节奏对称，语言本身具有审美功能。其次，非遗文本饱含情感表达，展现对家乡、本土、特定情境的依恋以及对历史传统的尊崇。最后，非遗表演艺术强调视听结合，诸如皮影戏、舞龙舞狮等通过色彩、动作与音乐的完美配合营造沉浸式审美体验。非遗的内容具有地方性、本土性和文化符号多模态性，外宣难度较大，容易出现译介和理解偏差，多由于缺乏不同语言间语篇、语境和文化等的对等表述，或是译者本身对于文本和翻译目的的定位不准确、专业文化素养的缺失，而影响其对外叙述话语体系的重建。因此，非遗文本的译介面临诸多挑战，不仅要实现信息的准确传递，更需要在目标语文化中重现其独特的文化意象、情感内涵与审美韵律。译者在翻译非遗文化过程中，应突破直译与意译等具体翻译方法选择的制约，根据表达型文本风格，选择具体的翻译方法、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

非遗文化译介与重述 

非遗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过程，要求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文化重述。重述不仅是语言的再表达，更是文化意义的再建构，更是跨文化传播的核心环节。面对表达型文本的独特性，译者需灵活运用翻译策略，确保文化信息与情感体验的双重传递。

做好文化适配，采用增译、注释

在非遗的跨文化传播与外译领域，需优先关注文化意象的有效传递。非遗凝结了祖先的审美趣味、生活智慧和信仰传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在地性。这种地域和民族特征虽为非遗外宣增添了独特魅力，但也带来了文化“陌生化”的传播障碍。非遗文本中存在大量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意象，尤其是对于一些地方性戏曲文本中出现的文化负载词、长尾词等，译者应尽量寻找目标语中的文化对等物，考虑对方文化的适配性，根据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理解能力等，对原文中具有中国特色或文化负载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使其更容易被外国读者理解和接受。采用解释、注释的方式，便于读者理解那些即使翻译了但文化上仍然陌生的元素，避免文化缺省造成的审美断裂。

例1：“奴家年轻，一从到了这里之事，皆系家母和家姐商议主张。”

译文1：“I am still very young,”she explained to Xi-feng.“Since I first came here,everything has been decided for me by others, either my mother, when she was still with us, or my elder sister.”（霍克斯）

译文2：“Your slave is young,”she said.“Since coming here, I've left all decisions to my mother and my step-sister.”（杨宪益，戴乃迭）

该句节选于经典名著《红楼梦》第六十八回中尤二姐与王熙凤的对话，在此列出具有代表性的两个译本，一为著名英国汉学家霍克斯所译版本，一为杨宪益夫妇译本。语句背景是贾琏二房尤二姐初进荣国府后，与正房王熙凤之间的对话，句中的“奴家”体现了古代女子对自己的谦卑之称，同时体现了对王熙凤的尊重。杨宪益夫妇秉持原文色彩，将“奴家”译为“your slave”，凸显了尤二姐低贱卑微的社会地位。他激活了封建社会文化百科知识，对“奴家”作语义解构，凸显其社会地位要素。而霍克斯将“奴家”译为“I”，则丧失了原文所传达的社会地位差异，但便于西方读者理解。此处尤二姐口中的家母和家姐是指未出嫁前家中的母亲和姐姐，因为在此处她也称王熙凤为姐姐，所以为了方便读者厘清人物关系，霍克斯进行了增译补充“when she was still with us”，指称来荣国府之前的母亲。因《红楼梦》中庞大的家族关系网和复杂的人物关系，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很难初次就弄清楚人物关系，所以必要时需要采取增译和注释的方式，更好地促进文本意象的有效传达，以达到较好的交际效果。

保留原有文化，把握文化核心

许渊冲曾提出，“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一般译者可对社会作出贡献，但文学翻译却需要创造才能，因为文学翻译是艺术”。翻译会因译者目的、专业度和水平素养的不同，以及发挥主体性的程度不同，导致原文本内容和形式的缺失。在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译者需要高水平的文化修养，对原作具有精准到位的理解，以及尽可能地保留原文文化。

例2：刘姥姥道：“阿弥陀佛！全仗嫂子方便了。”

译文1：“Bless you, my dear, for being such a help!”said Grannie Liu.（霍克斯）

译文2：“Buddha, be praised! I’m most grateful for your help, sister.”Exclaimed Granny Liu.（杨宪益　戴乃迭）

该句节选于经典名著《红楼梦》第六回中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对话，同样列出霍杨版本进行比较。句子中的“阿弥陀佛”“嫂子”“方便”都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象征意义的文化负载词，代表着背后的佛教文化，以及深层次的家族关系、封建社会的社会等级关系等，很难找到词意和语言对等词。霍克斯将“阿弥陀佛”译成了西方人更容易理解的上帝理念“(God) Bless you”，以促进受众的理解；文中“嫂子”也选择了进行弱化的方式，此时的嫂子指的正是对方“周瑞家的”，所以笔者通过自己的理解，选择英语口语对话中常见的亲密称呼“dear”来译介。对于缺乏文化背景的英语语言读者来说，霍的版本简洁易懂，更便于厘清人物关系、文章脉络和故事情节，然而对于其背后所体现的宗教文化、社会关系、礼仪习俗则传达不够。“Bless you”的翻译缺失了中国佛教文化的表达，“嫂子”的称呼，除了体现出刘姥姥对周瑞家的亲密称呼，还体现出刘姥姥作为底层人物对周瑞家及贾府相关人物的最高敬意表达，其背后体现的封建社会人物等级观念在霍克斯的版本中并未得到很好体现。而杨宪益夫妇的版本则更倾向于直译的方式，将其翻译为“Buddha”，从最开始的交际层面来看，可能使读者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随着源语言文化的反复输出和在国际上的展现，也会渐渐被理解。又因中国文化中不同的称呼“叔叔”“嫂子”“表哥”“堂哥”“婶婶”“姨娘”等，体现出中国特有的复杂家庭网和亲疏关系，而在英语中只有简单的“sister” “brother”“uncle”“aunt”，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没有完全词意和语言对等词。因此，杨的版本中将其译成了“sister”，较为接近地表达出了刘姥姥与周瑞家的关系网，有利于源语言文化的输出，尽量保留原有文化，提高文化自信。

注重情感、美感再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以口头传承、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传统手工艺等形式存在，许多文本具有很高的表演性、宣传性和艺术性。翻译非遗文本，尤其是地方性戏曲、传统艺术等形式的文本，除了文本语言符号的传达，还应注重文本以外故事和情感的传达，重视情感体验的再现，适当调整词序、语气、句式，通过目的语的语言习惯有效还原原文的情感张力。此外，面对押韵、节奏感强的非遗文本，应尽可能兼顾音韵美感，可通过押头韵、词性对称等方式，在译文中创造出节奏感与和谐美。适当调整译文的交际策略，使译文更具传播力与感染力，即在保证内容忠实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学效果与情感体验的等效传递。

例3：

孟姜女：水清清，明如镜，镜中似有云罗荡漾。姜女低头慌忙看……好像是少年郎!天上又无云，地上又无人，缘何水中有人影？

孟姜女：待我举目一看，哎呀，原来柳树上有一人。

孟姜女：孟姜女，好惊惶，荷叶遮羞出池瑭。

译：Meng Jiangnu: “The water is clear, as bright as a mirror, and there seem to be clouds rippling in the mirror. Jiangnu looked down in a hurry... It seems to be a young man! There are no clouds in the sky, and no one on the ground, so why is there a figure in the water?”

Meng Jiangnu: “When I looked up, oh, there was a person on the willow tree.”

Meng Jiangnu: “Meng Jiangnu, I was so frightened that I covered myself with lotus leaves and left the pond.”

此句节选于非遗池州傩戏经典曲目《孟姜女》，为孟姜女与其丈夫范喜良初次相遇的场景。该片段语言对仗，节奏鲜明，富有抒情色彩，是非常典型的戏曲性文本。译文中采用直译的方式对文本内容进行了解释，使读者能够很好地理解故事大意，但是对于语篇中的押韵和节奏，则未能进行对等的翻译。所以，在此稍作修改。

Meng Jiangnu: “The water’s so clear, like a polished glass.In the mirrored waves, silk clouds seem to pass.I lower my eyes ― oh, what a fright!A young man’s face appears in light.No clouds above, no souls around,Then why does a shadow on water abound?”

Meng Jiangnu: “I lift my gaze ― oh mercy me!A man in the willow tree I see.”

Meng Jiangnu: “Meng Jiangnv，what a dreadful plight!With lotus leaves I hide in flight.”

从押韵和节奏上看，译文采用了英语诗歌中常见的aabb和aabbcc押韵格式。例如，“glasspass”“frightlight”“aroundabound”“seeme”均形成自然的尾韵，有效再现了原文的声韵之美。此外，每句控制在8至12个音节之间，适合舞台朗诵或配乐吟唱，这一点是戏曲翻译中的重要考虑，因为傩戏具有强烈的表演和听觉节奏感。在情感与戏剧张力的呈现上，译文保留了原文人物情绪的骤变与心理波动。例如，“我低头慌忙看……好像是少年郎！”表达了孟姜女的惊诧与羞涩。在英语中采用“oh, what a fright!”和“a young man’s face appears in light”，一方面传达了惊慌情绪，另一方面通过“light”与水中倒影产生诗意联系，延续了“明如镜”“云罗荡漾”的意象链条。在文化意象的翻译方面，原文中“镜中”“云罗”“荷叶”“柳树”等典型中国古典意象被精心保留与转换。例如，“云罗荡漾”被译为“silk clouds seem to pass”，既展现出视觉的柔和美感，也保持了原文的飘渺意境。“荷叶遮羞”一语极富含蓄之美，被译为“with lotus leaves I hide in flight”，传达了一种羞涩逃避的动态感，并保留了“荷叶”这一东方式象征符号。译文中特别保留了角色自称“孟姜女”的句式，如“孟姜女，好惊惶”译为“Meng Jiangnu, what a dreadful plight!”，既保留了戏曲中角色自称的特点，也使观众在阅读时对人物身份有更清晰的感知，同时强化了情绪的直接表达。综上所述，这段傩戏翻译的目标在于兼顾形式美与文化深度，不仅希望传达孟姜女在池边惊见人影的情节与情感，还希望通过对音韵、节奏、意象和表达方式的高度还原，使英语读者能在语言转换中感受到原剧的“唱词之韵”与“文化之魂”。

非遗文化译介模式建构

针对非遗文化的表达型文本译介，建立科学的译介模式对于提高外宣翻译的质量与效果至关重要。首先，译者作为非遗文化的读者、传播者，需在译前阶段充分进行源文化审美解读，深度理解非遗文本背后的历史渊源、民俗习惯与审美价值，准确把握文化核心，确保传播的客观性和专业性。其次，应对目标语受众的文化接受度、认知习惯与审美需求进行译前适配分析，合理预测潜在的文化接受障碍，考虑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定义、经验、词义、文化等各方面的不对等，巧妙通过替代性描述最大限度地传达意象，促进功能性、语篇性的对等。再次，译介路径应结合传播媒介、文本类型与交际目的进行科学设计。学术型传播可采用直译加注释路径，大众传播可优先采用意译加文化重述路径，新媒体传播则可采用解释性译介路径以快速传递核心信息。此外，在考虑受众理解性的基础上，应当坚守传播的初衷，即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避免过度考虑目的语接受性和流畅性，而丢失了最本质的文化符号。最后，应建立完善的译后反馈与修订机制，邀请文化专家、非遗传承人及目标语母语读者参与译文审读，通过受众反馈与传播数据跟踪，及时调整与优化译文，确保非遗文化译介的有效性与长远传播力。综上所述，非遗文化表达型文本的译介不仅是语言的传递，也是文化与情感的重建，更是跨文化意义建构与审美重塑的过程。莱斯表达型文本理论为非遗文化译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强调美学效果与情感传递的等效性，有助于译者在语言重述中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播。未来的非遗外宣工作应更加注重译者的文化素养与跨文化能力建设，结合数智化传播手段，持续优化译介路径，助力非遗文化走向世界。

（作者单位：池州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