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雨晴

萌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的分支，在当今发达的互联网时代不断扩张，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文章通过对萌文化蚕食大众日常语言所形成的语言萌化现象的分析，呈现了语言萌化现象从具有抵抗主流话语意义的青年保护壳，到逐渐被主流话语兼并，最终沦落到被资本利用、消解青年独属意义的遗憾结局。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崛起，新生的语言现象层出不穷，各类非正式的语言文学形式体现着当代青年的创新表达。萌文化以其可爱易亲近的“形象”影响着当代青年的方方面面，如网络语言萌化的现象愈演愈烈，不仅是萌文化对大众语言方面的侵蚀，还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如今，人们在社交软件上随处可见语言萌化的景观，最广泛的是同音字的替代，“激动”变为“鸡冻”；变音的使用，“你们”变为“泥萌”；叠词、拟声词和语气助词的广泛使用，如“呜呜”。此外，还有旧词新义，如爆火的“南方小土豆”使得土豆一词从食物转而指代南方游客，象征这一物的含义的拟人化转变。这种萌化的语言所创造出的可爱新颖的交流方式获得诸多网友的追捧，成为青年解构主流严肃话语体系、标榜自身特性以及追寻认同的一种符号。但是基于广阔的互联网交流传播平台，语言萌化这个本身具有青年亚文化特征的现象逐渐普及化，甚至许多新闻报道也开始采用萌化的语言形式亲近大众，从而消解了青年的专属意义。

目前，关于萌化现象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类型和较为浅层的原因探析，鲜少关注到语言萌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背后所呈现的话语权意义和亚文化属性。关于这种现象为何会出现以及出现后又是如何发展的，这个过程与话语权力以及亚文化的传统特性深深纠缠在一起。因此，本文拟以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为理论框架切入，并结合亚文化等理论，从语言萌化的成因来探究作为一种抵抗性质的亚文化现象，它在试图消解主流话语体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借助王瑶对童稚化的定义，语言萌化在本文中可以理解为青少年或成人的语言中有意呈现出的一种幼稚可爱的语体风格。由于互联网拓展了这类语言现象的应用范围，所以本文着重讨论的是网络空间的语言萌化现象。

语言萌化的成因

萌化语言的使用在青年的实践中存在着矛盾现象。他们不善对亲近的人直抒胸臆，利用萌化的外壳来缓解所谓的“母语羞耻”，却可以利用萌化的语言和陌生人在言语上“相亲相爱”，并以此拉近彼此关系。这既是在快速流动的个体化时代新的交往策略，同时也隐含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烙印。

传统思想话语体系的规训以及青年话语权力的重塑

“含蓄内敛”是中国人的性格标签，含蓄观通过儒家在写作上的“春秋笔法”以及道家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体现出来，在美学、文学和诗学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语言表达。因此，在古代诗歌、文章中我们都会发现语言表达总是追求委婉含蓄，不管是悲是喜，儒家艺术都要求适度，“发乎情，止乎礼”这种含蓄的表达手法在《诗经》中比比皆是。在这套传统思想话语体系的熏陶下，青年的情感表达往往被抑制。例如，无法直接表达内心的悲伤不悦时用呜呜类的拟声词来代替，产生一种不直言却可意会的情形，笔者并不认为这种萌化仅是故作矫饰的行为，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他们对传统思想的创造性继承。

费孝通先生曾剖析，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社会功能拉入了家庭之中，因此造成了中国人在感情表达上有别于西方社会的亲密和外露，更多是矜持和保留。这就使当代中国青年发展出了诸多如萌化的语言这种“曲线”表达，来委婉地表示自己的所思所想，或许这也可谓是现代青年日常表达的“春秋笔法”。这种“春秋笔法”往往由于需要具备特定“知识”而产生让人望“文”生“畏”的“门槛”，更加直观的例子如大众常常认为外文高级，所以越来越多年轻人热衷于使用各国语言的昵称和个性签名。这样的语言景观往往被冠以“母语羞耻”，由于不识而生崇拜，语言的萌化趋向也是其中之一。青少年热衷于解构规整、古板、具有责任意义的传统语言表达，经过变形的汉语在形式上乃至意义上的“正经”被消解，特别是萌化的语言会营造一种天然的轻松、戏谑氛围，使青少年在使用时心理得到减负，并因掌握这些特殊知识而具有独特性，由此构成具有专属意义的亚文化圈层。在福柯眼中，话语作为语言使用的特殊陈述，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深度嵌入社会之中并与之展开内在构成性互动的实践活动，它通过赋予意义来自我界定和界定他者，其核心社会功能是赋权。因此，亚文化圈层内有门槛的文本识别功能，自然成为青年在网络媒介的赋权下实现语言自主权重构的标志，使得他们得到话语表达上更大限度的自由。这一方面源于他们自我标榜的创造，另一方面网络又为这种自我标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萌化的语言虽然可能延续了传统思想的含蓄内涵，但是在形式以及创造意义上已经逐渐超脱了主流严肃话语体系，构建了异于传统表达的、全新的青年话语体系，因此，这既是一种延续也是一种反叛，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时代变革的结果。

在日常生活空间中，话语权力既可以被主流文化用来强化主流叙事体系，也可以被亚文化用来抵抗和挑战强势的主流话语。因此，类似萌化的语言等网络语言形式在对主流严肃话语体系造成冲击的同时，也成为潜在的话语权争夺主体。

对社会变迁的抵抗性表达

当代中国青年的成长经历了传统熟人社会到现代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在全球化和数字化大背景下，人口流动带来了社会结构、家庭模式等的变迁。社会学家鲍曼指出，当今社会的现代性是流动的现代性，原有的社会关系模式不再具有约束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结趋于断裂。在这种流动和断裂中，社会结构也逐渐从集体走向个体，原子化的个人成为常态。陌生人社会弱化了传统社会的互助功能，使得青年开始逐渐呈现优先考虑自身的个体化趋势，对边界感的追求也越来越明显。然而，随着个体化时代到来，熟人社会逐渐瓦解，处于传统和现代交接处的中国青年由于从小对父母的熟人社交耳濡目染，在面对社会转型后的个体化时代时所产生的孤独感更加浓厚。由于当代中国青年多为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物，简单的核心家庭关系取代了传统大家庭，这就造成他们缺少现实中大家庭关系的互动。在互联网为重塑社交关系提供虚拟平台的背景下，他们开始更多地依赖虚拟社交来缓解现实的孤独感，这意味着他们在追求边界的同时也渴望亲密，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需要一种风筝式的、远近靠自己把握的社会关系。人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往往首先从言语中流露出来。相比于正经的话语表述，萌化的语言以俏皮可爱的语气往往能够加速双方的关系发展，制造出虚拟的亲密关系的感觉，使得冰冷的网络空间更加充满“人情味”。所以，为了让关系快速升温以建立亲密关系，从而消解现实世界的孤独感，萌化的语言形式成为当代青年表达自我情感的载体。

当代中国青年除了面临陌生人社会的情感淡漠，还处在加速主义盛行的“内卷”环境中，整个现代社会对功利的追求达到极致，重结果而不重过程成为常态。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逐渐取代价值理性得到印证，人的幸福感和价值感逐渐丧失，在现代的牢笼之中，机械化地进行实践。人们在这种无法选择的现实环境中被动地进行着社会竞争，教育扩招带来文凭通胀和贬值，青年们需要不断地“向上”才能保证基本的生活，教育“内卷”泛化至就业领域，激化了层出不穷的一轮轮花样“内卷”，当代中国青年永远走在“上岸”的路上。加速型社会的增长逻辑与绩效主义，不断压缩个体试错与失误的空间，现实人生成为“不能出错”的标准化轨道，否则会面临“出局”的风险。于是，各种扑面而来的“待办事项”压得青年们喘不过气，他们出于减压的本能，需要一个释放的人格，来暂时逃避和摆脱现实的身份，而无忧无虑的儿童身份是他们渴望回归的本体。“返璞归真”，直到暮年人们还不忘追忆儿时光景，萌化形式的诸多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躲进了儿童的外壳，从心理上短暂地防御来自加速的时间和陌生的空间的双重挤压。

相比于传统社会，随着教育年限的延长和婚育年龄的推迟，当代青年并没有完全扮演起成人的角色、承担起成年的责任，对生活方向的探索还处于迷茫时期。因此，“心理年龄”小于“实际年龄”是许多人对自己所处成长阶段的描述，也就是说大部分青年在心理上还未做好成年的准备，依旧认为自己是“小孩子”在扮演着“小大人”，于是言谈举止还倾向于表现成人眼中的“幼稚”一面，用萌化的语言形式来向外界传达自己的“孩童”心境。

反思：语言萌化被资本利用

青年由于自身的主观选择和对客观环境的抵抗而出现的语言萌化现象，一定程度上对主流语法造成了冲击。印刷时代，官方通过报纸所努力构建起来的权威、理性、严肃的话语权在新媒体时代开始被颠覆。互联网赋予了每个人自由发声的权利，娱乐性的话语如语言萌化这种现象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青年亚文化。它通过轻松嬉戏的风格来“抵抗”主流严肃的话语体系。英国伯明翰学派把青年亚文化这种抵抗属性看作是一种寻求认同的方式。青年通过这种认同来形成更加丰富的萌化语言的土壤，并不断蚕食着主流话语体系，这种蚕食体现在主流媒体语言也逐渐萌化。例如，爆火出圈的“南方小土豆”这种萌化的语言表达形式抢占官方媒体头条，可以理解为官方话语或主流媒体为走进大众语境，主动使用青年的萌化语言来营造亲民、轻松交流的娱乐氛围，这也恰恰印证了大众语言的萌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可是这种趋势真的是青年萌化语言的广泛使用推动了主流严肃话语体系的瓦解吗？还是青年反规训却又落入规训圈套的遗憾结局呢？

这个过程看似是青年亚文化逐渐强大从而蚕食、消解主流文化，但实际上却是主流文化借助青年亚文化走向大众生活，并消解青年亚文化，而青年亚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免落入了资本和消费主义的圈套。各种与资本和流量相关的平台为了紧跟热点，获取关注和利益，不断地运用萌化的语言形式来制作标题、广告语，使得原本掌握在青年手中的语言形式出现“让权”现象。同质化的内容达到饱和状态会激起群体逆反心理，这表现为大众开始对萌化语言进行口诛笔伐，认为这是一种失智的网络群体的狂欢，最后导致青年的保护壳一点点被敲裂。

青年消解主流话语的失败也意味着话语权力争夺的失败，同时，他们也深陷资本话语体系的规训无法自拔。在网络空间中，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合谋，使得资本对利益的追逐从贩卖“实体”发展到贩卖“意义”。鲍德里亚认为，前工业社会人们的消费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而后工业社会人们的消费更多是对商品具有的符号意义和象征的交换价值的消费。在世界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资本为了刺激消费，开始扩大物品适用的对象范围，赋予物品新的意义。童装成人化和成人装幼稚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如成年女性在资本和媒体的引导下疯狂抢购童装，来证明自己够瘦能“穿上”，够年轻能“驾驭”。同时，偶像工业创造了大量的俊男美女，无意识地引导人们的审美价值观，从而实现“眼球经济”，并且在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整形、美容、健身行业发达。人们以此来追随资本建构出来的审美幻影规训自己，“白幼瘦”在资本和媒体的烘托下成为长久以来的审美追求，青年开始从言谈举止、穿着打扮朝资本所建构出来的“软萌甜”形象靠近，而使用萌化的语言就有助于这种形象的塑造。在语言萌化乃至穿着萌化的同时，青年对强势群体的崇拜更加明显，这种强势包括客观的生理强势和主观的心理强势，因为他们在资本的话语规训下无意识地把自己代入了“弱”势地位，语言萌化现象一定程度上就是创造出一种王燕（2013）口中的“类儿童”的形象去获得怜爱，似乎青年自觉地把自己带入一种需要被照顾和保护的位置，这种资本话语体系下营造出来的“弱”相对应地产生个体需要被领导的倾向，并不利于青年的自主成长和发展，也可能导致他们本身主导着自己逃避成长，到最后却变成失控地无法成长，永远陷在“低幼化”和“缺乏责任感”的漩涡中难以自拔。

萌文化融入日常语言，本身作为青年自我表达、自我认同的形式，是新型的含蓄表达，并且因其作为网络语言的“病毒”特性和互联网所提供的快速传播平台得以形成一定的圈层话语权力。但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资本和消费主义不断利用青年创造出的亚文化，建构自己的商业市场，萌化的语言从青年标榜自己的保护壳沦为作茧自缚，也是其逐渐失语的表现。如何在他们面临话语权争夺困顿时帮助他们“抽丝剥茧”，使他们获得良好的成长和发展是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