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达

随着中国城市发展进入以“存量提质”为核心的更新阶段，如何科学活化因功能疏解和产业调整而产生的“腾退空间”，并将其转化为高品质的公共文化资本，成为城市治理面临的关键问题。现聚焦“博物馆之城”建设背景下，北京城市副中心利用腾退空间打造“百馆集群”的跨学科实践。首先，梳理了建筑遗产“适应性再利用”理论与“新博物馆学”的创新趋势，构建了一个融合空间改造、内容生产与可持续运营的跨学科分析框架。其次，深入剖析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百馆集群”的建设模式，从空间载体的分类活化策略、由“建筑改造”到“文化生产”的融合路径，以及“集群”效应的构建逻辑与现实挑战等维度，揭示了其内在运作机制。同时，通过与德国鲁尔工业区和上海西岸美术馆大道的比较，进一步明晰了该模式“网络化、多样化、普惠化”的独特性。最后，总结提炼了“建筑遗产活化型博物馆集群”新模式的核心内涵，并探讨了其在中国城市更新进程中的推广价值与未来研究方向。本研究认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探索为中国城市在存量时代如何系统性地将建筑遗产转化为城市文化引擎提供了一个兼具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的样本。

城市更新浪潮下的文化新机遇

中国城市的发展范式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转型，由“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为核心的城市更新。在此背景下，大量因产业结构调整、行政功能疏解而产生的“腾退空间”，如老旧厂房、搬迁后的办公楼、废弃仓库等，成为城市亟待盘活的宝贵资产。这些空间不仅是物理层面的闲置建筑，更是承载城市记忆与历史文脉的文化载体。如何科学、有效地对其进行再利用，避免“大拆大建”式的文化割裂，已成为衡量城市治理能力与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北京市提出了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宏伟规划。作为北京新的“一翼”，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过程中，释放出大量极具改造潜力的腾退空间。将这些散落的“点”状遗产，通过系统性规划，打造成为功能互补、主题多元、网络协同的“百馆集群”，不仅是对腾退空间再利用的创新性回答，更是对“博物馆之城”建设理念的在地化实践。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由此提出：北京城市副中心利用腾退空间建设“百馆集群”的实践，如何在建筑遗产活化与博物馆学创新两大领域之间实现深度的跨学科融合？其背后正在形成一种怎样独特且可供借鉴的“新模式”？本研究旨在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为中国其他面临相似挑战的城市提供参考。

理论基石：建筑遗产活化与博物馆学创新的跨学科融合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百馆集群”这一复杂实践的背后，涌动着两大专业领域的理论思潮：一是关于如何对待历史建筑的“建筑遗产活化”理念，二是如何运营当代文化空间的“博物馆学创新”思想。这两者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在跨学科的语境下，相互渗透、彼此成就，共同构成了该模式的理论内核。理解这一理论基石，是剖析其“新”在何处的关键。

建筑遗产活化的理论演进与核心原则

建筑遗产保护理念经历了从静态“冻结”到动态“活化”的演进。早期以《威尼斯宪章》为代表的国际共识，长期聚焦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持遗产的“原真性”（Authenticity）。然而，面对城市更新中涌现的大量工业遗产，这种静态保护观日益显得力不从心。由此，“适应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理念应运而生并成为主流。它主张保护遗产的最佳方式是赋予其新的、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功能，使其在“使用”中得以延续生命。潘守永（2010）在研究中指出，面对大规模的工业遗产，单纯的“博物馆化”保存模式已不足以应对其体量和复杂性，必须探索更为动态的活化路径。适应性再利用并非无原则的改造，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核心原则之上。

真实性原则（Authenticity）：活化的基石，其内涵被拓展至历史信息、空间结构、环境氛围等维度，强调遗产的“可读性”。

可逆性原则（Reversibility）：所有新增的结构或改造措施，在理论上应是可移除的，以避免对原有结构造成永久性破坏。

可识别性原则（Legibility）：新增部分与原始部分应清晰可辨，即“新旧分离”，让新旧元素共同讲述一个跨越时间的故事。

可持续性原则（Sustainability）：活化不仅是文化上的可持续，也是环境与经济上的可持续，确保遗产在活化后能够长期存续。

博物馆学创新的当代转向

博物馆也正经历着深刻的“身份革命”。传统的博物馆常被视为以“物”为中心、单向传递知识的权威机构。然而，在全球化、数字化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以“新博物馆学”（New Museology）为代表的理论，推动了当代博物馆学的显著创新转向。宋向光（2001）在其著作中提出，21世纪的博物馆将更加注重社会功能和教育角色。这一转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更加关注观众的体验、情感与互动，博物馆的成功更多取决于其与公众的连接深度。

从“宏大叙事”到“多元叙事”：从单一的权威历史叙述转向关注社区记忆、个体故事和被边缘化的声音，强调展览内容的“在地性”。

从“静态展示”到“动态体验”：杨俊丽与李广（2022）的研究指出，基于跨学科学习的博物馆课程开发，强调利用“具身认知”理论，构建沉浸式互动体验。数字技术的应用突破了物理围墙的限制。

从“政府供养”到“多元共建”：公私合营（PPP）、理事会制度、社区共建等多渠道、社会化的运营模式成为主流，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

跨学科融合的必然性与实践框架

将“建筑遗产活化”与“博物馆学创新”割裂开来，是无法成功打造“百馆集群”的。如果只有前者，可能得到改造精美但内容空洞的“标本建筑”；如果只有后者，可能拥有创意展览却与物理空间格格不入。因此，跨学科的深度融合成为必然选择。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学科叠加，而是有机的化学反应，形成从规划、设计到内容、运营的完整闭环。一个成功的建筑遗产活化型博物馆项目，需要在建筑与规划设计、博物馆学内容与运营、社会与经济可持续性三个领域均衡发展。它要求城市管理者、规划师、建筑师、策展人、社区代表从项目启动之初就共同协作，将传统的线性流程（先改造建筑，再招募运营方）转变为并行的、整合的“工作坊模式”。

核心研究：北京城市副中心“百馆集群”建设模式深度剖析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百馆集群”建设，是以城市更新中释放的腾退空间为物质基础，以“博物馆之城”的宏大愿景为精神引领，在高密度建成区内系统性植入文化功能的新路径探索。采用“空间载体―内容创新―集群效应”的递进逻辑，对这一模式进行深度剖析，揭示其内部运作机制与创新价值。

空间载体的活化策略：“腾退空间”的分类与再生

北京城市副中心可供利用的腾退空间资源丰富多样，成功的活化策略始于对这些空间载体的精准分类与因地制宜的再生设计。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类。

一是工业遗产，如老旧厂房，其活化策略在于尊重和利用空间原有的工业特质，保留标志性结构元素，通过“新旧对比”的手法植入新功能。正如王波与孙建（2023）在对江苏工业遗产的研究中所提到的，功能复合是活化成功的关键。

二是行政办公建筑，这类建筑格局规整但空间表现单一。其活化面临的首要挑战是打破原有琐碎格局，通过结构改造打造多样化的展览空间。由于空间本身缺乏特色，活化成功的关键在于植入强有力的文化主题，并对外立面进行“柔化”处理，增强建筑的公共性。

三是传统民居与会馆，如四合院等，其改造必须采取“微创手术”式介入，最大限度保护历史风貌。这类空间天然适合改造为小型、特色化的专题博物馆，着力打造“沉浸式”体验。黄薇与王建国（2015）在对杭州运河边工业遗产的研究中强调了“活态化”展示的重要性，这一理念同样适用于传统民居与会馆，通过场景复原、引入非遗传承人等方式，使其融入当代城市生活。

跨学科融合的实践路径：从“建筑改造”到“文化生产”

如果说空间活化是“百馆集群”的骨架，那么跨学科融合则是其血肉与灵魂。这一融合过程将孤立的建筑改造提升为系统性的“文化生产”活动。在规划与建筑层面，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实践超越了单体思维，通过“文化探访路”等项目将分散的遗产点串联成“文化网络”。在博物馆学内容创新层面，为避免“千馆一面”，北京城市副中心强调“一馆一策”和深度在地化，通过“功能回响”“社区共创”等方式生产独特的文化内容。在运营模式层面，探索了公私合营（PPP）、委托运营与社区自治等混合型、社会化模式。此外，数字化技术作为强力黏合剂，通过数字孪生、智慧导览等，实现了虚实共生的体验延伸和管理优化。

“集群”效应的构建逻辑与现实挑战

“百馆集群”的精髓在于“集群”（Cluster）二字，追求的是“1+1＞2”的系统性增益。其逻辑在于通过建立统一品牌、整合营销、联动票务、资源共享、联合策展和功能互补等协同机制，将分散的“文化孤岛”连接成共生共荣的“文化群岛”。

然而，理想的协同效应背后也潜藏着巨大的现实挑战。首先是运营可持续性难题，在初期建设热潮过后，大量中小型博物馆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解决长期运营经费问题。其次是文化与商业的平衡困境，过度商业化可能导致博物馆沦为“文化商场”。再次是复合型人才的结构性短缺，既了解遗产保护又精通策展运营的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最后是协同机制的实施障碍，不同博物馆的投资主体和管理层级存在差异，可能导致“馆际壁垒”，难以形成合力。

比较视野：国内外相关案例的经验借鉴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百馆集群”模式并非凭空产生。为了更清晰地定位其独特性，有必要让其与国际和国内的经典案例进行“对话”。

国际案例借鉴：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宏大叙事与区域转型

鲁尔区是德国重要的工业区，其在20世纪下半叶面临全面衰退。通过“埃姆舍公园国际建筑展”（IBA Emscher Park）等一系列长期规划，鲁尔区开启了史诗般的转型。其经验在于区域联动的整体战略、地景艺术化的改造手法以及文化驱动的城市复兴。鲁尔区的转型是典型的“后工业”叙事，改造尺度巨大。而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百馆集群”是在快速发展的新城区中进行的“文化植入”，更侧重“精细化织补”和“多点激活”的策略。

国内案例参照：上海西岸美术馆大道的精英路线与品牌塑造

上海西岸即徐汇滨江地区，曾是工业岸线。上海以“美术馆大道”为核心概念，系统性地引入和建设了一批高品质的美术馆。其成功经验在于“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的开发模式、高举高打的品牌策略以及滨水空间的整体营造。上海西岸模式特征可以概括为“精英化、集聚化、品牌化”，聚焦视觉艺术这一垂直领域。而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百馆集群”则呈现“大众化、网络化、多样化”特点，更像是在编织一张覆盖全城的“文化毛细血管网络”。

未来展望：构建面向未来的建筑遗产活化型博物馆集群新模式

通过对北京城市副中心“百馆集群”建设的理论溯源、实践剖析与案例比较，可以总结提炼出“建筑遗产活化型博物馆集群”的新模式，并探讨其推广价值与未来发展方向。

新模式的核心内涵总结

综合前文分析，该模式的核心内涵可概括为四个关键支柱。

“规划引领下的点状激活”：以城市规划为先导，通过“点―线―面”结合的策略，将散落的遗产点串联成文化网络。

“在地叙事驱动的内容生产”：强调“一馆一策”，策展内容深植于建筑遗产、区域文脉和社区记忆。

“多元主体共建的运营生态”：构建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结构，破解运营可持续性难题。

“数字技术赋能的虚实共生”：利用数字技术丰富沉浸式体验，并构建永不落幕的“数字分身”和线上社群。

推广价值与实践启示

该模式的价值不止体现在通州一地。在中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它提供了一套极具借鉴意义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不仅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文化导向的解决方案，也为“博物馆事业”开辟了网络化发展的新路径，更为“遗产保护”构建了融入当代生活的新范式，即通过“适应性再利用”，使遗产从“历史标本”转变为服务公众的“城市客厅”。

未来发展方向

尽管该模式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其依然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探索。面向未来，仍有若干关键问题值得深入研究。首先，如何建立一套科学的长期效益量化评估体系；其次，如何建立社区深度参与长效机制；再次，如何为集群中大量小型特色博物馆提供专业化成长路径；最后，在全面拥抱数字化的同时，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数字伦理与“数字鸿沟”问题。

总而言之，北京城市副中心以“百馆集群”为目标的探索，是一场深刻的城市文化实验。这一模式的探索与完善，将塑造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未来风貌，也将为21世纪的中国城市如何诗意地栖居于自身历史之上提供宝贵启示。

（作者单位：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