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顺龙 张彤 李承燕

现基于对茶史文献和研究成果的梳理，并结合对福建地区考古发现的20处宋代民窑窑址的考察，揭示了宋代福建地区民间茶业与民窑生产在地理空间、产业流程与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内在联系。研究认为，宋代福建地区茶业与瓷业是一种结合紧密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由内在资源需求与外在消费需求共同塑造。在空间上，呈现出闽北“资源与生产耦合”、闽南及闽东“贸易导向需求”两种区域模式。在物质层面，闽北地区因资源禀赋与“斗茶”文化需求深度绑定，形成以建盏为代表的茶器规模化、高端化生产体系，以及由此带动的民间普通茶器生产体系；闽南和闽东地区则因面向广阔的海内外饮茶市场，尤其是海丝贸易的扩张，形成了多元化的茶器面貌，反映了当时传统手工业对于消费市场的高度适应。总之，宋代福建民间茶品的不同品种通过丰富多样的瓷器茶具承载，满足了民间点茶、啜饮、分盏、斟注等茶事活动需求，广大的民窑瓷器也将宋代的茶事活动从高层下沉扩散至普通阶层，构建了宋代福建民间茶、瓷手工业互相成就、共生共荣的特殊关系。

在宋代，福建地区是茶业与瓷业的两大手工业核心区。一方面，据《宋会要・食货・中兴会要》记载，闽北、闽东、闽南均为植茶制茶之地，总产量巨大，以建茶为代表的茶叶质量全国领先；另一方面，考古发现的宋代民窑窑址遍布福建地区，出土的碗、盏、执壶等民窑瓷器茶具，是当时民间茶事兴盛的重要物证。由此可见，宋代福建地区的民间茶、瓷业呈现出共同繁荣的局面。

当前，学界对宋代福建茶业与瓷业的探讨存在两大局限。其一，基于《茶录》《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等文献史料，学者对宋代福建茶、瓷业的研究多聚焦于以精英文化为代表的北苑贡茶和建窑高端黑釉盏茶器，主要关注宋代上层的“斗茶”文化，以及北苑贡茶的生产制度、工艺流程及其在宫廷中的礼仪功能等内容。对瓷器茶具的兴趣也多偏向解读精英阶层对饮茶的精神需求，而对该时期福建民窑瓷器茶具和民间饮茶习俗之间的关联鲜少考虑。其二，相关研究领域之间缺乏逻辑贯通，既没有结合宋代福建民窑瓷器对茶业的影响进行综合考察，也未将茶、瓷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探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宋代福建茶业与瓷业的共生是由顶层精英和普通大众共同参与的复杂体系，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一方面，二者在生产环境和资源需求上具有相似之处，福建地理环境以多山近海为特征，闽北山地因其广袤的资源和良好的环境，不仅成为福建茶业栽培种植的最佳场所，也是民窑瓷器生产的首选之地。而闽南和闽东沿海发达的水系，极大提升了流通效率，使宋代福建茶叶与瓷器不仅可以快速占领国内市场，还成为海丝贸易中两个最为重要的大宗货品。另一方面，随着宋代民间饮茶活动的繁荣，不仅诞生了建窑、德化窑、同安窑等福建当地著名窑场，还包括几十处模仿全国各地瓷器的民窑，形成了庞大而成熟的生产体系。基于此，本文通过整理大量的茶史文献和窑址考古报告，详细梳理闽北、闽南、闽东区域宋代产茶区及窑址考古出土的瓷器茶具，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尝试对宋代福建地区民间茶业与民窑瓷器生产体系的共生关系进行系统论述：从空间角度构建茶、瓷业之间的宏观格局，从贸易和流通层面勾勒茶、瓷业之间的合作图景，而大量考古出土的瓷器茶具，则可为深度审视茶、瓷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提供证据。

宋代福建主要产茶区与民窑窑址的空间关系

鉴于福建茶业庞大的产销规模，其与本地制瓷业在空间布局上的互动关系便成为考察二者共生机制的关键。考虑到福建地形复杂、区域差异显著，本文将研究范围划分为闽北、闽南与闽东三个地区，旨在通过对不同区域样本的系统比较，揭示宋代福建民窑选址背后茶业驱动的协同机制。同时，为探讨宋代福建主要产茶区域与民窑作坊之间的空间关系，本文选取了20处考古发掘的民窑遗址作为研究样本（如表1所示），这些窑址大多位于两宋时期重要的产茶州、军与产茶县域内，与建州、漳州、福州等历史产茶区呈现明显的地理耦合关系。为进一步揭示其空间分布逻辑，本文通过整理既有文本，系统梳理窑址与产茶区之间的距离关系、交通通达性与资源禀赋，分析茶叶和陶瓷在生产、流通与消费链上的地理联动机制。

闽北地区

闽北地区是宋代福建茶、瓷产业共生关系最为典型的区域之一。建州（今建瓯）、南剑州（今南平）是宋代贡茶的核心产地，茶叶品类丰富、产量巨大，为当地窑业生产提供了强大的内在需求。北宋时，建茶共有80余种茶品，其中“龙团凤饼”为御茶珍品；南平的延平茶也为贡品，《太平寰宇记》中记载了包含白乳、金字在内的六类茶品。《建瓯县志》与北宋丁谓的《北苑茶录》中所见北苑官私茶焙达1336座，沿建溪两岸绵延10余公里。北宋大观年间，建州茶园岁贡达70余万斤；元丰七年（1084），建州岁产茶“不下三百万斤”，南剑州亦出20余万斤。闽北各窑址均位于产茶县及其附近地区，并沿建溪、富屯溪与沙溪等主要河流呈带状分布，形成协同生产与运输的“茶、瓷走廊”，尤以建阳至武夷山一带的建溪流域联动最为紧密，是闽北茶、瓷业高度一体化的表现。

由此可见，宋代闽北茶、瓷产业在生产环境端形成了一种紧密格局。闽北多山的地形既是种植优质茶叶的理想环境，也为制瓷业提供了丰富的瓷土、釉料和燃料。基于此，宋代闽北窑口的选址与核心产品均直接服务于茶业生产活动和消费需要，二者形成了一个资源共享、需求互补、高度闭环的区域经济体。

闽南与闽东地区

与闽北地区茶、瓷业生产端高度协同的格局不同，闽南与闽东地区呈现出以贸易为导向的空间组合模式。除供御外，宋代福建传统贡茶产区的茶叶也进入了市井与榷茶贸易体系，经江陵、真州、海州、汉阳、无为军、蕲口等六大榷场北上分销，广泛流通于民间茶肆，形成了庞大的饮茶市场。西安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作为茶具的铜渣斗，同时发现了30余例宋代福建白茶遗存，印证了福建茶叶作为高级消费品在内陆的流通。此外，福建茶叶与瓷器并列为海上丝路的重要出口商品，广东阳江“南海I号”沉船遗址中茶叶与福建德化窑、义窑、磁灶窑、东张窑生产的盖碗、盏、执壶等茶器共出，证实了南宋时由福建出发的茶瓷共运的贸易场景。

闽南地区的水头窑、赤土窑、南山窑和汀溪窑等窑口均布局在河流沿岸和沿海港口等关键交通节点上；闽东地区的东张窑、碗窑山窑、溪尾窑均位于河谷地带，具备良好的水陆运输条件。这些窑口虽并非紧密依附于茶叶产区，但也同茶叶流通通道和区域经济腹地保持密切关联，形成茶叶与茶器转运、集散的运输网络。依托闽江、晋江、漳江与九龙江等发达水系，各产茶区和窑口将作为大宗外销商品的茶叶与瓷器运往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福州等重要港市。

由此可见，闽东和闽南地区的茶、瓷业共生关系是基于内外销的贸易需要形成的，是一种以提升运输效率为核心的协同模式。在此格局下，茶叶与陶瓷茶器被整合进一个更广泛的流通体系中，共同构成宋代福建参与国内与全球贸易的核心商品组合。

宋代福建民窑茶器的功能与区域生产模式解读

笔者从宏观的空间格局分析了宋代福建茶、瓷产业共生的两种不同模式，而出土的窑址器物，则为理解茶、瓷业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物证。本文通过对20处宋代福建民窑出土茶器的细微考察，了解其生产规模、器物类型与功能对所在区域经济与生活习俗的影响。

本文整合了已发表的宋代福建窑址考古报告和相关研究成果，选择各窑址出土的茶盏、茶杯、茶盅和执壶四种核心茶器（如表2所示）作为解读对象。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大多数考古报告将口径小于10厘米的碗定名为“盏”，然而本文统计的“茶盏”不仅包括这类小碗，还涵盖经由考古与文献共同证实的用于饮茶的建盏、同安窑系珠光青瓷茶碗、斗笠碗等。通过对闽北、闽南、闽东三个区域出土茶器进行比较分析，了解茶叶生产的庞大规模与特定消费风尚如何驱动瓷器生产行业的专门化与规模化，以及广阔的内外销贸易需求如何催生多样化与适应性的茶器产品组合。

闽北茶器：服务于“斗茶”文化的专门化生产

从闽北9处窑址出土的茶器中可以发现，茶盏数量高达1354件，占比96.2%。其中，仅建窑水吉芦花坪一处遗址就出土了951件茶盏，凸显了其作为“斗茶”用器生产中心的绝对地位。目前考古已确认生产建窑黑釉瓷有芦花坪、大路后门、庵尾山、牛皮仑、源头坑、营长等8处宋代龙窑。据推算，芦花坪窑址全窑、庵尾山窑址Y8、大路后门Y4单次可烧造瓷器量分别可达3万、2.5万和10万件，产品以黑釉瓷为主，碗占器形总数的99%，说明具备了专业化生产的特征。

闽北是宋代“斗茶”文化的发源地和中心，蔡襄在《茶录》中指出：“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也提及“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这是对建窑、茶洋窑、东张窑等闽北窑口大量生产黑釉茶盏的精准解释。“斗茶”源于福建民间的茶艺竞技，后经蔡襄等士大夫的总结推广，上升为宫廷和民间文人推崇的风雅之事。其核心在于“点茶”，作为一种讲究汤花击拂、注汤成沫的饮茶方式，对茶盏提出了容量适中、口沿收聚、稳置耐热等结构性要求。

从器物功能上看，闽北茶盏的设计也服务于“点茶”这一核心环节。束口、敛口利于聚拢茶香与保温，撇口与敞口则便于观察汤面与击拂操作；较厚的胎体有利于保温，能延长“斗茶”过程中茶汤的最佳状态；而黑釉则能完美衬托白色茶沫，满足“观茶色、品茶花”的审美需求。此外，将乐窑等窑口生产的执壶是注水、添汤与调茶的器具，与茶盏一同构成“点茶”的核心器物。因此，闽北民窑的生产是一种围绕“斗茶”的特定需求进行的专门化与规模化生产，是“茶”直接定义“瓷”的典范。

闽南与闽东茶器：面向多元市场的适应性生产

在目前选择的样本中，提取到闽南地区民窑出土茶器共计1013件，各类器型数量相对均衡，茶盏498件（占比49.2%），茶杯151件（14.9%），茶盅163件（16.1%），执壶201件（19.8%），其中以德化窑最为典型。闽南民窑所产茶器经泉州远销海外，各类仿龙泉青瓷、仿景德镇青白瓷的粗制瓷器在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甚至波斯湾均有大量发现。这种生产策略与“贸易导向型”的茶瓷共生模式相契合，是闽南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商品供给基地，以多样化生产来适应更广阔市场需求的结果。

闽南窑场不仅生产用于“点茶”的茶盏，还大量生产适用于啜饮的茶杯、分盏的茶盅以及斟注的执壶，具备成套供应的生产能力，满足了宋代民间多样化的饮茶风俗。茶杯的尺寸从4至15厘米不等，对应个人品茗、多人轮饮或茶汤暂存等不同饮茶场景；茶盅以其紧凑小巧、便于单手握持的造型，服务于“分而饮之”的敬茶礼仪，部分器物还通过葵口等设计，实现了导流功能与形式美感的统一；作为点茶核心器具的执壶，设计最为复杂。保温的束颈与壶盖、精准注汤的长嘴弯流、稳固持握的以及便于安全的系钮，这些构件的协同组合契合了点茶过程中反复注水、击拂调膏的精细需求。总体而言，这些茶器从尺寸、结构到构件组合，都体现了“器随茶变”的动态适配逻辑。

从考古出土的茶器数量来看，闽东地区的窑业规模远小于闽北和闽南，但在器物类型构成上却与闽北地区高度相似，茶盏数量占比高达89.9%，表明闽东窑场在产品选择上深受“斗茶”文化影响。闽侯碗窑山窑、福清东张窑等窑口均大量仿烧建盏，通过生产市场需求最稳定的产品来满足本地、周边与海外市场的消费需求，其中，以东张窑规模最大。上海青龙镇、宁波望京门以及福建地区众多水下考古均发现宋代东张窑黑釉盏，台湾、澎湖列岛等地也有宋代浦口、闽侯所产青瓷出土，说明闽东民窑将茶器整合进以福州港为中心的区域性乃至国际性贸易网络中，虽非主力，但也是庞大外销瓷体系的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宋代闽东民窑既没有建窑定义文化标准的权威，也缺乏德化窑主导全球市场的强大产能，因此以黑釉盏为主流产品，通过更低的成本满足受闽北饮茶风尚影响的区域市场，并依托福州港将产品销往海外，扮演了福建外销瓷产业中“二级供应商”的角色。

本文通过对宋代福建产茶区与民窑瓷场的系统考察，证实了宋代福建“茶”与“瓷”两大手工业的联袂兴盛并非偶然，而是一种深刻的“共生关系”，并且在闽北、闽南和闽东不同区域，因资源、市场和文化因素的差异，演化出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从空间布局的宏观层面来看，宋代福建茶、瓷共生体系存在两种主要区域模式：一是以资源环境的高度重合为前提，形成了闽北地区茶、瓷两大产业之间的紧密格局；二是依托沿海交通优势，构建了闽东和闽南地区内销外贸的贸易网络。这两种不同的模式，揭示了宋代福建茶、瓷手工业布局的相互依赖性和合理性，以及高度的市场适应性和融合性。而对器物微观特征的剖析，可以看出福建民窑茶器满足了宋代民间点茶、啜饮、分盏、斟注等一系列茶事活动的功能需求，体现出“器随茶变”的产品和商业逻辑。同时，闽北、闽南、闽东三个地区窑址出土器物组合的差异，反映了符合茶业发展的瓷业生产策略，即：闽北地区茶、瓷业的高度协同与建盏类茶器的专门化生产；闽南、闽东地区的商贸导向和模仿型瓷业生产体系。由此可见，宋代福建地区的茶、瓷业共生是一个由内在生产环境与外在消费驱动共同塑造的、多层次的区域经济与社会体系。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