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泽

词语在使用过程中，为了表达某种特定效果，往往出现跨类使用、超常搭配，从而产生临时的语义特征。这些临时的语义是语言修辞化运作的直接产物。在跨类使用过程中，词语的使用有明显的规律可循。修辞化与语法化的规律相反，是意义由虚到实的过程。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审视这个过程，词语修辞有明显的特征，即生命度的增强。

在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历史进程中，修辞运用催生的临时语义被固化为词的稳定义项，这一现象在语言学领域被界定为词汇化。在词汇化发生之前，往往存在一个修辞过程：原始词语为实现特定的表达效果，会产生临时性的修辞用法。河南师范大学崔应贤明确提出，修辞化就是尽可能调用语言单位进入某个词语所在的句法位置上，以增强表达效果。在这一过程中，除了需考察修辞阶段的语义演变轨迹、形式呈现特征与独特表达效果，还应进一步探究词语在修辞化运用过程中是否存在普遍遵循的规律，该规律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以及这一规律形成的深层动因何在。

有学者结合“语法化”提出，词语修辞的基本特征就是“词语的述谓性加强”。语法化的作用机制是使词语的词汇意义日趋虚化。若这一过程无限推演，所有词语将彻底丧失词汇意义，语言系统中虚实范畴的对立也会随之消解。但语言是一个有效的“生态系统”，能自动调节虚实间的平衡。同语法化相反，修辞化会使词语意义逐渐变得实在。

近年来，大量副词修饰名词的偏正结构出现了，如“很阳光、很中国、很农民”等。名词本不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在“很+名词”的结构中，名词已褪去典型的名词属性，无法接受数量短语的修饰，如我们不会说“很一个中国”；相反，这类名词逐渐具备形容词的语法特征。而这一现象的成因就是修辞化，其作用便是强化了词语的述谓功能。从具体词类演变来看，这一过程如图1所示。

词语修辞化虽增强了词语的述谓性，但也有其局限性，词语修辞化的存在必须依赖“语法化”，有语法化才能有修辞化。然而，这种推论假定了演变的单向性，即语法化只能从左到右，沿“动词”到“助词”的路径演进，而修辞化只能从右向左，遵循从“助词”到“动词”的反向路径。但目前该假设的可靠性并未得到证明，仍存在争议。

生命度和生命度等级

生命度的含义

生命本是生物学中的概念，生物学家将自然界分为有生命体和无生命体，二者双极对立。语言学视域下的生命信息研究，以生物学层面的生命特征为理论根基，聚焦语言中的生命属性表征，及其对语言发展演变的深层影响。早期研究认为，名词是事物的名称，事物才会存在生命有无的对立，因此只有“名词性成分才有生命度”这一说法。然而，语言本质上是对客观世界的映射，事物的生命信息渗透于语言的各个层面，无论是语音、词汇、语法等宏观系统，还是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具体词类，均应有所体现，而非仅局限于名词范畴。学者王珏提出了“生命范畴”这一概念。生命范畴和其他“性、数、格”语法范畴一样，是语言中的一个独立范畴，有自己的语法手段和语法意义。在这一概念提出之后，人们对于生命度的认识就不再局限于名词，而是扩展到整个语言范围。

生命度等级

语言中的生命度存在多级变化。Bernard Comrie（1989）在《语言共性与语言类型》中提出生命等级序列，即“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专名＞指人普通名词＞非人有生普通名词＞无生名词”。William Croft将这个等级称之为“扩展的生命等级”。William Croft立足题元视角，从语法角度提出了句首主语题元角色生命度的等级序列，即“人＞有生命体＞无生命体＞抽象”。受名词所指代事物的施动力和自控度影响，高生命度的指人名词常做施事的题元角色，低生命度或非生命名度的常做受事的题元角色。名词的生命信息被看作判定句首题元信息的语义成分。吉洁以人为原型范畴，根据是否涵盖人形范畴的特征，将名词分为有生命（人＞动物＞微生物＞植物）和无生命（群体组织＞心理概念＞人造实体＞状态概念＞天然实体＞属性概念）。

关于生命等级的划分还有很多其他角度，虽然在具体的等级序列存在差异，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生命度等级，但均离不开Bernard Comrie提出的生命等级（人＞有生命体＞无生命体）框架。

词语修辞中的生命度特征

体词性词语修辞化过程中的生命度摇摆

1.从名词活用看生命度变化

名词是典型的体词性成分，在修辞过程中为追求表达效果，常常活用为动词等谓词性成分。

例1：张强从小没人管教，再这样“天”下去就要做不成人了。

例2：他们毕竟夫妻一场。

例3：都大姑娘了，还哭什么哭。

例4：做了七年的志愿者，不错，很雷锋嘛。

上述四个例句中“天”“夫妻”“大姑娘”“雷锋”都是离散的、有形的、占据三维空间的空间实体，是典型的名词。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出于表达效果需要，上述四个例句均让名词出现在谓语的句法位置。“天”的本义为人的头顶，从本义中引申出来的其他义项都是体词性的。但例1中“天”明显有“不服管教”“调皮”“顽劣”等语义特征，这是原本名词义项所不具备的。现代汉语中的“天”就是指天空，天空是一个无生命的名词成分。在Bernard Comrie的生命度等级中处于最低级阶段，生命度为零。而在例1中“调皮”“不服管教”这样的语义特征明显是有生命的事物才能携带。在这个修辞用法中，明显提高了“天”的生命度等级。虽然不一定是人，但至少提高到“其他非人有生名词”层级，生命度在向高生命度转移。

在语言的词类中，动词与生命度结合最为紧密。名词可以是有生名词，也可以是无生名词，如“书包”就是无生名词。动词则必须同生命度结合。例如，“天空下起了毛毛雨”“地球绕着太阳公转”。在这类句子中，看起来“下”“绕”都是无生命事物发出的动作，应为“无生动词”。但实际上，这类动词也可以与有生名词搭配，如口语中我们常说，“你绕着圈子说张三的不是，你想干嘛？”可见，是否为无生动词，并非由它所搭配的论元确定。而动词“下”“绕”也不应定义为无生动词，至少能“无生”“有生”兼用。

例2中“夫妻”本来就是有生名词，义为丈夫和妻子，是一个集合名词，但是在这个句子中解释为“丈夫和妻子”这个体词性词语明显不合适，应为“做夫妻”，有动作的语义特征。既然名词的生命度等级低于动词，从“夫妻”到“做夫妻”则是“夫妻”这一词语生命度提高的过程。

例3和例4也可以根据这个原理解释，从名词内部来看，可以看出词语生命度的变化。例如，“大姑娘”是通称，并不具体指向哪个人，但例3中，这个“大姑娘”明显是有指称的，指向会话语境中的某个人，是具体的名词。依据生命等级序列（具体的有生名词＞集体有生名词），句中“大姑娘”在修辞使用时，生命度同样在提高。

2.从复合名词形成看生命度变化

汉语可以依照修辞演化的规律观察生命度的变化。例如，“布衣”这个词语，在先秦本是一个短语。

例5：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贤大王之义。（《战国策・赵策》）

组成成分“布”“衣”都是无生名词。“布衣”是一种服饰类型。“布衣之士”则是穿这种服饰的人，常指社会最底层的人。受生产力水平制约，这类人没有优渥的生活条件，服饰材质粗糙。由于这种普遍的穿着特征，后来便用“布衣”代指“平民”，语言中出现了“布衣”的修辞用法。

例6：卫君与文布衣交，请具车马皮币，愿君从此从卫君游。（《战国策・齐策》）

例7：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食则粥不足，衣则竖褐不完，然而非礼不进，非义不受。（《荀子・大略》）

例6和例7中的“布衣”相当于“布衣之士”。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布衣之士”的生命特征逐渐过渡至“布衣”，使“布衣”一词能够指代具体有生命的人。换句话说，“布衣”的生命度相当于“布衣之士”的生命度，由无生名词提高到有生名词。尽管如此，在例6和例7中，“布衣”被赋予人的特征是一种临时现象，并未固定在这个词语的词义之中，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修辞手法，即借代。以衣着特征代替人，从而增强“布衣”的生命度。随着这种修辞用法逐渐普遍，“布衣”这一在修辞使用中临时产生的语义特征，逐渐词汇化，成了“平民”的转义，其生命度由无到有，成为指人的高生命度词语。

谓词性词语修辞过程中的生命度摇摆

语言本质上源于动作过程“互动”。因此，表示动作的动词与自然世界中的生命信息联系最为紧密。在“人类＞有生＞无生”这个生命等级框架下，动词的生命度呈现出“用于人类的动词（心理活动＞能愿＞语言＞情感＞社交）＞用于动物的动词（行为＞感知＞生活）＞用于植物的动词（变化）＞无生物动词（增减运动变化）＞空间动词（存在）＞时间动词（推移）＞抽象动词（概括判断）”这一等级序列。与人类联系越紧密，生命度越高。动词的生命度等级也遵循这一等级序列。

汉语中的谓词，根据论元的多少，动词可以分为零价动词、一价动词、二价动词、三价动词；形容词也可以根据论元的数目，通常分为一价形容词、二价形容词。动词和形容词在常规使用时论元均是固定的，但在具体语境中常出现超常使用的情况。

例8：张三喝了一杯咖啡。

例9：张三喝了李四一杯咖啡。

例10：小王高。

例11：小王比李四高一个头。

在上面四个句子中，“喝”是一个二价动词，应有两个论元，施事和受事。例8中，“张三”是施事，“咖啡”是受事。例9中，动词“喝”却出现了三个论元，多了与事“李四”，动词“喝”变成了三价动词。例10中，“高”是一价形容词，但“高”在例11中却出现了三个论元，成为三价形容词。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增元”或“变价”，然而其发生动因与内在规律，却难以通过“增元”与“变价”这两个概念得到有效阐释。

实际上，在例9和例11中，可以将“喝”“高”看作是为追求表达效果，才出现修辞使用。谓词本身的价位数或其搭配的论元反映了谓词的生命特征。谓词的生命特征越高，其搭配的论元越多。谓词的生命度越低，其搭配的价位数越少。一价动词常以无生名词为其论元，二价动词和三价动词有无生命都可以，但三价动词常常要求后面的近宾语为有生名词。例9与例8相比，多了论元“李四”，“李四”同“张三”一样，都是高阶的指人有生名词。例11相对于例10也增加了高阶有生名词“李四”。

从上述例句可以发现，在“增元”或“变价”之后，谓词所搭配的论元，谓词的生命度在提高。由此可见，并非论元的生命度决定谓词的生命度，而是谓词的生命度决定与它搭配的论元。也就是说，可以从论元反推谓词的生命度。例9中“喝”搭配了两个高生命度名词作论元，例8只搭配了一个高生命度名词作论元。因此，例9的论元生命度大于例8的论元生命度。而论元的生命度高，谓词的生命度也应高，因此例9中的谓词“喝”的生命度大于例8中“喝”的生命度。“喝”这个谓词在修辞使用过程中，其生命度也在提高。而谓词“高”在例11中的生命度同样大于在例10中的生命度。

词语修辞生命度提高的原因

尽管生命度的相关概念源于自然界，但进入语言后，生命度变化仍然反映着人们的认知策略，即“人类以自我为主，以自我为中心看问题的世界观”。这种以自我为核心的认知心理，影响着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而对于世界的不同认知又反映在语言上。Langacker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对世间万物的评价”称之为“共情”。换而言之，就是人们对万事万物的认同感。“以人为中心”决定了人们对自身的认同感最强，而对于其他事物，则看其携带有多少与人相同的特征。携带人特征多的事物，共情度高；反之，则共情度低。人是一个有生命的事物，因此对于有生命实体的认同感强于无生命实体。Langacker提出了一个共情等级，即“说者＞听者＞他人＞动物＞具体物质＞抽象实体”。从左往右，共情程度越来越低。我们可以发现，Langacker的共情等级和Bernard Comrie提出的生命度等级是吻合的。人类的这种“以自我为核心”的认知原则，使得人们在对词语进行修辞化运用时，会不自觉地向高共情度事物靠拢，不仅让共情度呈现出向“自身”趋近的提升态势，也推动着能够反映共情性的生命度持续提高。

本文尝试从生命度的高低变化概括词语修辞的特征，寻找词语修辞的规律。最终得出在修辞过程中，词语的生命度在不断提高，词语修辞是从低生命词语向高生命词语转移等结论。但是在论证过程中依然存在问题：一是既然词语修辞是向高生命词语靠近，那么是否意味着处于生命度等级金字塔顶端的词语，便无法进行修辞化使用，如名词中处于最高生命等级的第一人称代词“我”就不能修辞化使用；二是如果第一人称“我”能修辞化使用，那么其遵循的内在规律是什么，它的生命度演变轨迹是否与现有研究结论契合；三是随着生命度级别的提高，词语的修辞用法是否会越来越少，如无生命词语的修辞用法是否一定少于有生命的词语。这些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探索与验证。

（作者单位：四川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