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校史档案作为记录高等教育机构发展历程的载体，不仅是学校文化积淀的物质基础，更是参与城市文化记忆建构的重要资源。当前，校史档案参与城市记忆建构存在资源分散、开发主体单一、内容偏重宏大叙事、数字化程度不足等问题。为此，应打通相关路径，建立跨部门协调、校地合作、技术支撑及人才保障等机制，推动校史档案从静态保存转向动态活化，主动融入城市文化记忆工程，实现从“校园叙事”到“城市叙事”的跨越。

　　在快速城市化的当代社会，城市文化记忆的保存与传承成为提升城市软实力、增强居民归属感的核心议题。城市记忆不仅关乎物质空间的变迁，更涉及精神文化的延续，是塑造城市独特身份认同的基础。高校作为城市中重要的文化机构，其校史档案系统记录了学校的创办、发展、变革以及与城市互动的历史痕迹，成为城市文化记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新时代新成就国家记忆工程”的推进，各地档案部门积极开展城市记忆资源建设，高校校史档案的独特价值逐渐凸显。高校档案不仅是学校办学活动的原始记录，更承载着城市教育发展、学术交流、社会服务等多维历史信息。将校史档案从“库房”推向“现场”，使其从静态保存转向动态活化，是高校参与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校史档案与城市文化记忆的内涵与特征

高校校史档案的内涵与特征

　　高校校史档案是指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能够反映高校历史发展情况的各种文字、声像、实物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校史档案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形式多样性。校史档案包括文书档案、声像档案、印章档案、名人档案、口述等形式。文书档案包括建校以来形成的各种会议记录、批示、上报文件、校内通知、书刊等;声像档案包括校内景观、学校活动照片、校内师生的照片及视频等;印章档案包括单位印章和手签章等;名人档案包括校内名人的文章、照片、手稿等，与其他校史档案形成交叉。校史档案既是可追溯的原始依据，也是可呈现的实体成果。例如，2025年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丹心育栋梁 法治铸国魂——纪念雷洁琼先生诞辰120周年特展”，展出了雷洁琼的工作证、著作、证书、照片等档案。二是功能多元性。校史档案具有育人功能，通过展览校史档案、讲授校史课程、讲述校史故事等方式，能够帮助学生与公众了解学校与城市、国家共同发展的历程，增强对学校、城市、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校史档案具有文化传承功能，通过校史档案可以充分宣传、传播校园文化，运用校史档案组织校园活动能够为师生提供良好的文化体验，追忆曾经的校园氛围;校史档案具有社会服务功能，校史中蕴含的科研成果、社会服务记录、校友网络信息等，能为城市发展规划、产业升级、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与智力支持。三是连续性与系统性。高校从建校、迁徙、重建到教育改革、校庆庆典，生命历程是连续的，因此校史档案呈现出显著的时间连续性;同时，校史档案内容涵盖党群行政、教学科研、基建财务、师生名册等门类，各门类之间相互印证，构成了系统的有机整体。

城市文化记忆的内涵与特征

　　城市文化记忆是指城市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积淀下来的，被选择性地保存，并不断被重构的知识、经验、情感和价值体系，是城市共同体借助特定的文化符号、仪式实践、文本载体和空间场所，对其重要历史事件、人物、生活方式进行沉淀与重构的过程。它并非客观历史的简单复现，而是基于当下需要对过去的选择性建构。

　　城市文化记忆是活的、会呼吸的、能够随城市发展不断积淀成长，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地域性，城市文化记忆高度依赖本地独特的物理坐标、历史事件、人物传说、产业变迁等。一条河流、一座山丘、一条老街的走向、一个广场的格局，本地化的故事、俚语、节日甚至禁忌，都可以成为城市文化记忆的“锚点”。例如，上海的文化记忆与黄浦江、外滩建筑群紧密相连，这种联系无法移植到其他城市。各地高校的校史档案主要呈现其所在城市的文化记忆。二是物质依赖性，城市文化记忆通常依附于具体的物质载体，如历史建筑、街道布局、公共雕塑、档案文献、特色饮食、方言音调等。例如，北京市的北京大学红楼、清华大学的历史建筑群等，其建筑本身及相关档案就是城市文化记忆的组成部分。三是集体性，城市文化记忆区分“我群”与“他者”，是当地居民形成地方认同、社会归属感和情感纽带的核心，是维系共同体精神的关键，承载着强烈的情感价值与象征意义。它并非少数名人的专属印记，而是由万千普通人的生活点滴汇聚而成。

研究理论支撑

档案记忆观

　　20世纪末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了传统档案学奉为圭臬的“中立性”与“客观性”原则。特里·库克(Terry Cook)等学者提出了“档案范式”的转变，强调档案不再是被动保管的“实物”，而是建构社会记忆、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的积极参与者。

　　档案记忆观的核心在于档案是记忆的载体。校史档案在形成之初，蕴含着“谁有权记录”“何种事件值得记录”的权力逻辑。因此，当探讨校史档案与城市记忆的互动时，必须承认校史档案不仅是城市的“镜像”，更是经过筛选的“镜像”。这种筛选机制体现了高校与城市之间复杂的权力博弈与文化协商。

城市记忆场所理论

　　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记忆场所》中提出，“记忆场所”是记忆在历史中被掏空后，残存下来的凝结物。当真实的集体记忆环境消失，记忆场所便成为人们寻找身份认同的据点。高校及其校史档案，正是典型的“记忆场所”。高校的老教学楼、大礼堂、宿舍楼，既是校史档案记录的对象，也是承载城市记忆的物理“场”;校徽、校训、校歌既是校园文化的象征，也可能成为城市精神的代名词;校庆活动不仅是校园内部的庆祝，通常也是整座城市的文化事件，激活了城市居民的集体记忆，成为城市居民寄托情感、追溯过往的重要依据。因此，高校校史档案参与城市文化记忆建构的过程，本质就是通过激活这些“记忆之场”，将高校“小历史”融入城市“大历史”的过程。

高校校史档案参与城市文化记忆建构的必要性

高校校史档案是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高校的校史档案记录着高校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从课堂上的教学到实验室里的研究，从校园建设到日常管理，这些档案不仅是有关高校发展的记忆，也深深融入了所在城市的发展脉络。学校培养的人才走向城市的各个角落，科研成果转化助力产业提升，校园的一砖一瓦也成为城市文化风景的一部分。留存的文件、老照片、书刊，都在述说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与时代变迁，成为鲜活的城市文化记忆载体。例如，天津城建大学对历史建筑进行高精度数字化测绘与存档，为建筑建立了“健康档案”，同时也成为记录天津城市风貌变迁的珍贵记忆切片。

增强城市文化认同的需要

　　城市文化认同是城市居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是城市凝聚力的源泉。高校作为城市的文化高地，并非孤立于城市之外的“象牙塔”。高校与周边社区存在着密切联系，校友资源、校企合作、社区服务、文化共享等在档案中均留有印记。校史档案承载的文化内涵能够增强城市居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如校史档案中关于校友成长的故事、学校与地方企业合作的项目、师生参与社区建设的记录，均能够引发特定人群的情感共鸣。这种基于共同经历的情感纽带，是城市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展示高校校史档案，城市居民既能深入了解高校与城市共同发展的历史，感受城市文化的深厚底蕴;也能增强居民对城市的自豪感与责任感，促进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促进城市文化传承与创新

　　高校校史档案中蕴含着丰富的城市文化传统与精神，如高校的办学理念、校训、校风等，这些文化元素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高校校史档案的开发与利用，可以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传承下去，同时结合时代需求进行创新，为城市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使“老故事”也能讲出新意。例如，以高校校史档案为素材创作文化作品、开展文化活动等，不仅能丰富城市文化的表现形式，还能推动城市文化的创新发展。

高校校史档案参与城市文化记忆建构的现状审视

校史档案资源分散

　　高校的档案馆馆藏资源丰富，保存着大量的文本、实物、音视频资料。例如，南京大学档案馆藏有大量关于南京民国时期教育的档案;四川大学档案馆藏有丰富的成都近代文化名人的手迹。然而，当前全国各地高校的校史档案呈现分散状态，各高校之间的档案往往不共享。除了涉密或不易对外公开的档案，其他的校史档案缺少共享的途径或机制，同时各高校的校史档案数字化程度参差不齐，多数档案仅供校内查询和编研使用，未能深度融入城市文化记忆建构体系，缺乏可供城市公众检索利用的元数据标准。

校史档案的开发主体单一

　　当前，高校校史档案的开发主体主要是高校档案馆或校史馆，多服务于校内师生和校友查询，开发的产品主要包括校庆展览、校史书籍、宣传片等，受众局限于校内。高校与地方政府的合作较少，多呈现项目制状态，缺乏常态化协同机制。校史档案的开发主体单一，导致了校史档案的利用与城市公众的需求不匹配。在利用校史档案进行编研或生产产品的过程中，往往站在学校管理者的视角，缺少与城市文化记忆的连接。

校史档案呈现的内容过于宏大

　　在现有的校史档案叙事中，普遍存在“重名人、重大事、轻日常、轻细节”的倾向。校史档案中留存的师生日常学习生活等史料，对构筑城市文化记忆同样具有重要价值，例如，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建设初期，为便利两校区师生的通勤，申请开设345路快公交车;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的学生课余时间在昌平十三陵水库开展春游活动。这些都为北京市昌平区的文化记忆建构提供了生动的内容。城市文化记忆之所以能引发共鸣，往往在于这些“细腻的情感”和“具体的细节”。这些微观的记录，恰恰是校史档案中容易被忽视的内容。

校史档案的数字化程度不足

　　当前，我们生活在数字时代，社会公众习惯通过短视频、播客等方式获取信息，城市文化记忆的建构也离不开数字化。若仅通过线下参观文化建筑、实物等方式，不足以让更多社会公众了解城市文化，还需借助新媒体传播，制作纪录片、传统文化音乐等。高校校史档案亦是如此，当下多数高校校史档案的呈现方式局限于搭建实物展厅或简单展示二维图文，形式较为单一。部分高校虽建设了数字档案馆，但数字化程度较低，缺乏互动性，难以通过技术手段让公众直观感受校史档案与城市文化记忆之间的联系。

高校校史档案参与城市文化记忆建构的路径

开发校史文化产品

　　开发校史文化产品是将高校校史档案转化为城市文化记忆传播载体的重要途径。高校可以根据校史档案的内容与特色，开发具有纪念意义、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校史文化产品，如校史书籍、纪念册、明信片、文化衫等。这些文化产品不仅可以作为高校的文化纪念品，还可以在城市的旅游市场、文化市场进行销售。以高校的历史建筑、校园风景为素材制作明信片，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了解高校与城市的历史文化。例如，中山大学邮局与学校文创公司合作推出融合校训、校园IP与风光的明信片、个性化邮票等产品，深受校内师生及游客的喜爱，中山大学邮局也被誉为“全国首个校园邮局”。联系当下热点，结合校史档案故事创作剧本杀，参与者可沉浸式体验档案故事和城市文化，在娱乐中感受城市文化。例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推出校史“剧本+”《永不消逝的电波》，以西电校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李白烈士的真实经历为蓝本进行创作;哈尔滨工程大学根据学校历史改编创作了剧本《1952哈尔滨》，还原曾经的校史与这座城市的爱国故事。

利用新媒体传播校史档案

　　新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等特点，是传播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平台。高校应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开展校史档案的宣传与传播工作。通过发布校史档案的图片、视频、文章等内容，讲述高校与城市的历史故事，吸引城市居民的关注和参与。高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设校史专栏，定期推送校史档案中高校与城市的故事，与读者进行互动交流，增强城市居民对高校文化及城市文化的了解与认同。例如，天津大学成功将校史打造成极具影响力的文化IP，创作首部原创校史穿越短剧《我们从1895走来》;推出“HI天大”系列短视频，将校史内容数字化，打造“行走的博物馆”;参与“百所高校校博联展计划”，通过直播带领近40万人次观众“云游”校史馆，将厚重的校史以沉浸式的体验方式呈现给公众。

面向社会展示校史档案

　　高校校史档案不仅是高校的文化资源，也是城市的文化财富。档案馆、校史馆应当“去围墙化”，不仅面向学校内部，也应设置面向社会的展厅。例如，厦门大学的校史馆已成为厦门百年红色记忆的载体，面向社会公众开放。高校应积极开展校史档案的社会教育活动，面向城市居民、中小学生等举办校史档案讲座、培训等活动，传播高校文化与城市文化记忆。例如，高校可以与城市的中小学校合作，开展校史档案进校园活动，为中小学生举办校史档案讲座，组织他们参观校史馆，让他们了解高校与城市的历史文化。对于校园内的历史建筑，除了悬挂“某某大学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还应增设二维码铭牌，详细解读该建筑与城市历史的关系，将校园漫游转化为城市历史漫步。此外，高校可以利用周边的社区空间，举办流动校史展，在城市的公共绿地、地铁站、社区文化中心，设置“校史与城市”主题的微展览，让高校校史档案走出“象牙塔”，融入市井生活。

高校校史档案参与城市文化记忆建构的机制体系

建立跨部门协调机构

　　当前，高校校史档案资源分散，缺少共享机制或途径。校史档案参与城市文化建构涉及学校的多个部门与多个政府机构，因此应建立跨部门协调机构，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针对校史档案的研究利用，部分高校已成立专门的议事协调机构，由档案馆牵头，宣传部、教务处、学生处等部门配合协调。在此基础上，加强与政府机构的联系，邀请城市文化部门、旅游部门等相关单位参与工作，并明确各部门的职责与分工，定期召开协调会议，共同推进校史档案参与城市文化记忆建构工作。

建立校地合作机制

　　开展高校校史档案研究并推动其融入城市文化记忆建设，离不开政策、资金、场地等多元保障。仅依靠高校自主运营，难以支撑校史档案文化的宣传普及与长效推广，需要加强与当地政府的合作，建立校地合作机制，争取政府的支持。在政策方面，政府可出台打造城市文化记忆的政策，鼓励高校等非政府机关主体参与建设，如开展“城市记忆”档案征集工程，面向高校等主体征集档案。在资金方面，高校可以与政府协商合作，争取研究校史档案的专项资金，用于推进数字化建设、开发文化产品等。在场地方面，可以与政府签订共建协议，由政府提供场地举办校史文化展览，并面向社会公众开放。通过建立校地合作机制，形成高校与政府共同推进校史档案参与城市文化记忆建构的良好局面。例如，华东师范大学与贵州省赤水市政协开展合作，联合编研出版《大夏大学与赤水》一书，系统梳理了学校前身在抗战时期西迁赤水的办学历史，并提供校史档案，直接推动了赤水市将大夏大学旧址“文昌宫”确定为市级历史文物，并纳入城市发展规划，由政府拨款修缮;上海交通大学与徐汇区档案馆合作举办“跟着档案city walk”活动，将百年校园变成开放的城市课堂，让市民在行走中感受城市文脉与高校历史的交融。

建立技术支撑机制

　　信息技术是校史档案参与城市文化记忆建构的重要支撑。高校应从四方面建立技术支撑机制。一是加快校史档案的数字化整合，在校史纸质档案转化为数字档案的基础上，建立校史档案数据库，实现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存储与管理。同时，打通与城市政府共享资源的渠道，建立“城市高校档案联合目录”，对于非涉密、已过保护期的校史档案，通过开放数据平台向公众开放，允许市民进行查询、下载和二次创作，将高校的校史档案资源融入城市文化资源库。二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校史档案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提取有价值的文化信息，为城市文化记忆建构提供数据支持。利用人工智能围绕城市发展的重大节点，提取校史档案中与其关联的内容，构建专题数据库。例如，西南地区的各高校以“抗战时期内迁高校”为主题梳理校史档案，整理出流亡路线、战时教学、与当地民众交往的内容，形成反映城市“战时记忆”的专题库。当城市面临旧城改造时，高校可以挖掘校史中关于老城区的影像资料;当城市举办大型赛事时，高校可以整理体育健儿的档案。三是利用数字化手段升级校史档案的呈现方式，如利用VR技术手段打造沉浸式校史文化体验场景，让师生及社会公众更加直观地感受高校与城市的历史文化。四是建立校内技术创新奖励机制，鼓励档案工作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开展技术研发与创新，探索校史档案参与城市文化记忆建构的新技术与新方法。例如，研发校史档案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提高校史档案文化信息的提取与利用效率;提供开发校史文化产品的新想法与新思路，打造更吸引公众的文创产品。

建立人才保障机制

　　高校校史档案参与城市文化记忆建构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撑。这项工程涉及档案、文化传播、教育、产业等多方面。因此，高校应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在档案学专业中融合文化传播学、教育学、文化产业管理等相关知识，助力学生融通跨学科知识体系，培养具有跨学科知识与技能的专业人才。同时，加强对现有档案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与综合素质，为校史档案参与城市文化记忆建构提供人才保障。此外，高校也可以向社会“借力”，邀请文化专家、学者、设计师等加入校史档案参与城市文化记忆的建构工作。例如，邀请学者专家对校史档案的文化价值进行评估与挖掘;邀请设计师参与校史文化产品的设计与开发。通过引进社会人才，充实城市文化记忆建构的人才队伍，高校校史档案才能更好地助力城市文化记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