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深度推进，催生了居民对社区功能完备性的迫切需求，既有社区建设长期陷入重硬件轻服务、重配置轻运营的困境，设施供给标准化与居民需求多元化之间的错位持续加剧。完整社区建设正是破解此结构性难题的政策响应，将物质空间、文化认同、治理机制统筹为一体，以四川省为样本探索实施路径，对推动城市更新从“空间改造”走向“生活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完整社区建设的文化内涵演进与政策框架

　　完整社区理念由吴良镛院士于2010年正式提出，其核心关切并非单纯的设施堆叠，而是将住房、治安、卫生、教育、交通、娱乐等要素视为有机整体，强调硬件配置与软件服务的双重完备性。202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将其内涵明确界定为：在居民适宜步行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便民商业服务、市政配套、公共活动空间、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机制六维要素同步健全，居民归属感与认同感显著增强的居住单元。至此，完整社区从学术愿景转化为具有操作标准的政策概念。

　　202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将开展完整社区建设列为城市更新八大重点任务之一，构建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目标被明确纳入顶层设计。同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将完整社区的外延从居住社区拓展至产业社区、商务社区等新型形态，标志着其内涵完成了从“居住单元”向“城市功能细胞”的深层跃迁——社区既是保障基本民生的生活载体，也是承载产业功能、激发创新活力的发展单元，从“财政输血”转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自我造血”模式，从各部门条线推进的碎片化格局转向资源整合的集成场景，完整社区建设由此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

四川省完整社区建设的实践样态考察

典型社区功能配置与文化设施现状

　　四川省各典型完整社区在功能配置上已初步形成“分层嵌入、就近覆盖”的格局，但不同类型社区的文化设施供给水平存在明显分化。成华区杉板桥社区依托老东郊工业基地转型的空间资源，构建起社区、街区、园区、景区“四区合一”的功能复合体，文体、休闲设施与产业空间深度融合，形成日均服务超10万人次的“四圈”服务体系，实现了文化功能从单一居住配套向城市公共空间的跃升。相比之下，攀枝花市西区杨家坪社区作为始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攀钢家属区，长期面临休闲娱乐场地匮乏的困境，试点建设后将闲置办公用房改造为托儿所，盘活存量空间、补足设施短板，以有限资源撬动了文化服务能级的整体提升。

多元主体参与的文化共治模式探索

　　在文化治理主体构成上，四川典型社区已突破传统的政府单一供给逻辑，逐步形成以党建为引领、多元主体协同的共治格局，但各地的实现路径存在显著差异。杉板桥社区建立“社商居联盟”机制，将驻区企业、商业主体与居民组织纳入同一议事平台，文化活动策划与资金由联盟成员共同承担，摆脱了社区文化治理中政府“包办”的路径依赖。绵阳市安州区文星社区则引入餐饮企业，共建“幸福餐厅”助餐点，以政策补贴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将助餐服务与老年文化交流空间合二为一，形成可持续的“政企协作+公益运营”模式。泸州市江阳区南苑社区探索“五社联动”机制，以社区、社工、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社区基金为五大支点，构建文化治理共同体，其“先机制再实施”的工作逻辑有效摆脱了设施建好却“无人运营”的普遍困境。杨家坪社区依托退休党员带头成立自治小组，342名志愿者组建14支服务队，以“大家的社区大家建”为理念，推动居民从文化活动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

数字技术赋能的智慧文化治理实践

　　数字技术正重塑完整社区文化服务的供给方式，四川省部分先行社区已在智慧治理领域形成可借鉴的实践样本。具体而言，杉板桥社区建设“数字孪生社区”管理大屏，集成26个智慧应用场景，涵盖文化活动预约、设施使用监测、居民需求反馈等功能模块，整体处置效率较改造前提升40%，将碎片化的文化服务信息整合为可视化、可调度的治理资源。杨家坪社区自主开发“社区通”智慧服务平台，居民持手机即可在线办理服务事项，文化活动报名、设施预约、意见征集等功能实现线上闭环，有效降低了老年群体参与社区文化生活的信息门槛。成都市锦江区喜树路社区在“未来公园社区”建设框架下部署智慧治理平台，将养老、托育、文体等服务数据汇聚贯通，为精准匹配文化服务供需提供了数据支撑。值得关注的是，上述实践均将数字工具定位为治理能力的延伸手段而非替代工具，技术赋能的底层逻辑仍是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的精准响应机制。

四川省完整社区建设面临的主要困境

设施供给与文化标准化落地难度较大

　　四川省各类型社区在文化设施配置上呈现显著的非均衡特征，标准化落地存在结构性障碍。杉板桥社区、大地坡社区等资源较为充裕的产业社区与新建社区，已初步构建起功能复合的文化服务矩阵，而攀枝花市杨家坪社区、绵阳市文星社区等工矿配套社区与中小城市社区，在文体活动空间、老年文化服务设施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缺口。《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明确要求社区配置充足的公共活动空间，但对于老旧小区密集、存量用地极为有限的社区而言，通常难以在既有空间格局内按标准嵌入文化设施，如玉林北路社区依赖“金角银边”挖掘本身潜力即说明常规供给路径已近乎失效。更深层的困境在于，《标准》中的文化设施指标以物理面积与功能类型为导向，缺乏对不同人群文化需求差异的精准回应，导致部分社区设施建成后使用率偏低，供给侧标准与需求侧现实之间的错位至今未能有效弥合。

存量文化资源的系统盘活机制尚不健全

　　四川省各试点社区在存量资源利用上虽不乏亮点，但普遍停留于“点式突破”层面，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盘活机制。杨家坪社区将原康家坪社区300平方米闲置办公用房改造为托儿所，清源社区挖掘存量空间植入“一站式”服务，玉林北路社区利用街角余地打造社区花园，这些做法均属于个案性的资源挖潜，背后缺乏统一的产权清晰、权属流转、功能置换全链条制度支撑。现实中，闲置办公用房、废弃厂房、低效商业裙房等潜在文化空间载体，往往涉及国有资产管理、街道权属争议、社区使用授权等多重制度壁垒，单靠社区自主协调难以突破。与此同时，存量资源一旦完成改造，后续的日常维护成本、设施更新投入往往缺乏稳定来源，陷入“改完即用、用后失管”的周期性困境，使存量盘活的可持续性大打折扣。

多元主体的文化协同参与深度明显不足

　　尽管四川省各社区普遍构建了以党建为引领的多元共治框架，但在文化领域的实质性协同参与上，各主体的介入深度仍较为有限。以杨家坪社区为例，342名志愿者组建的14支服务队以居民日常互助为主，文化活动的策划与内容供给主要依赖社区工作者推动，驻区企业、专业文化机构的参与尚处于浅层对接阶段。文星社区“幸福餐厅”引入餐饮企业虽属政企合作的尝试，但合作范畴局限于助餐服务，文化功能的融合尚未真正实现。更为普遍的问题是，居民在文化共治中的角色仍以“活动参与者”为主，真正意义上的需求表达、议题设置、资源筹集等深层次参与渠道并不畅通。例如，清源社区的“盖碗茶坝坝会”虽构建了居民意见征集的场景，但从意见反馈到文化项目落地的决策链条仍然较长，居民参与的实质性影响力相对有限。

可持续运营的文化资金平衡模式有待构建

　　完整社区文化设施的建设资金尚可依托专项财政投入加以保障，但运营阶段的资金平衡问题至今未能找到普适性方案。大地坡社区探索“公益+低偿+市场”运营机制，杨家坪社区引入四川银行、电信公司等社会资本参与服务供给，文星社区以政策补贴撬动餐饮企业承接助餐服务——上述模式各有其特定的资源禀赋前提，难以直接复制推广。从根本上看，文化类公共服务的收益属性决定了其市场化运营空间极为有限，纯公益模式则高度依赖财政持续输血，两者均难以独立支撑长期运营。当前，各社区普遍面临的困境是：建设期有专项资金兜底，运营期资金来源模糊，社会组织承接服务后因收入不稳定而频繁更换，导致文化服务质量波动明显，居民获得感随运营主体的变动而起伏，“建而不用、用而不持”的现象在多个社区均有不同程度的显现。

城市更新背景下完整社区建设的实施路径

以城市体检为先导的文化精准更新路径

　　对于文化设施供给标准化落地难题，破解之道在于将城市体检前置为完整社区建设的启动程序，以需求调查替代指标套用。清源社区“体检先行”的实践揭示了一条可推广的操作逻辑：依托“民情茶馆”“盖碗茶坝坝会”等本土化议事载体，将居民对文化设施的真实诉求转化为可量化的问题清单，再以清单为依据倒推项目方案，从而将《标准》的刚性指标转化为具有弹性的差异化配置依据。南苑社区“先体检再提升”的工作方法进一步说明，“体检”的价值不止于发现问题，更在于建立“群众点单、民主定单、社区领单”的闭环决策机制，使文化设施的选址、规模、功能定位均有居民需求数据作为支撑，而非由上级部门统一划定标准后自上而下推行。参照《规划师》杂志提出的“三次评估”方法，初评摸底、再评定向、终评验收的递进式评估结构，可有效化解设施供给与需求错位之间的深层矛盾，将标准化工具改造为因地制宜的精准工具。

以存量文化挖潜为支撑的空间复合路径

　　存量文化资源盘活机制不健全的症结，在于产权归属模糊与制度链条断裂，单凭社区自主协调难以打通。因此，构建有效的空间复合路径，需要在产权确认、权属流转、功能置换三个环节同步发力。杨家坪社区将原康家坪社区300平方米闲置办公用房改造为托儿所的案例，背后是“政府引导+企业运营+居民共享”模式的整体介入，政府发挥产权协调作用，运营主体承接改造后的持续运营责任，居民则以使用权收益反向激励资产活化，三者形成环环相扣的利益结构。玉林北路社区利用“金角银边”嵌入文化服务功能的做法，则揭示了另一有效路径，即在不触动产权关系的前提下，以临时使用协议、街道授权许可等轻量化方式盘活街角余地，将碎片化剩余空间拼接为连续的文化活动廊道。两条路径的共同前提是建立覆盖社区全域存量空间的资产台账，对闲置用房、低效裙楼、废弃场地进行逐一摸排，以动态更新的台账为空间复合利用提供持续数据支撑，从根本上改变“有需求却找不到空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

以共建共治为核心的社区文化协同路径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深度不足的根源，在于各主体的利益连接点尚未真正打通，参与流于形式。构建实质性的文化协同路径，需要将不同主体的资源优势与社区文化需求精准对接，使各方介入时都有明确的角色定位与利益回报。杉板桥社区“社商居联盟”机制的经验表明，将驻区商业主体纳入文化共治平台，其参与动力来源于社区人气集聚带来的商业价值，这一逻辑为释放市场主体文化参与潜力提供了可借鉴的激励框架。南苑社区“五社联动”机制的有效运转，依赖于社区、社工、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社区基金五类主体各司其职、权责清晰的分工结构，文化活动的策划由专业社会组织主导，资金由社区基金统筹调配，居民自治组织负责需求反馈，从而避免了社区工作者“一肩挑”的低效局面。杨家坪社区“我为社区献一策”活动的积极效果，则说明居民从参与者向议题发起者的角色转变，需要依托“社区议事厅”“网格微信群”等低门槛的表达渠道，以便捷的意见提交机制激活居民在文化治理中的主体意识，而非仅仅依赖定期召集的座谈会形式。

以社区文化类型为依据的差异化建设路径

　　不同类型社区在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历史积淀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统一套用同一建设路径必然导致错配，差异化路径的提炼因此具有决定性意义。产业社区的文化建设应以功能复合为核心策略。杉板桥社区“四区合一”的实践说明，产业社区的文化空间需同时服务于居民日常生活、企业从业人员休闲需求以及外来游客的体验消费，文化设施的配置逻辑无法沿用纯居住社区的标准，需引入城市公共空间的运营思维。工矿配套社区的文化建设重点在于存量更新。杨家坪社区以闲置空间改造为抓手，将老旧家属区的集体记忆转化为文化认同资源。对于同类型社区而言，挖掘工矿文化遗存、构建历史叙事场景是增强居民归属感的有效路径，单纯填补设施缺口远不足以提升社区文化凝聚力。农转居社区的文化建设则需直面城乡文化习惯的断裂问题。清源社区以“盖碗茶坝坝会”延续乡土议事传统的做法，提示了将乡土文化惯习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可行路径。新建城区社区在文化配套上起点较高，大地坡社区的布局逻辑表明，高标准配置的关键不在于面积总量，而在于文化节点的步行可达性与功能梯度的合理设计，以确保形成从社区级综合体到小区级服务站覆盖无盲区的文化服务网络。

　　完整社区建设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范式，其实施路径的有效性根植于对具体社区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历史积淀的精准研判。四川省的实践揭示出一条清晰逻辑：精准“体检”前置于项目策划，存量挖潜优先于增量扩张，机制建构先于设施投入，差异化供给替代标准化套用。唯有将居民需求转化为可追踪的决策依据，将多元主体的利益连接点嵌入共治结构，完整社区才能真正从政策愿景落地为可持续运转的生活共同体。

　　作者：唐璐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