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臻宇 赵梓君

开篇：盘玩之变与时代之心

缘起背景与问题提出

文玩起源可追溯至古代的文房清玩和文房器具，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它都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身份、品位、精神世界的具象载体。其发展轨迹与科举文化滋养下的文房空间深度绑定。它于明清时期步入繁盛，在民国及随后的历史阶段逐步走向衰落，近年来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其原有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深刻嬗变。在传统语境中，文玩是书斋空间内与琴、棋、书、画共生的“长物”，也是文人雅士调养心性、彰显清雅品格的“清玩”。在现代语境中，文玩突破传统书斋的空间限制，以手串、配饰、把件等形态融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部分品类还成为青年群体追捧的“潮玩”与“时尚单品”。

这种从“清玩”到“潮玩”的转变，本质上是文玩功能向世俗化的调适，其核心功能正由传统社会中承载超越性精神追求的“雅趣”，转变为现代消费社会中融合情感慰藉、社交标识、个性表达及投资理财等多重内涵的“俗趣”。当前，消费者接触文玩品类、选择获取渠道的行为，均呈现多元化与大众化特征，亦有不少消费者因看中其投资属性而入手文玩。文玩作为一面折射不同时代精神特质的棱镜，其转向如何彰显当代社会的集体文化心态、情感结构和社会认同焦虑，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人类学与社会学关于“物”的研究，为超越器物本身的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撑。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认为，串珠等装饰器物是人类社会交往与身份标识的媒介。在此基础上，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的“物的社会生命”理论指出，文玩的价值与意义并非先天固有，而是在其流通、交换与使用的发展轨迹中不断被建构与重构。从书斋清供到市场商品，再到大众潮玩，文玩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微观缩影。此外，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理论与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符号消费”理论，为解读当代文玩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框架，即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资本”，转变为大众阶层用于身份区隔、品位表达的“符号载体”。赵旭东等（2017）学者对“包浆”的研究，已触及器物在使用过程中如何通过“包浆”的形成，实现灵性赋予与意义再生产的核心议题，为本文分析文玩世俗化过程中的意义重构提供了参照。

“世俗化”（Secularization）作为经典命题，传统上用于解释现代社会中宗教影响力的衰退。但在新的语境中，其内涵呈现特殊性，可被界定为精英文化下沉、神圣性消解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复合进程。文玩从承载文人精神与宗教意蕴的“神圣清玩”转变为大众“潮玩”，构成观察中国文化领域“世俗化”进程的典型案例。该过程并非简单的文化衰退，而是复杂的文化意义重构，反映了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浪潮下，个体于身份认同、情感寄托与社群归属层面的新诉求。本文对该理论视角的借鉴，并非机械套用，而是将其作为分析文玩功能变迁的工具，用以厘清变迁背后的文化逻辑，并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心态研究展开深层对话。

雅韵源流：“清玩”作为文人身份与精神符号的历史建构

要探讨文玩从“清玩”变为“潮玩”的世俗化转向，需先梳理“清玩”作为独特物质文化形态在传统社会中承载的意义。这一形态并非泛化的“文玩”概念，而是特指诞生于文人士大夫书斋文化、与参与者精神世界深度绑定的“文房清玩”。“清”字一方面指器物本身具备雅致特征，另一方面界定了玩赏者的身份、活动场域，以及其中蕴含的超世脱俗的审美价值与精神追求。

“文”与“玩”的意蕴：从实用文具到精神清供

文玩的起源可追溯至古代文房的核心实用器具――文房四宝。随着宋代科举制度完善与士大夫阶层的崛起，文房不再仅承担处理世俗事务的功能，而是演变为士人涵养心性、寄托情怀的精神空间。在此背景下，文房器具逐步脱离单纯的实用属性，“玩”的内涵得以展现。

刘岳（2015）指出，“文玩”之“文”包含三重意蕴：主体为文人士大夫，场域为文房，对象需具有文雅属性与审美价值；“玩”则兼具名词“玩物”与动词“玩赏”的双重语义。这意味着“文玩”之“玩”并非单纯物质占有或感官娱乐，而是融合知识、审美与哲思的“格物”过程，核心在于通过“玩物”实现“养志”“见道”。明代鉴赏家董其昌亦认为，优游于学问间，借器物“即物见道”，方为“玩”的最高境界。至此，砚滴、笔格、笔屏、水丞、臂搁等辅助性文具，经文人审美筛选与精神投射，逐步从实用“文具”升华为“清玩”雅器，成为文人身份与文化品位的物化载体。

书斋与身份：晚明文人“清玩”的文化政治

文玩发展至明代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彼时商品经济活跃，社会阶层流动速度加快，传统“士农工商”所划分的阶层边界逐渐模糊，科举仕途竞争加剧，大量文人无法通过入仕实现自身追求。商人则依托手中财富抬高自身社会地位，部分涉足原本由文人主导的艺术鉴赏领域。正如李维桢所记，商人收藏古法书、名画、琴剑、彝鼎等物，与名流雅士共同品鉴玩乐，此举直接动摇了文人士大夫的文化权威。

在此情境下，书斋及其中“清玩”器具，成为文人维系文化身份、践行“雅俗之辨”的场所。英国学者柯律格（Craig Clunas）指出，晚明文人试图通过构建符合特定审美标准的物质环境，实现与新兴富裕阶层的区隔。其对文玩材质、工艺、品位的严苛要求，以及著述中密集的雅俗论断，背后隐含着深刻的文化焦虑与身份认同危机。高濂《遵生八笺》中对书斋陈设的细致罗列，以及文震亨《长物志》中对“俗式”“不可用”器物的明确否定，均是文化资本的展示与区隔策略。此时，“清玩”已超越私密个人爱好，成为公开的文化姿态与社会身份的显性宣示。

作为文化体系的“清玩”传统

传统“清玩”作为自成体系的文化现象，文人士大夫是这一文化现象的参与主体，书斋既是承载活动的物理空间，也是容纳精神活动的场域。“清玩”文化依托文房器具及其延伸之物，展开审美化与精神化的建构，最终形成一套围绕品位、修养与身份的完整话语体系。这套体系在晚明应对社会变迁的文化政治中得到强化，并在清代宫廷推动各类工艺实践的过程中被推向顶点，完成经典化过程。这一阶段中，“清玩”承担的标识文化身份、寄托精神理想、实现审美超越的核心功能，为后续清玩文化面向大众展开“世俗化转向”预设了意义丰富、层次分明的对立面和参照系。当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原本精致的文化体系经历了解构、转化与吸纳的过程，构成了以下将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祛魅与赋新：文玩功能世俗化的三重路径

文玩从传统“清玩”向当代“潮玩”的转型，本质是一场世俗化进程。这一进程的核心，在于文玩原有的神圣性、专属性与精神性逐步褪去光环，新的世俗价值、符号意义与实践方式持续“赋新”。具体发展路径集中体现为功能多元化、意义符号化与实践日常化三个相互交织的维度。

功能多元化：从“载道之器”到“悦己之玩”

传统“清玩”的核心功能围绕“载道”“修身”展开，价值扎根于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身份认同。在当代消费社会，文玩的功能不断拓展，影响力向更多群体延伸，逐渐形成多元共生的发展格局。

文玩手串的重要源头是佛珠，佛珠最初是佛教徒诵经计数的工具，亦辅助修行者收摄心神。其原有功能在于帮助使用者安定精神、平和情绪、收拢分散的意念。在当代社会语境中，佛珠的宗教属性虽未完全消失，但占比已大幅降低，更多成为面向普通大众的情感依托，承担着舒缓压力的作用。重复盘玩的物理动作，是现代人对抗焦虑、寻得内心平静，在日常生活中可随时进行的微行为，其功能从超验的宗教体验转变为满足个体的心理慰藉需求。

手串挂件这类小型文玩，时尚配饰属性不断得到强化。吴晓晶（2023）梳理手串发展历史时提到，清代贵族女性把手串挂在衣襟纽扣上，或佩戴在腕间，装饰化倾向已初步显现。当下，文玩与各类流行服饰搭配已经成为日常，文玩的材质、颜色和款式，成为个人审美品位向外传递的载体。星月菩提追求素雅路线，蜜蜡琥珀自带华贵质感，不同材质的文玩能适配不同风格的表达，已经完全融入大众日常审美消费。

发展至今，文玩已成为社交资本的传播媒介。当代文玩爱好者依托线上线下渠道，搭建起规模庞大的趣缘社群。文玩由最初支撑文人雅集中的唱和往来，转变为当今普通大众搭建社会联结的社交货币。文玩爱好者聚集在直播间、网络论坛、微信群组，围绕品质鉴赏、材质鉴别方法、盘玩操作技巧、包浆成果等方面交流看法，逐渐形成该群体特有的对话模式。个人手中若拥有稀缺资源或品相出众的文玩，就等同于掌握特殊社交资本，能快速获取圈内成员认同，建立起群体内部的归属感。

外部市场资本进入文玩领域，放大了文玩“投资保值”的功能。根据邓安格（2017）的调查数据，较多文玩消费者将“实现盈利”列为自身消费主要目的之一。由珍稀木材、宝玉石加工而成的文玩，被赋予金融属性，价格波动受到投资者关注，文玩收藏由此脱离纯粹审美与精神范畴，进入资本运行的逻辑循环。

意义符号化：“包浆”作为新文化资本的生成路径

在功能多元化的进程中，文玩的意义系统经历了深刻的“符号化”转型，其价值不再局限于固有历史文化内涵，而是在新社会语境中持续再生产。

最典型的例证是“包浆”。在传统含义中，器物经长期使用，表面会形成一种温润且有光泽的质感，这层光泽就是“包浆”。它是时间沉淀和反复使用留下的痕迹，承载着器物和人的亲密关联。进入当代文玩领域，“包浆”拥有了全新的符号含义，它不再只是自然沉淀的产物，还成为盘玩者自身毅力、耐心和品位的实体证明，能够面向外界展示，最终成为一种全新文化资本。各类追求快速“挂瓷”“玉化”的技巧和产品出现在市场中，“包浆”本身成为消费环节的核心符号，原本依附于它的慢生活理想，在以效率为先的速成逻辑中，呈现出向世俗转型的悖论。

文玩材质与形制的原有意义出现颠覆与重构。玉石至上这类传统价值等级依然存在，却被注入新的符号内涵。人工合成材料制成的文玩，或带有“丑萌”造型的文玩，依靠反传统、个性化的特点，获得年轻群体喜爱，成为其表达独特审美与身份认同的符号。当前，文玩已从承载固定历史意义的“文物”，转变成消费者可以主动选择、主动定义意义的“符号空白板”。

实践日常化：从书斋静观到移动盘玩

文玩实践方式的“日常化”与“去仪式化”，是功能世俗化在行为层面的直接呈现。传统“清玩”的赏鉴把玩，与“明窗净几”的书斋空间及“闲雅”心境紧密绑定，属于具有仪式感的精神活动。刘岳（2015）所描述的文人书斋，正是这一实践的理想场域。当代文玩实践已渗透到日常生活各场景中，盘玩手串、揉搓核桃的行为常见于通勤地铁、办公间隙、朋友聚会茶桌等场合。吴晓晶（2023）提及的古人因礼仪约束不随身盘玩长串饰物，与今日随处可见的“盘串”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这一转变依托文玩形制的小型化与便携化，手串在其中占据核心位置。原本放置于颈项部位或案头陈列的文玩，逐渐移动到人们的腕间掌中。过去，这类物件属于需特定场域才能进入状态的静观对象，如今转变成可随时拿出来互动的随身物件。笔者在观察中发现，现代文玩手串突破原有使用场合的限制，佩戴把玩可依照个人习惯调整，不受固定规则约束。在日常实践过程中，文玩彻底脱离传统文人生活附着的仪式感约束，融入现代生活节奏，成为流动的仪式，也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日常修行。

文玩拓展自身功能，脱离原有的单一精神属性，转化为特定意义符号，重构群体的价值认同模式；同时，融入日常实践，突破特定时空的约束，三重路径相互交织，推动文玩完成身份转变，从精英阶层的“清玩”融入大众生活，成为普通人追捧的“潮玩”，完成了世俗化的调整。这一转变为文玩在当代文化图景中的存续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心绪与认同：文玩世俗化转向的文化心态解码

文玩在当代实现复兴与演变，本质上反映了社会转型阶段文化心态的深刻变迁。文玩原本属于文人书斋中的雅玩，如今已融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这一变化折射出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现代人对身份、情感、审美、社群形成的复杂诉求。以下将解析文玩热潮背后的文化心态，讨论文玩如何从单纯的物质收藏，转变为承载现代人心绪与认同的文化实践。

身份认同的焦虑与策略

在高度流动且趋向匿名化的现代社会，个体身份不再完全由家庭、地缘等先天因素决定。个体需依托后天养成的品位、积累的知识和日常消费，主动建构自身身份框架。文玩本身携带的深厚文化底蕴与复杂知识体系，成为年轻人建立个人身份的理想载体。

年轻人钻研菩提子的品类，辨析木材的纹理差异，判断玉石的成色等级，凭借这些知识与追求泛化审美趣味的大众形成差异，逐步建立“文化达人”“资深玩家”等贴合自身期待的身份。这类身份建构依托文化资本的积累，有效对冲社会匿名化状态下个体存在感消解与身份层面的焦虑。

新文玩的流行，可视为一种脱离原有框架的文化宣言。近年来，消费者与传统文玩保持距离的倾向日益明显，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文玩以材质珍稀程度、年代感为核心的价值判断逻辑，转而接受“丑萌”风格、个性化设计等全新审美标尺。这类行为既是对传统收藏界对行业话语的掌控的脱离，也代表新一代消费者尝试搭建属于自身的文化领导权，文玩文化内部的代际权力和审美标准正发生无声转移。

情感结构的物化寄托

在“社会加速”背景下，时间稀缺、压力倍增成为普遍社会心态。文玩核心行为“盘玩”，恰好为现代人提供了对抗加速、寻求内心宁静的“减速”空间。

盘玩行为兼具高度重复性、可掌控性与身体亲密性，无需复杂技能却要求持续耐心。玩家日复一日把玩摩擦器物表面，器物表面会逐渐形成“包浆”，呈现温润光泽，这一缓慢且可视化的过程，能给玩家带来确定性反馈与掌控感，是在不确定环境中的坚实实践。盘玩如同“减压阀”，将人们内心无形的焦虑与压力附着在盘玩的重复动作中，附着在器物日渐产生的变化上，让参与者获得专注状态下的平静，带来类似陪伴的心理慰藉。手串在世俗生活中的盘玩已经转变为普遍的情感调节工具和心理慰藉机制。

审美日常化与个性的符号化表达

当代审美实践正经历从殿堂艺术向日常生活的深度下沉，文玩与身体的关联紧密，从佩戴到把玩已深度融入各类生活场景，成为践行生活美学的理想载体。

人们不再将美局限于博物馆、画廊等场所，而是通过腕间佩戴的手串、手中把玩的核桃，把审美体验融入日常的行走坐卧，使审美追求呈现出日常化、个人化、可触化的特征。当前，文玩已成为个性化表达的鲜明符号：选择冷门材质，或钟情不符合传统审美的造型，均属于主动的审美表态。个体凭借独特的文玩搭配展示，向社会传递与众不同的品位、格调与价值观念，完成自我的符号化叙事。

趣缘社群与新型社会联结

在传统共同体渐趋式微的“原子化”社会中，人们对归属感与社会联结的渴望愈发强烈。围绕文玩形成的线上线下“趣缘社群”，恰好满足了这一现代性需求。

在古玩城交流、网络直播、论坛及微信群组分享的讨论过程中，文玩爱好者依托共同兴趣聚集，形成全新社会联结。社群内部的盲盒收集交换、盘玩成果展示、真伪鉴别知识共享均属于典型社交活动，这些活动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也让情感与认同在互动中流动。这类社群让个体突破地理边界，建立起“想象的共同体”。社群成员借助共同“行话”，共同参与盘玩实践，秉持一致的价值追求，获得深刻的社会归属感与文化认同感。

余论：“盘玩”实践中的时代镜像

文玩向世俗化转变的过程中，消费空间与实践空间中正出现一种“新神圣性”。其外在具体表现为对“纯天然”材质的生态主义迷恋、对“手工匠心”的拜物教式推崇、对“历史传统”的溯源考据热情，以及在文玩盲盒的收集过程中，对“隐藏款”未知的仪式性期待与“欧气”信仰。这类超出物质功利层面的精神投入，带有准宗教的虔诚属性，可归为消费主义时代存在的“世俗神圣性”。传统宏大叙事影响力退潮后，个体把对确定性、永恒性和精神超越的追求，寄托于可盘玩、可慢慢“养成”包浆的文玩器物上。通过日复一日的盘玩形成“微型仪式”，实现人与器物间的精神对话，最终构建起专属于个人的意义模式，进而形成稳定的精神慰藉机制。

商业资本在文玩文化的当代复兴中发挥了双重作用。一方面，资本介入文玩领域后，通过构建产业链、开展媒体宣传与拓展市场扩大影响范围，进而改造原有业态、降低文玩文化的准入门槛，激发大众参与文化实践的热情。另一方面，资本虽推动了文玩领域工艺与设计的革新，但其逐利的固有属性也给文玩行业带来异化风险。部分从业者追求短期收益，致使假冒伪劣产品占据市场空间，严重侵蚀市场信任。投机资本的持续炒作使文玩脱离原有文化内核和赏玩属性，异化为套利的金融符号与投机工具。此外，各类过度符号化的营销运作，还会引发文玩文化的空心化与意义消解。因此，如何规范资本运行、守住文玩的文化内核，是文玩市场维持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

青年群体将传统文化视为可开放使用的创作素材库，借助现代审美重构传统器型，融入跨界融合的潮流文化元素，完成文玩文化的创新性再造过程，展现出文化传承中群体自身的主体能动性，这是传统文化适应当代发展、重新激活的核心动力。但这种再造引发了对创新边界的思考，过度解构传统文玩的工艺精髓与精神内核，会进一步消解其自身的文化根基。文玩文化要实现健康传承，需要把握好“创造的张力”，既坚守“崇文尚雅”的历史文化基因，又不为其所缚，使文玩文化既保持独特文化身份，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方寸文玩如同一面时代棱镜，折射出社会转型期大众文化心态的深层变迁，对这一文化现象的解读，仍是兼具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的开放课题。

（作者单位：珠海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