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千滢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跨地域迁徙的“候鸟人群”逐渐成为海南冬季社区的重要群体，他们在生活消费方面影响着本地社会结构，通过自发或半组织化的艺术活动改变着社区的文化生态。现通过对海南“候鸟人群”的艺术活动进行研究，发现其艺术实践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区边界与文化认同之间的碰撞。“候鸟人群”的艺术活动既反映了迁移群体的文化需求，也为社区文化共建与艺术治理创新提供了实践案例，对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推动跨地域文化融合具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伴随人口流动加速与老龄化程度加深，大量北方中老年群体选择在秋冬季迁居海南，形成规模稳定、具有季节迁移特征的“候鸟人群”。这一跨地域群体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海南当地的人口结构，也对区域文化形态带来影响。不同于由地方政府或机构主导的文化供给传统形式，“候鸟人群”在社区中组织的小型艺术活动呈现流动性、临时性与融合性的特点，此类活动既是其维系社会关系、构建社群认同的重要途径，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社区的文化生态。

海南冬季“候鸟人群”概况

“候鸟人群”一词源于对候鸟迁徙的比喻，指代在季节性时间段内跨地域迁移、在不同地方暂住的人群，最常见的“候鸟人群”是每年秋冬季从北方或内陆城市迁徙到南方，春季再返回原居住地的中老年群体。近年来，海南因自然环境与气候优势、医疗与康养资源丰富、生活成本低等特点，成为“候鸟人群”的主要迁徙地。

人口画像：“候鸟人群”的社会构成与迁徙特征

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海南省“候鸟人群”中，约52%来自东北地区，约24%来自北京、内蒙古、河北、山东等北方省市，其中以60―69岁的中老年人为主，文化水平多在高中程度以上，主要由退休干部、教师及部分企业职工组成，整体呈现老龄化、高文化素养和较强社会参与意识的特点。与一般游客不同，“候鸟人群”的迁徙具有显著的周期性、社群性与生活方式导向：他们通常成群结伴进行迁移，以数月甚至半年为周期往返于原居住地与迁徙地；群体内部依靠熟人关系与同乡网络联结，形成了相对稳固的社群体系，并在迁入地构建起背景相似、兴趣相投的临时社群，积极参与文化娱乐、艺术实践等多种活动。

活动形态：合唱、舞蹈、书画、戏曲多线展开

“候鸟人群”的艺术活动呈现高度多样化，主要包括合唱、舞蹈、书画、戏曲、摄影和手工艺等类别。其中，合唱团通常在社区广场或休闲活动室定期排练，演唱曲目涵盖经典红歌、地方民歌以及流行歌曲；舞蹈队在“候鸟人群”中较为普遍，包括民族舞、交谊舞、广场舞和健身操等，形成常态化、周期性的组织机制；来自北方或中部地区的戏剧爱好者经常组织京剧、豫剧、评剧等活动，并积极参与海南本地琼剧或黎族民间曲艺的交流演出；书法、国画是“候鸟人群”热衷的艺术门类，每年冬季都会举办书画展览或书法笔会，注重创作交流与互动。“候鸟人群”艺术形式的差异，既反映其艺术参与的选择倾向，也体现了其对资源条件、公共空间及社群需求的适应能力。

文化诉求：艺术参与的动机与心理需求

身份认同是“候鸟人群”与本地居民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及对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去往何处的思考和认知，是社会融合的重要指标。“候鸟人群”参与艺术活动的动机既具有个体心理需求，也具有社群互动与文化认同的多重意义。在个体层面，艺术活动有助于提升生活幸福感；对中老年群体而言，这不仅是休闲方式，更承载着心理调适与提升生活品质的作用。在社会层面，“候鸟人群”通过参与活动拓展人际网络，艺术成为其社会交往、身份认同与群体归属的重要媒介。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不同社会要素在场域中通过占有不同位置发挥作用，强调社会互动中积累的非物质资源对个体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并将文化资本理解为“文化修养和教育经历都能在特定的场域里，成为行动者们获取社会地位的凭借”。对“候鸟人群”而言，艺术参与不仅是个人兴趣的表达，更是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的文化背景与艺术素养构成其文化资本，并植根于习性与文化结构之中；个体通过艺术实践追求心理满足与自我实现，在文化资本与身份认同层面也发挥作用，从而为群体内部建立社群凝聚力、形成共享价值观提供支持，体现了艺术活动在迁徙型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候鸟人群”艺术活动的实践特征

海南冬季“候鸟人群”作为特殊的流动人口群体，在原居地与迁徙地之间形成周期性、季节性的迁徙模式，不仅是人口跨区域流动伴随的生活方式变迁的缩影，也为理解不同地域间的文化融合提供了现实图景。“候鸟人群”的艺术活动既体现了迁徙社群在组织上的临时性与灵活性，也彰显了当前社会高流动性条件下迸发的文化创新，构成其实践的多重特征。

自组织性：基于熟人网络的文化社团生成

“候鸟人群”迁徙到海南后，面对陌生的环境和有限的社会资源，为了维持社会联系和文化生活，通常依托原有社会关系或通过熟人引荐建立小型社交圈，形成以“节点―连结―扩散”为逻辑的组织模式。在迁徙群体中，具有组织能力或社交资源的成员成为社团核心节点，往往承担活动策划、联络与协调的角色，发布活动信息，提高社团知名度。随着活动口碑的传播，关系网络逐渐扩展，新成员被纳入关系链，从而实现动态增长，既增强了群体连通性，又维持了小型社团的紧密性。基于熟人网络形成的小型社团，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社会风险，使得成员之间更愿意共享书画材料、排练场地、表演机会等资源。这些社团强调参与和体验，而非官方或商业目的，从而成为“生活艺术化”的重要平台。

非正式性：灵活自主的艺术实践运作逻辑

“候鸟人群”艺术团体通常由大众兴趣驱动形成，参与条件灵活，不设严格的入会制度，活动组织、场地选择等均由成员自主管理，呈现显著的群体自治特征。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即兴创作和展示成为常态，包括摄影采风、交谊舞等活动，展现出高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团体内成员根据兴趣、技能和时间投入形成角色分工，如组织者、表演者与后勤协调者，在提升活动效率的同时，促进了团体的可持续运作。此外，“候鸟人群”常在广场、公园、社区活动室开展表演与排练，突破了传统艺术活动受固定场馆和专业舞台限制的局面，体现出空间再创造与资源再利用的特征。这不仅降低了艺术参与门槛，也将公共空间转化为日常舞台，实现了公共空间的价值再生，也体现了流动人口在迁徙环境中的空间适应与文化创造力。

多元共存性：文化认同建构与社区边界互动

“候鸟人群”的艺术活动往往承载了双重文化认同。一方面，他们通过书画、京剧、民族舞蹈等来自原居地的艺术形式，维系并强化既有的文化传统与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在海南的文化语境中不断吸收新的元素，如借鉴南方民俗与热带风光意象进行创作、与本地传统艺术团体交流等。这种双重认同使“候鸟人群”在艺术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过渡性身份，他们既是迁徙而来的外来者，也是社区建设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实现了由“异地文化再现”到“本地文化融入”的过程。“候鸟人群”通过艺术活动进行的社区边界互动，表现为一种多层次的动态演进。首先，群体内部成员因籍贯、年龄、文化背景和审美趣味不同，逐步形成了带有地域特征和偏好导向的小型聚集单元，而社区举办的各类活动则为不同单元的交融创造了条件，推动内部边界在共同参与中得到弥合。其次，在与本地社区互动中，“候鸟人群”的艺术活动不可避免地涉及外部边界的张力与调适。“候鸟人群”的艺术传统与海南本地民俗虽在审美取向和资源使用方面存在差异，但随着各类艺术活动的开展，以上差异被纳入交流框架，艺术实践成为跨越边界的媒介，使“候鸟人群”在保持外来身份的同时，逐步建立在地认同。跨社群边界的互动不仅包容了地域间的差异性，更在协作与互补中展现了多元文化共生的潜力。“候鸟人群”艺术活动中的社区边界互动并非单一的划分或对立，而是在差异、协商与整合之间持续变化的动态过程。

“候鸟人群”艺术活动的文化意义

“候鸟人群”携带的原居地文化符号与艺术经验在迁徙过程中融入新社区，原本局限于个体间的艺术活动逐渐公共化和共享化，这一延伸与扩展使“候鸟人群”的艺术活动超越了个人行为的范畴，形成了具有大众性和社会影响力的迁徙型艺术活动，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在群体层面的审美体验和文化认同，也对迁徙地公共文化生态产生作用。

文化活力生成：跨地域艺术实践的创新与共享

迁徙型艺术活动不仅使“候鸟人群”原居地的艺术资源在迁徙地得到延续和传播，还在新的社区环境中与本地文化元素互动中催生具有创新性的艺术表达，展现出鲜明的灵活度与民间特色。例如，在舞蹈领域，东北秧歌、民族舞步与海南当地风情相融合，既传承了原有技艺，也强化了互动体验和参与氛围；在音乐方面，二胡、笛子等民间乐器与本土乐器共同演奏，形成跨地域风格合鸣；在视觉艺术及新媒体领域，书法、水彩、摄影等作品通过线上平台展出，或与社区公共空间美化相结合，推动艺术成果的开放共享；在戏剧与表演领域，地方戏曲与即兴演出、社区参与式剧场相融合，使传统表演在互动机制与观众参与层面实现了突破，从而增强了社区文化生活的多样性与可及性。

人群迁徙带来的文化差异性与多元性，让艺术活动具有更高的包容度与实验性。这不仅为迁徙群体提供了精神慰藉与文化表达平台，还扩大了当地居民的文化选择，提升了公共文化生活的丰富性与共享性。公共艺术作为城市空间中的文化实践，不仅是美学表达的载体，更是身份认同构建与文化记忆重构的重要媒介。迁徙型艺术活动不仅是群体文化延续的途径，也是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完善社区文化生态的重要力量，它在提高社区场所利用效能的同时，创造出新的艺术体验，从而构建起多元交织、边界拓展的发展格局。

文化共同体形成：增强社群凝聚与社区参与

“候鸟人群”艺术活动的维系并非依赖制度化的管理，而是根植于人际网络与社会情感联结。艺术活动的周期性开展与高度互动性，不仅为社区成员提供了持续的交往契机，更在潜移默化中建立起紧密的社会链接，促进社区自我管理与发展。首先，成员之间的同乡情谊、共同爱好和邻里往来，成为维系团体稳定与推动扩展的核心纽带，这一特征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弱关系”理论契合。艺术团体通过熟人引荐吸纳新成员，具有低成本、高效能的传播效率。依托“弱关系”网络的运行机制，迁徙型艺术活动具备高度的自组织性和自我复制能力，能产生更多的资源和流动机会。同时，“候鸟人群”与本地居民在艺术活动中的交流与互动，不仅促进了不同经验间的渗透与互补，也在日常层面培育出一种共享的文化生活。这种共享既体现在艺术成果的共同享有，也反映在文化内涵与社会情感的协同创造。

人群迁徙伴随的艺术活动作为审美体验与休闲娱乐的方式，更成为不同群体建立文化认同的重要实践，既揭示了迁徙群体在他者空间中寻找位置的社会逻辑，也凸显了艺术实践在社区文化生成中的独特作用。迁徙型艺术活动在增强社群内部凝聚力的同时，推动了不同群体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逐渐成长为社区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活跃动力，实现社区情感有机体和文化综合体的构建。

文化融合与发展：地方文化的互动与再生产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精神生产”概念，将精神生产作为特殊生产力进行了论述，并将文化创造力视为生产力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先，迁徙型艺术活动在文化生产机制上的再造，体现在其活动组织与运作模式的非正式化与自组织化，非正式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制度化和过度专业化的束缚，为实践中的创造力与互动性释放了空间，促进了知识、技能与创意的循环流动，从而为文化生产提供了多元化的输入与迭代空间。其次，迁徙型艺术活动重构了文化资源的流动与再分配机制。“候鸟人群”携带的文化资本在与当地文化资源互动的过程中，不再只是单向移植，而是通过持续吸纳创意劳动，以自我增殖和创造文化剩余价值为主要目的，进而催生新的文化形态。这一过程不仅维系了群体内部的文化认同，也实现了文化资本的延续与重塑。

“候鸟人群”在原乡与他乡之间搭建起文化沟通的桥梁，让不同地方的艺术形式与文化观念互通互鉴，不仅在短期内丰富了社区生活，更促进了地方文化生态的长期结构性优化，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趋向多元与开放。这一过程也映射出人口迁徙带来的文化交流与资源流动效应。通过补充社区文化供给、激发居民参与热情，“候鸟人群”既增强了社区的文化活力，也为地方政府和文化机构提供了新的合作契机，推动文化供给方式从政府单向输出逐步向多元互动、共建共享转变，使城市文化建设在制度化与自发性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候鸟人群”的艺术活动使社区成为多元文化要素的汇聚地，实现了跨地域的文化流动，使社区文化不再局限于本土的自我内循环，而是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网络建立互动关系。在此背景下，迁徙型艺术活动进一步展现了文化建构的动态过程：一方面，它是“候鸟人群”保持自身认同与文化传承的途径；另一方面，它又持续为社区文化注入活力，成为其持续演进与创新的内在驱动。艺术活动在实践中超越了休闲与娱乐功能，扮演着推动社会融合、催生文化创新、构筑共同价值认知的重要角色，通过流动与在地的双重维度，彰显了文化在传播、互动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生命力，为当代社区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借鉴。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