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佐夫

绪论

研究背景及意义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要依托国家财政资金支持，其核心特征体现为资源数字化、技术智能化、传播网络化与服务泛在化。该服务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培育公众高尚人格为价值追求，本质是为社会公众供给优质数字文化服务的动态过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领域，图书馆的角色和功能正发生深刻变化。图书馆不仅是传统文献资源的保存者，更是数字文化资源的创造者、传播者和教育者。《“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结合实际推动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发挥各自优势，通过联合开展文化活动、展览品牌建设等措施，形成发展合力。因此，研究图书馆如何有效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对推动文化传承、提升公众文化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图书馆参与公共数字文化的研究历史悠久，但研究重点和方法随着技术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不断演进。早期的研究多集中于图书馆数字化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如数字图书馆的建设、电子资源的整合等。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研究重点逐渐转向如何利用这些新技术提升图书馆的数字文化服务能力，如通过数据分析优化服务、利用社交媒体增强用户互动等。国外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较为成熟，特别是在数字文化服务的创新模式和策略上，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例如，国外在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上拥有更加灵敏的嗅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等组织的共同推动下，国外多语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的建设、运行效果以及国际影响力优于国内平台。国内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特别是在政策支持和实践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数据与方法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基础数据来源于CNKI数据库，具体检索操作遵循以下流程：检索方式采用高级检索模式，检索范围分两级设定――一级限定为学术期刊，二级进一步筛选SCI来源期刊；检索关键词确定为“公共数字文化”与“图书馆”的组合，检索条件设置为精确匹配，检索时间跨度锁定在2014年至2024年。通过对初步检索获取的文献进行筛选，剔除部分无关文献后，最终得到237篇有效文献。

研究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融合文献计量方法与信息可视化理论，以科学知识作为研究对象，是一种能直观呈现科学知识发展历程与结构关联的图形化工具。

科学知识图谱兼具“图”与“谱”的双重属性及特点。从“图”的维度看，它是可直观感知的知识可视化图形；从“谱”的维度看，它是具备序列逻辑的知识谱系。这种双重属性使其能够清晰呈现知识元或知识群之间的网络连接、结构形态、互动模式、交叉关联、演化路径及衍生关系等各类复杂关联。

图书馆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概况分析

文献年度分布

文献发文量的年度分布反映了该领域学科的受关注程度及发展速度，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有助于把握该领域的整体发展趋势。从2014年开始，文献发表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在2018年达到峰值，随后逐渐下降。这种趋势表明该领域的研究热度在2018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降温”。2018年是文献发表数量最多的一年，这可能是由于某些政策、事件或其他因素刺激了该领域的研究兴趣。除了2018年，其他年份的文献发表数量较为稳定，没有明显的增长或减少趋势。这表明该领域一直是较多人关注的领域，并不会受政策、市场等因素大幅影响。

机构统计与共现分析

对公共数字文化领域内研究机构进行统计分析，有助于了解领域内的科研主力。在我国网络舆情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机构以各类高校图书馆为主，仅辅以少数公共图书馆。这一现象与高校图书馆自身的优势存在直接关联，其不仅拥有更强的研究实力与更为浓厚的科研氛围，还具备相对更高的学术水平。从各个机构发表的文章数量可以看出，武汉大学以47篇的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机构，其次是湘潭大学和南京大学，分别发表了34篇和24篇文章。这表明武汉大学在图书馆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方面的研究最为活跃，湘潭大学和南京大学紧随其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山大学也表现不俗，分别发表了23篇和11篇文章。这可能意味着这些机构对该领域的关注程度较高，或者他们在该领域的研究实力较强。此外，广西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河海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山东科技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宁夏图书馆和上海大学等机构也有所贡献，他们的文章数量相对较少，但显示了他们对此领域的关注。由此可见，武汉大学、湘潭大学和南京大学是图书馆参与公共数字文化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研究产出显著高于其他机构。尽管一些机构的发文量较少，但他们依然积极参与该领域的研究，这表明该领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潜力。

作者统计与共现分析

研究发现，高产作者有肖希明（武汉大学）、戴艳清（湘潭大学）、完颜邓邓（湘潭大学）、郑建明（南京大学）。肖希明发表了23篇论文，这表明他在图书馆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方面有较深的研究积累和影响力。考虑到武汉大学是高发文章数的机构之一，这说明肖希明对推动该校在此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湘潭大学在这次统计中有两位高产作者，共发表了25篇论文，这反映了湘潭大学在该领域的研究实力和团队合作精神。虽然郑建明的论文数量比不上肖希明，但他的15篇论文也显示了他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符合南京大学在“机构发文量”的地位。其他作者的论文发表数量相对较低，分布在不同的机构。这既可能体现作者个人的兴趣与专长，也可能反映其所属机构在该领域的研究侧重。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武汉大学、湘潭大学和南京大学在图书馆参与公共数字文化研究方面拥有较强的科研实力，这不仅体现在机构层面，也体现在个体作者层面。这些高产作者的研究成果丰富，为相关领域的知识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低产作者分布广泛，这可能暗示着该领域内研究主题的多样性和跨学科性质。

图书馆参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

关键词频次与中心度分析

关键词能够精准浓缩某项研究的主题走向、核心要义及范畴范围。对关键词出现频次展开分析，可直观展现特定研究领域中研究热点的分布情况。节点中心度是用于衡量节点在整体网络中连接作用强弱的量化指标。节点中心度数值越高，意味着该节点在整体网络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越强。通过对频次较高的关键词进行梳理，并进一步统计其具体频次数值与中心度数据可以发现，“公共文化”“资源整合”“数字化”“图书馆”等关键词的频次与中心度均保持在较高水平。

关键词共现分析

启动CiteSpace软件后，载入了2014―2024年的关联文献数据，并对关键参数进行了合理设置。具体参数包括g-index的k值设为25，同时将LRF、L/N、LBY与e值分别调整为2.5、10、5和1.0。参数配置完成后，最终生成的网络图包含22个节点与2条边。该网络图中最大连通成分的节点数量为79个，占全部节点总数的35%。可以看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数字化”“资源整合”“知识产权”“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同时，节点间的连线表明了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例如，“数字化”与“资源整合”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说明这两个概念在当前的研究中经常一起出现。此外，“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其他多个关键词产生关联，反映了它们在图书馆参与公共数字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对关键词开展聚类分析，能够深入探究不同关键词间的关联紧密程度。在CiteSpace软件中，通过选择“clustering”功能执行聚类分析，采用LLR算法，并将时间切片参数设定为1，最终生成关键词聚类图谱。此次分析得出的Modularity Q值为0.8197，该数值处于相对较高水平，表明聚类结果的有效性良好，不同研究主题之间的区分度较为显著。Silhouette S值为0.9308，该数值同样处于较高区间，意味着同一研究主题内部的关键词，在内涵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与一致性。进一步深入剖析各聚类之间的关联特性与差异特征，并对各类别中的关键词进行整合与统计，可将该研究领域的热点方向大致划分为四大类别。

一是图书馆聚类。作为图表中的一个核心主题，围绕它展开的关键词涉及博物馆、人工智能、文化传播、个人信息等，体现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广泛性和深度。

二是知识产权聚类。版权保护是图书馆在数字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命题，该主题中的关键词（如“版权”“资源整合”）凸显了图书馆在维护知识产权方面的责任与挑战。

三是数字化聚类。作为现代图书馆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化相关的关键词（如“整合发展”“数字化”“文旅融合”）体现了图书馆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努力和成果。

四是公共文化聚类。涉及“公共利益”“公众需求”“服务平台”等关键词，反映了图书馆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时需考虑的社会责任和公众利益。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图书馆需继续探索新技术在服务中的应用，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以提升服务效能和用户体验。图书馆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时，可以与政府机构、企业、社区等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图书馆、档案馆及博物馆具备丰富的馆藏资源储备，且均面向社会公众供给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三者共同肩负着传承文化遗产、优化文化供给以及培育公民品格的重要使命。在数字化过程中，图书馆需更加重视版权保护工作，加强版权意识教育和技术手段应用，确保知识产权得到有效保护。

关键词演进图谱分析

在分析图书馆参与公共数字文化领域的研究演进过程中，关键词演化图谱分析法为深入把握该领域研究动态提供了关键切入点。该分析共识别出225个节点（N=225）与214条连接边（E=214），网络密度（Density）值为0.0085，这一数值反映了节点间的关联程度较为薄弱。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该领域研究目前仍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或是不同研究主题间的关联性不足。通过关键词时间序列能够观察到，随着时间推移，部分关键词逐步成为核心词汇，如“数字化”“文化资源”“服务效能”“知识产权”等，这类词汇精准指向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此外，“文旅融合”“人工智能”“微信服务”等关键词也在时间序列中出现，这暗示了该领域未来研究的新路径，或是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倾向。从时间序列的变化趋势看，早期研究聚焦基础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搭建，如“概念”“服务体系”等关键词便体现了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重心逐步转向实践应用（如“服务营销”“数字治理”）与技术革新（如“人工智能”“数字资源”）。研究还发现，“数字化”与“文化资源”两大关键词贯穿研究全程，且其重要性随时间推移不断提升，这说明数字化建设与文化资源开发是该领域长期关注的核心议题。与此同时，“融合创新”“合作意愿”等关键词的出现，或许预示着未来研究将进一步强调跨学科协作与跨领域创新。

总结与分析

研究总结

在当今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图书馆正逐步转变传统角色，积极参与公共数字文化的构建与服务。中国国家图书馆推出的“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通过建立数字资源库，不仅丰富了公共数字文化的内容，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创新了服务模式，如通过移动应用提供电子书籍借阅服务，满足了现代用户对便捷获取信息的需求。这些实例不仅展示了图书馆在公共数字文化中的积极参与，也反映了其在服务模式创新和资源共享方面的努力与成就。

在深入分析图书馆参与公共数字文化的知识图谱后，我们发现，图书馆不仅在资源数字化、服务模式创新方面展现出显著的理论贡献，还在实际操作层面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这表明图书馆在推动公共数字文化发展中，愈发重视用户的主体地位和开放资源的利用，这一趋势对图书馆的实践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即图书馆应更加注重用户需求，通过多种方式，提升服务的可达性和互动性。同时，研究结果指出，在公共数字文化推广工作中，图书馆需强化与其他文化机构的协作。协作共享已成为公共图书馆创新发展的必然路径。

高效的协作共享机制，能够推动数字文化资源实现科学利用与合理调配，而非仅停留在基础配置层面。这一过程可充分释放数字文化资源的技术潜能与服务价值，最终助力图书馆提升整体服务效能。本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深化了对图书馆在公共数字文化中的角色理解，而且在实践中为图书馆提供了具体的发展方向和策略建议。

研究局限性分析

本研究借助CiteSpace工具，对图书馆介入公共数字文化领域的知识图谱展开了深度剖析，梳理出领域内的关键节点与知识流转路径，但在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局限。

首先，数据源的局限较为明显。本研究主要依托特定学术数据库，未能完整涵盖全部相关文献，尤其是未被主流数据库收录的灰色文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完整性与精准度。此外，时间跨度的选取可能对分析的深度与广度产生影响。本研究设定的时间窗口，未能充分体现长期研究趋势或短期波动特征，进而限制了对图书馆在公共数字文化中角色演变的深度理解。

其次，CiteSpace尽管提供了丰富的可视化功能，但其分析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研究者的解读，这容易引入主观性因素，对分析的客观性造成干扰。同时，本研究未开展定性数据的深度挖掘工作，如用户反馈信息与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访谈资料，这类数据原本可揭示更为复杂、细微的参与动态，却未在本次研究中充分呈现。

最后，研究结果的应用价值存在一定限制。由于与图书馆实际服务缺乏紧密衔接，研究提出的策略建议难以直接转化为具体操作方案，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后续研究需针对上述局限进行优化与完善。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