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俊

现基于CNKI数据库2020―2024年来源数据，以7种档案学核心期刊为研究对象，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期刊影响力指数CI值等主要评价指标与其学术影响力、传播效果的关系。结合以上研究，建议档案学核心期刊应从优化栏目设置，强化策划组稿，平衡载文数量和质量，兼顾内容理论性与时效性，加强期刊规范化、数字化、集群化，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等方面综合施策，赋能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档案学专业期刊为研究档案学理论与实践、促进档案学术交流、推动行业人才培养等提供了重要的知识生产与服务平台。学术影响力是档案学专业期刊学术水平、社会效益及地位作用的核心评价要素。本研究以南大核心CSSCI（2023―2024年）来源期刊目录、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23年版）为基础，选取《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等7种核心期刊为研究对象，基于CNKI数据库2020―2024年来源数据，分析其学术影响力，为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学科发展提供出版视角的参考。

档案学核心期刊基本情况

7种档案学核心期刊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从刊号信息看，以上7种档案学核心期刊均为档案学专业期刊，而非综合刊，这样有利于凝聚刊物特色，形成专业影响力。从创刊时间看，除《中国档案》创刊于1951年，其余6种刊物均创刊于改革开放后，这说明档案学核心刊物和档案学理论研究，是随着改革开放后档案工作的实践发展与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而兴起的。从出版地看，以上7种档案学核心刊物均位于北京或省会等文化中心城市。从主办单位看，《档案学通讯》（主管单位为教育部）、《档案学研究》（主管单位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档案》（主管单位为国家档案局）属国家级期刊，其余4种则属省级期刊。从栏目设置情况看，7种档案学核心期刊均能兼顾档案理论与实务，定位精准、特色鲜明，栏目稳定性较高。

7种档案学核心期刊学术影响力计量分析

学术影响力体现了学术期刊在其所处学科及专业领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可综合反映期刊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本研究以《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为数据来源，以期刊影响力指数CI值等为主要评价指标，对以上7种档案学核心期刊进行比较分析，具体如表2所示。

影响力指数CI值是反映期刊学术影响力的综合性指标，其数值越高，影响力越大。从影响力指数CI值情况看，《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领先优势较大，《中国档案》次之，其余4种期刊处于同一区间。单纯从影响因子看，2024年统计的7种期刊复合类5年影响因子分别为2.835、2.679、0.745、0.679、0.822、0.702、0.848，与影响力指数CI值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从分区情况看，《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中国档案》稳定排在Q1区，其余4种期刊则位列Q2区，整体学术质量较高。

可被引文献量是指期刊在指定时间范围内发表的可被引文献的总篇数。对专业性学术期刊来说，可被引文献量一般为载文量。本研究中，《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载文量偏少，《档案管理》载文量最多，其余4种期刊相差不大。对比影响力指数CI值可以发现，期刊载文量与其影响力并未呈正相关关系，甚至呈反相关关系，这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

基金论文比即期刊在指定时间范围内发表的各级各类基金资助论文与全部可被引文献的比例，一般与期刊学术影响力呈正相关关系。从基金论文比看，《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山西档案》占比较高，《档案管理》《浙江档案》《北京档案》次之，《中国档案》最低，仅为0.18，尚不符合专业期刊的学术指标要求，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被引半衰期是指期刊统计年全部文献依出版时间顺序排列依次累加被引次数至一半，其引文的出版时间至统计年的年数，可反映期刊衰老速度。由表2可以看出，《档案学通讯》《北京档案》《中国档案》《档案学研究》半衰期相对较长，可能是因为其选题集中，专业性、学科理论性强，故文献使用寿命长；而其余3种期刊在栏目设置上有求全倾向，除了学术性栏目，还有一些时效性较强的栏目和文章，故半衰期较短。

web即年下载率则是指学术期刊被当年全文下载的总篇次与其上网发布的文献总数之比，可反映学术期刊的网络传播效果。以上7种档案学核心期刊在该项指标上均呈增长态势。相较而言，《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该项指标数值较高，《档案管理》次之，其余4种期刊相差不大。web即年下载率与刊物的论文质量有关，也与刊物的传播形态和力度有关。

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影响力指数CI值是档案学核心期刊学术影响力的直接反映，被引半衰期、web即年下载率则为期刊学术影响力的间接反映。可被引文献量与基金论文比与期刊学术影响力呈现复杂关系，载文数量和基金论文数量并非完全与期刊学术影响力呈正相关。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理论。从知识生产视角看，当前的档案学核心期刊权威性、专业性较强，但仍存在发展不均衡、学术化程度不高、特色不够鲜明、选题同质化等问题。现结合以上学术评价指标对期刊学术影响力的关系研究，提出如下优化建议。

加强期刊栏目策划

栏目设置应明确期刊定位，体现期刊特色。期刊要提高学术影响力，一方面，要优化栏目设置、加强栏目策划。就档案类核心期刊而言，栏目不宜过多，要能体现刊物宗旨和特色；要保持栏目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避免随意性和盲目性。科学合理地设置栏目，有利于形成刊物的品牌效应。例如，《浙江档案》开辟“浙江记忆”栏目，充分体现了对“地方性知识”的阐释。另一方面，要统筹特色栏目和普通栏目，在已有特色栏目的基础上寻找培育新的增长点，合理布局，协同发展，通过提高知识的多元化及整合程度，提升期刊的影响力。

平衡期刊载文的数量和质量

载文数量虽非完全与期刊学术影响力呈正相关关系，但发文量过小，会导致信息量小，无法满足学科发展需求；发文量过大，则容易导致内容良莠不齐与“学术垃圾”的产生，从而无法保障期刊的学术质量。因此，要在载文数量与质量、规模效应与质量效益间寻求平衡。例如，《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可适当增加发文量，甚至增加刊期，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作者需求；《档案管理》《浙江档案》则可适当控制发文数量，深化刊物学术内涵。

兼顾期刊选题的长效性和时效性

学科理论性是学术期刊的首要属性，其在期刊出版上体现出长效性与时效性交织的特点。关注学术热点与理论前沿，有助于提高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但如果关注过度，则会产生“跟风”现象与重复研究，使刊物的长效性降低，反而削弱其学术影响力。例如，《山西档案》对红色档案、档案法律、档案教育、档案信息化等热点选题均有涉及，看似新颖瞩目，实则缺少更持续深入的理论关照。而《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注重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反而获得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因此，档案学核心期刊应兼顾长效性与时效性，除了关注学术热点选题外，也要关注常规选题，如档案业务、档案管理、档案文化研究等，形成短期与长期、动态与常态、稳定与活跃兼备的综合效应。

加强期刊规范化建设

学术期刊的规范化程度直接影响学术信息资源的建设水平、有效利用率以及与国际接轨的程度。档案学核心期刊之所以能够被收录和获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形式相对标准和规范。但根据审读报告和统计数据，其仍存在形式不规范甚至内容差错等问题。这种形式不规范体现在题名、作者单位、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著录格式等方面，从而影响期刊的学术传播效果。加强期刊规范化建设，需从作者和编辑两个方面入手，制定统一的标注形式，各方协作、共同推进。

加强期刊数字化建设

人类出版史证明，每一种新的媒介或媒介技术的出现，都会带来内容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方式的巨大变革。数字化技术的加速发展，必将引发期刊持续而深刻的变革。以ChatGPT、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依靠强大的数据资源与算法系统，可以生成论文选题、匹配审稿信息、提供组稿咨询等，从而推动学术对话和学术创新，对整个期刊出版流程产生颠覆和再造的作用。因此，档案学核心期刊要主动拥抱新兴信息技术，以数字化手段革新学术生产和传播方式，提高期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例如，利用人工智能与算法模型进行选题咨询、辅助编辑、自动校对等，以提高出版工作效率；或通过学术直播提高与读者的交互性。

加强期刊集群化建设

2019年《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均提出推进期刊集群化建设的目标。期刊集群化可以突破期刊发展的封闭性与同质性局限，发挥出版产业的集群优势，解决“散、弱、小、全”问题。例如，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华医学会、中国激光杂志社等，均出版了多种专业期刊，通过集群化建设整合出版资源，提高了竞争力。档案学核心期刊可尝试突破地区或部门壁垒，通过协同策划或联合办刊，推行联合出版，实现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集约化效果。

提升期刊国际传播能力

国际传播能力是期刊评价尤其是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提升期刊国际传播能力，对提升期刊学术影响力乃至增强我国学术话语权、建设文化强国等具有重要意义。档案学核心期刊可通过加入期刊国际影响力评价系统和世界主流索引系统，以及直接创办英文版等，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升期刊国际传播效果，从而提升中国档案学的国际地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努力构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档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档案学核心期刊为主的出版主体守正创新，特色发展，不断提升学术影响力，以构建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观点和逻辑体系，引领档案事业不断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出版力量。

（作者单位：五邑大学档案馆、校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