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宇 宋雨函 王欣怡 茅竞文

摘要：在大数据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将其应用于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传承成为必然趋势。现以苏州非遗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大数据时代非遗保护与传承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析该技术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实际应用。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方法梳理现状，剖析该技术在市场需求分析、用户行为研究及传播推广等方面的作用，证实大数据技术能有效助力苏州非遗保护与传承，并从技术、传播、政策三个层面提出发展建议。

在数字化技术浪潮的推动与国家非遗保护政策的支持下，数字化保护已成为非遗传承创新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非遗资源丰富，却在保护与传承中面临现实瓶颈。本文以苏州非遗为研究对象，基于相关理论，从多维度剖析其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现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开展实证研究，探究各影响因素间的关联与作用机制，以期为苏州非遗保护与传承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相关研究综述

当前，学界关于大数据时代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研究已形成多维探讨格局，但针对苏州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技术适配性及实践路径研究仍存在深化空间。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文献，从保护现状、技术赋能、现实挑战三个层面展开评述，以厘清研究缺口并明确创新方向。

非遗保护已成为全球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颁布、2006年实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国际非遗保护奠定了法律基础。作为中国非遗资源的核心承载地之一，苏州拥有昆曲、苏扇等2500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蔡梦寥，2015）。苏州市政府在《苏州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办法》（2006）基础上，推出“非遗传承人认定制度”（2017）及“非遗进校园”计划（2020），构建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框架，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法律与资金支持。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与现代产业冲击，部分耗时低效、知名度低且产业化不足的非遗项目面临传承危机（蔡梦寥，2015）。传统非遗保护方式存在局限性，传播渠道单一、受众范围有限。数字化为非遗保护开辟了新路径，大数据技术通过分析用户行为实现精准传播，高效处理数据提升保护效率，成为重构非遗生存生态的关键（王惜凡，2020）。苏州非遗产业化已初步发展（王惜凡，2020），在此背景下，利用大数据技术推动非遗产业化发展并保持其文化内涵的必要性愈发凸显。

当前，苏州非遗保护面临诸多挑战。在人才与政策方面，复合型人才匮乏，既懂非遗文化又掌握数字技术的专业人才稀缺（周敏，2022）；在技术层面，数据库标准不统一、资源共享受阻（王童，2021），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仅停留于数字化存储阶段，缺乏文化语境的深度还原（王童，2020）；在意识层面，各方数字化保护意识薄弱，资金投入不足，数字化展示形式单一，新媒体平台运营不充分（王童，2020）。苏州非遗保护需多方协同，唯有加大投入、创新展示、提升意识，方能实现有效传承（杨承文，2024）。

苏州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核心因素的互动机理

苏州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体系，既涵盖内部的传承模式、文化教育与场景化应用，也离不开外部政策引导与环境培育形成的有利条件。本文主要从文化了解、传承路径、保护行为态度、大数据保护技术能力四个维度探讨苏州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影响因素。

首先，文化了解是苏州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基础。只有深入了解非遗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公众才能真正认识其价值，从而激发保护意愿。通过融入教育体系、开展文化活动以及进行宣传推广，可以有效提升公众对苏州非遗的认知程度，为非遗保护传承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其次，传承路径是苏州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关键。传统的师徒传承模式在现代社会面临诸多挑战，如传承人数量不足、传承方式存在局限等。因此，需要探索多元化传承路径，如家族传承与社会传承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区培训相结合等，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确保非遗的有效传承。

再次，保护行为态度是苏州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保障。积极的保护行为态度能促使公众主动参与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如通过旅游体验、购买非遗产品、参与志愿者活动等方式，为保护与传承非遗提供实际支持。此外，保护行为态度也影响着政府与企业等主体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政策制定方向与资源投入力度。

最后，大数据保护技术能力是苏州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支撑。通过构建非遗文化数据库，运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可以实现对非遗信息的高效收集、整理与分析，为制定精准的保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此外，大数据技术还能推动非遗的创新发展，如通过数字化展示、个性化推荐等方式，提升非遗的传播效果与市场竞争力。

苏州非遗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核心因素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问卷围绕文化了解、传承路径、保护行为态度、大数据保护技术等维度设计34道题目，通过线上渠道发放问卷363份，回收363份（回收率100%），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测量工具质量评估

测量工具的信度反映了问卷结果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即在不同测量情境下能否获得相近结果。本研究采用的信度检验方法是Cronbach's α系数法，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问卷整体及各变量的α系数均达到0.8以上，表明测量工具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满足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信度指标的要求。

效度分析旨在验证测量工具能否准确反映目标变量的真实内涵。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法对问卷效度进行评估，结果显示KMO取样适切性量数为0.981，远超0.8的临界标准，表明问卷结果非常适合进行因子提取。Bartlett球形检验达到显著性水平，进一步支持因子分析的适用性。在效度检验中，各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均高于0.5，组合信度（C.R.）均大于0.6，双重验证了问卷结果具有良好的会聚效度，为后续模型验证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

变量关联性分析

本研究将文化保护设为因变量，通过样本实验考察各变量对其影响效应，旨在识别关键驱动因素并为后续变量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奠定基础。保护行为态度变量与文化保护的相关系数高达0.963，其中大数据保护技术与保护行为态度变量的相关系数达到0.814，显著高于文化认知和传播路径的相关强度。这一结果表明，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技术驱动的保护措施与公众行为态度的协同作用，对苏州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具有显著影响。

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开展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前，本研究先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测量模型的拟合情况，以保障其信度、效度及整体适配性。模型1设定在明确的数据可视化策略情境下构建，模型2则建立在数据可视化策略具有不确定性的假设基础上。两种模型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的拟合指标x2/df值为2.710，接近建议值2，反映出该模型拟合优度较高；RMSEA指标为0.076，尽管略高于推荐标准值，但误差尚处于可接受区间；CFI达到0.901，符合理想标准；GFI为0.673，虽未达到0.9的最优标准，但已较为接近，说明该模型在多数维度表现良好，仅局部有待完善。

相比之下，模型2的x2/df值为4.207，略高于推荐值，但在复杂模型背景下仍可接受；其RMSEA为0.103，显著高于模型1，反映出误差偏大；GFI与CFI分别为0.655和0.816，均低于模型1，表明整体拟合效果相对较差。

两种模型均达到了统计学上可接受的拟合水平，为后续路径系数的深入分析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指标间的差异揭示了不同情景条件下的结果变化。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采用模型1进行后续论证。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分析的方法分析各系数间的相互关系，实证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在模型1（数据可视化策略明确情境）中，分析结果表明保护行为态度对文化保护的影响最大，其路径系数为0.963（显著水平为P＜0.05），表明保护行为态度在数据可视化策略明确的情境下是推动文化保护的强劲动力；大数据保护技术在对保护行为态度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影响最大，其路径系数为0.814（显著水平为P＜0.05），将大数据技术作为助力，是保护行为态度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推进文化保护的进程；同时，大数据保护对文化了解有着重要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920（显著水平为P＜0.05），表明在方法明确的前提下，实施大数据保护的各项举措有利于拓宽文化传播路径，助力文化保护。从数值来看，各路径系数方向均为正，说明文化了解、传承路径、保护行为态度和大数据保护均在文化保护中发挥了显著作用，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良好。

假设检验和分析讨论

文化了解、传承路径、保护行为态度和大数据保护对文化保护均发挥显著正向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大数据技术与数据可视化工具在文化保护中的应用具有显著优势，能够通过多源数据整合和实时采集全面收集非遗信息，并利用模式识别和预测分析优化保护策略。大数据技术与数据可视化工具在文化保护领域的应用，不仅突破了传统保护方式在数据采集、分析、决策等方面的局限，还通过智能化、精准化手段，显著提升了非遗保护、传承与传播效率。在保护与修复方面，精准监测和智能修复技术能够及时发现风险并制定科学方案。此外，大数据技术还可助力文化遗产的精准推广与多语言传播，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并为政策制定和效果评估提供数据支持，促进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整体来看，大数据技术及数据可视化工具为企业与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清晰的路径指引，解决了传统文化保护模式的痛点，更通过数据驱动、智能决策、沉浸体验、精准传播四大核心优势，推动文化保护进入数字化新时代。未来，随着技术的深度融合，非遗保护将更加高效、普惠和可持续，为人类文明的传承提供坚实支撑。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以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获取样本数据，旨在系统分析其保护与传承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内在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文化认知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核心引擎，传承路径构建是非遗存续的关键脉络，保护态度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持续推动力，大数据技术则是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辅助工具。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在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背景下，推动公众将非遗保护与传承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与认知体系。面对社会文化的快速变迁，公众应突破传统认知局限，立足自身文化背景与生活场景，以动态化、发展性的视角审视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积极应对时代挑战。青少年作为文化传承的核心群体，应在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中积极接触非遗、了解非遗。同时，公众应主动了解政策和内部文化环境，深入分析外部环境，积极参与各类非遗保护项目。通过系统性的文化教育与认知升级，增强非遗保护意识、提升传承实践能力，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活力，筑牢非遗可持续发展根基。

其次，政府需强化制度性引导功能，优化政策环境、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推动非遗保护与传承进程。一方面，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模式，引入项目制补贴、绩效奖励、社会资本配套等机制，鼓励非遗文创开发与数字化传播；另一方面，落实税费减免、场地租赁优惠等政策，降低市场化运营成本，构建多元化扶持体系，确保各项政策有效落实，惠及更多非遗项目及传承人。此外，政府还应创新服务供给，提供技术支持与技艺改良培训，促进传承人与企业深度合作，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度融合。

最后，在非遗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相关组织机构与企业应整合外部优质资源，依托服务平台、行业标准与技术优势，提升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效率和质量。非遗传承人可借助行业协会、保护平台，与先进企业、技术方开展合作，借鉴成功经验，降低探索成本。同时，行业内部需建立资源共享与联合创新机制，通过产业链数字化协同，打破信息壁垒，实现非遗资源的深度整合与高效共享。非遗传承人通过与行业标杆深度合作与交流，更好地适应并运用数字化保护技术，为非遗行业注入可持续发展动能，推动非遗保护与传承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

2024年度江苏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大数据时代下苏州古韵DIY作坊”（项目编号：202410333121E）。

（作者单位：苏州工学院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