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涵育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中具有重要作用。区域文化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有助于深化民族精神、凝聚社会文化认同。现以南通市的文化生态底蕴为切入点，选取张謇为南通文化代表人物，细致探讨其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一案例的成功实践，是南通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在世界变革时期展现的适应与应变能力的生动体现。在新时代，南通可延续张謇开辟的道路，充分发挥区域历史文化优势，打造城市新名片。

中国是文化的国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之间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深层联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原创性论断，并将其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独特的历史进路，更有着鲜明的文明特征。面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新形势，我们既要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以此不断构建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明进路。中国文化类型多样，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区域都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它们彼此交融、有机统一，共同滋养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因此，对区域文化的内涵阐释与现代区域文明的构建路径应予以特别关注和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涵育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中的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和思想源泉。从民族形态看，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拥有独特文化，各民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布达拉宫、万里长城成为人类建筑史上的经典；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与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更是文学史上的杰作。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交相辉映，使中华文化既古老厚重又充满时代活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文化自信基础。从精神内涵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其中儒家思想构建起其主体框架，塑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品格。从地理特色来看，中国地处东亚，幅员辽阔、地貌多样，高原山脉、草原荒漠、山林平原与浩瀚海洋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自然空间。这种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孕育了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地域维度。正是由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博大精深、多元融合的特质，才能铸就中华民族持久而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才能塑造其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涵养其海纳百川的开放格局；也正是在这种文化底蕴的基础之上，中华文明才凸显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

南通文化生态底蕴概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需要有民族精神，一个城市同样需要有城市精神。城市精神彰显着一座城市的特色风貌。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南通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地处吴越文化与江淮文化交汇处，是南北交通与文化交融的重要枢纽。多元文化在此荟萃，积淀成“江海明珠”的独特气质，从五千多年前的青墩文明到百余年前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江海交汇之处的地理格局孕育了“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南通精神。这一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南通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的宝贵财富，凝聚着南通人民的思想灵魂，代表着南通的整体形象，彰显着南通的特色风貌，引领着南通的未来发展方向。

海纳百川、敢为人先的江海开放特质

南通位于中国东部海岸线与长江交汇处，居长江入海口北翼，与上海市隔江相望，是江苏省唯一同时拥有沿江沿海深水岸线的城市。这一优越区位使其自古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城市文化兼具北方的豪迈与南方的细腻。因南通拥有江海门户的重要地理位置，南通五山自古就有出海入江“第一山”的美称。狼山历史上曾是鉴真东渡途中的重要驻足地。据《唐大和上东征转》记载，鉴真于天宝七年（748）过狼山时，“六月廿七日，发自崇福寺。至扬州新河，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风高浪急，旋转三山”。如今，鉴真东渡纪念塔仍见证着那段中外文明交流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南通依托江海联动的发展路径，走出了一条内外开放并举的现代化道路。进入新时代，南通更以“一带一路”交汇点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支点建设为统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使开放成为南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鲜明特质。

实业救国、艰苦奋斗的爱国主义精神

南通在中华民族近现代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张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以实业与教育为“富强之大本”，吹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号角。张謇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践行“实业救国”思想，秉持“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核心理念，在南通开创了唐闸镇工业区，创办大生纱厂，使南通成为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他规划的“一城三镇”城市格局，推动南通成为长江下游的重要商埠和苏北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张謇还创办通州师范学校等教育机构，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与工业发展史写下光辉篇章。此外，南通地区进步思想浓厚，1926年成立中国共产党南通独立支部，标志着红色文化在此深深扎根。据统计，南通市共有300多个红色资源，数量居江苏省第二。其中，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39个、被列为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有77个。这些遗址与设施成为传承爱国精神的重要载体，彰显出南通人民在民族复兴征程中的使命担当。

凡人善举、无私奉献的慈善文化精神

南通是一座以精神文明“南通现象”享誉全国的文明之城。多年来，始终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慈善文化尤为显著。南通慈善总会副会长叶沈良说道：“中国历史上行善之事、之人、之论，可追溯者众多，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兼具慈善理念、慈善留存、慈善影响于一身者，张謇当属第一人。”有记载提到，“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时，惟赖慈善”，由此观之，张謇将慈善活动当作其救国方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今，张謇慈善事业留下的深刻印记已成为南通城市空间的特色，这些遗存无声地见证着他的实践与理想。他当年倡导的“以宏慈善”理念，与传统医德精髓“大医精诚”融合，成为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的院训，并延续至今；其创办的救贫、救困与救急类机构，虽原始形态历经改制演变，但“扶弱济困”的核心精神，仍通过现代公益服务体系得以传承。当代南通更涌现出磨刀老人吴锦泉、莫文隋志愿服务团等慈善典型，中华慈善博物馆的建立，进一步具象化了南通的慈善传统。这一精神文明“南通现象”，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仁爱共济的精神特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地方样本。

注重教育、科技创造的工匠探索精神

南通自古崇文重教，且已成为南通风俗文化的一部分。张謇开南通重教风气之先，他在兴办实业的同时，大力创办教育事业，从1902年到1926年，为兴办教育事业注入资金257万元，创办各级各类学校共计300余所。通过在南通的教育实践，张謇建立了层次完备、类型齐全的学校系统，其办学范围自学前阶段贯通至高等教育，涵盖普通、职业、特殊与社会教育等类别，其办学规模与体系构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影响深远。值得关注的是，南通还被称作“中国博物馆之城”，拥有中国首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以及蓝印花布博物馆、珠算博物馆、南通城市博物馆等专题博物馆。这些馆所不仅保存了城市的历史记忆，还借助科技手段再现文化场景，增强了市民的文化体验与认同。此外，如刺绣、扎染、板鹞风筝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在传承中展现南通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彰显着技艺与文明的生命力。

除此之外，南通为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传统持续贡献力量。这些文化持续滋养着江海儿女，涵养了精神文明意义上的“南通现象”，成为彰显南通城市个性的文化名片。总之，无论是传统农耕文化与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还是传统元素与现代文明，南通文化在统一性中蕴含多样性的文化形态，涵育了南通文明自身的特殊性、典范性。南通本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亦包含着深沉的“命运共同体”情感，成为论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支撑，而这可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有机联系，增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力量。南通文化既不断汲取中华文明的丰厚滋养而发展壮大，又以自身的鲜明特色与独特优势反哺中华文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涵育的具体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并就“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出部署安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这深刻揭示了统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对南通而言，提升城市文化精神、塑造南通城市文化品牌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分析张謇等南通先贤的代表性案例，深入挖掘其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的实践路径，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提供启示。

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历来秉持“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理想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关怀，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天下紧密相连。张謇的一生，正是这种责任精神的生动写照。“一个人，一座城”，在中国历史上，鲜有像张謇这样与一座城市发展如此紧密相连的人物。作为20世纪中国的风云人物，张謇不仅具备政治家的胆识和素养，更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开拓性与前瞻性，有人甚至将其与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相提并论。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无论是兴办实业、发展教育还是投身慈善，其根本目标始终是救国家于危难、图民族之复兴。张謇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在实业领域，创办了首个民营资本集团“大生纱厂”、第一家现代化渔业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第一家农业股份制企业“通海垦牧公司”；在教育领域，创办了第一所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民立通州师范学校”、第一所本科制民办女子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所纺织高等院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第一所水利高等院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第一所戏曲学校“伶工学社”、第一所盲哑学校“狼山盲哑学校”，开教育、文化、慈善事业之先河。他虽以南通一地为实践基础，其根本目标却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张謇的历史价值不仅限于地方治理，更贯穿中国整体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从时间维度来考察，张謇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意识高度自觉、新旧世界交替的“过渡时代”。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过渡时代论》，文中提出：“英雄之种类不一，而惟以适时代之用为贵。”并热切呼唤“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张謇正是这样一位“适时代之用”的英雄。他从传统意义上的“状元”、具有爱国之心的士大夫，转变为支持共和、推动革新的先驱人物，其作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代表人物，诠释了中华文明内在的发展脉络，集连续性和创新性于一体，成为中华民族在世界大变革时期展现强大适应能力与应变能力的最好诠释。

基于此，应该充分挖掘张謇在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思考与实践的丰富内涵，紧紧围绕“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历史文化优势地位，打造更具立体感、层次感与人文气息的南通城市文化体系。统筹推进文化和旅游业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感悟中华民族的时代脉动。立足南通的城市文化生态，可围绕以下路径展开：一是整合南通市的教育资源，联合博物馆、高校、研究院与公共文化空间，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接续南通已有的“状元文化”传统，打造“书香南通”城市形象；二是文旅融合创新，依托“教育之乡”的优良教育口碑，开发精品文化旅游与研学新路线，打造“南通教育家”文化形象；三是利用“近代第一城”在城市空间布局上的优越性，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注重保护与展示本土历史肌理和特色文化，提高居民参与文化创造的积极性，营造“主客共享”的发展环境，拓宽公众参与文化创造的新途径；四是升级文化场馆设施，以张謇创办的“伶工学社”为摹本，打造“话剧之乡”“中国美术南通现象”等文化品牌，建设具有江海文化特色的长三角新兴旅游目的地，推动南通文旅融合发展。最终，将南通建设成为一座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宜居宜游、富有科学精神与文化魅力的现代城市，形成具有内聚力与融合力的文化自信体系，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有形、有感、有效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夯实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思想根基。

综上所述，南通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已深深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南通市的文化生态实践中，传统文化通过历史积淀与创新转化，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增强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参与世界文化交流，不仅有助于中国在国际文化格局中站稳脚跟，也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与团结。只有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为实现民族复兴、社会和谐与文化自信提供持久动力。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资助“文化自信视域下高校防范宗教渗透机制研究”（19JDSZ3033）。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