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诗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出版业迈入了“数智”时代，给其创新发展和转型突围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助力出版业深度推进内容革命与流程再造，不仅创新了营销手段，更能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另一方面，其发展也伴生了内容质量参差不齐、法律与伦理问题层出不穷、人才困局日益凸显等挑战。对此，出版业需审慎思考传统图书与数字浪潮的辩证关系，始终以内容为核心，在合理运用新兴科技的基础上，通过践行人机协同的工作模式，强化法律法规的规范指引，提升编辑的数智素养，重视人才体制的支撑作用，推动产业实现驱动升级。

在2022年年底，OpenAI公司开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语言模型ChatGPT横空出世，旋即席卷全球。2025年1月，DeepSeek的爆火更是标志着人工智能在跨领域学习、解决复杂问题、实现更全面的AI感知与交互能力等方面迈上了新台阶。这些智能学习工具的出现，突破了大众认知和想象的边界，掀起了技术革命的浪潮；同时，拉开了“互联网+”时代向“人工智能+”时代华丽转身的序幕。AIGC以其响应快、交互强、门槛低的特点，以及“从无到有”的内容生产方式，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深刻影响和改变。

作为我国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版业，囿于体制机制，长期以来存在资源经营粗放、盈利模式单一、服务能力滞后、政策依赖度高以及封闭性较强等问题。202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完善“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新型出版传播体系”。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1]。因此，如何顺利度过业态激变期，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实现良性的双向互动，以智能化赋能内容生产，挖掘文化的创新性表达，是出版业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任务的积极响应，也是亟须研究的时代课题。

“数智”时代出版业的机遇

内容生产与编辑出版新跨越

“数智”时代，内容生产摆脱了传统的经验生产模式，人工智能深度推进了出版业的内容革命和流程再造，实现了向数据生产的跨越。

在作为出版之根本的内容生产阶段，AIGC工具可以调取大量专业数据库、追踪时事热点、生成图文视频，不仅能有效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还能帮助其快速形成整体思路与书稿架构，更能准确提取观点，匹配信实可靠的理论或事实佐证。例如，《CRISPR――计算机生成的文献综述》一书融合了人工与计算机撰写的内容，是人机交互生成图书的成功案例。此外，AIGC还能突破传统的书稿样态，丰富内容表现形式，为读者提供多样的阅读与审美体验。例如，长篇历史小说《薛涛》的作者周啸天在创作时，通过AI技术还原了唐代四川的风貌，让千余年前天府之国的盛景变得立体可感，生动重现在读者眼前。

在选题策划环节，一方面，可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市场调研和选题决策中。例如，AIGC具备从海量材料中提取摘要、关键词，以及对海量数据进行高效分析与处理的能力，有助于编辑快速了解热点话题和市场需求，打破信息壁垒，弥补认知短板，进而拓宽选题方向和思路。同时，通过对历史销售、馆配信息等行业数据的综合分析，再结合读者的购买行为和阅读反馈，AIGC能帮助编辑更全面客观地对既有选题进行价值分析、内容规划、卖点提炼和效益预测。此外，还可以基于大语言模型和知识图谱技术构建算法模型，对后续销售情况进行模拟和预测，从而降低出版风险。另一方面，“数智”时代本身便为出版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新兴的选题方向。当前，人工智能、空天科技、量子信息等前沿科技正给世界带来颠覆性的改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火如荼。出版作为宣传与传播的重要载体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主动担负起弘扬科学精神、普及前沿理论、推广科技成果的使命，策划一批具有“数智”时代烙印、体现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高质量选题，打造富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科技出版精品，以此深化公众对前沿科技的认知与理解，培育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编辑加工阶段，人工智能可以有效优化审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能自动检测拼写和语法错误，发现前后风格不一致等问题；AIGC可对专业内容、知识性差错进行更为精准、高效的审校；大模型多模态能力的突破与持续迭代，使图表、音视频等媒体对象内容的自动识别、理解、提取、审校成为可能，具有革命性意义[2]。例如，方正智能辅助审校云服务，是基于方正电子高质量新闻、图书、期刊等海量语料训练构建的多模型矩阵，可以提供字符、知识、体例、格式等方面的常规审校和全面检查，大幅提升编审效率和编校质量[3]。“数智”时代，编辑有机会将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具有创造性的深度工作中，这一转变对提高图书内容质量、增强图书市场竞争力大有助益。

市场营销新特征

《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出版全产业链条，支持拓展线上线下发行渠道[4]。“数智”时代，图书营销体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匹配精准。一方面，出版机构通过人工智能工具深入分析既往销售数据，可以精准预测市场走向，为营销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另一方面，出版机构通过智能推荐算法的加持，可以更好地了解读者的购买行为和阅读习惯，从而有针对性地制订营销策略，实现靶向传播。例如，英国Shimmr AI公司借助NLP技术，从图书类型、主题、情感、情节等方面分析作品，从而向不同读者群体推荐图书。

第二，降本增效。流量经济时代，出版机构纷纷布局短视频推广和直播带货领域。如今，通过AIGC和Sora的赋能，脚本撰写、视频拍摄、后期制作等环节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大幅降低，不仅降低了内容制作门槛，也让营销创意更易落地实践。同时，数字人、AI主播等形式给受众带来了新鲜感，既能提升宣传效率，又能促进流量向实际转化。例如，江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朗知传媒研发的伊利轻慕数字代言人、合成现实SR数字人等一系列AIGC应用，拓展了营销推广的想象空间，值得其他出版机构借鉴。

第三，共生协同。“数智”时代，图书营销不再是孤立的、线性的。同一条营销推广视频可实现多渠道、全平台分发，助力出版机构构建自有新媒体矩阵，从而产生协同效应，扩大受众覆盖面；根据不同平台特点及用户画像，可深度挖掘图书的差异化卖点，定制专门视频内容，实现投放垂直化，同步触达不同读者群体；出版机构间可以通过共创、联合活动等互动形式，实现流量的融通共享，增强图书及品牌的曝光度，构建良好的营销生态。

个性化服务新转向

当前，阅读行为正从“笔与纸”向“数与屏”转变。在“屏读”时代，阅读的多元载体“不再像图书一样是信息的单向传递者，它们能够感知用户的情绪、注意力，实现了信息传递的双向互动”[5]。这对出版业转型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出版由单向性的知识输出转变为交互性的服务体验，读者也随之转变为用户。

出版机构在图书生产全流程中，应贯穿产品思维，主动运用新技术构建数字化资源体系，推动图书形态实现多样化，让图书兼具“高颜值”与“趣味性”，打造“书+”的现代纸书。例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传统节日》全景绘本，便运用2D、3D中国风动画与VR叙事相结合的方式，为读者营造了沉浸式阅读氛围。

同时，要重视售后等一系列配套工作，持续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以此激活用户、整合资源。出版机构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辅助下，“分析特定情境中用户相对固定的精神动机和实际行为，使产品（纸质图书、有声读物和数字出版物等）、服务与应用场景高度匹配”[6]，为阅读搭建感官体验丰富、互动性强的立体空间。例如，荣信文化在其“AI智能点读笔”中运用了语音复刻技术，可供父母使用“AI声音定制”功能为孩子伴读，构建孩子专属的阅读陪伴场景。

“数智”时代出版业面临的挑战

内容质量参差不齐

尽管人工智能显著提高了出版生产的效率，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受限于算法生成随机性和训练语料不足等因素，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能出现事实性、常识性与逻辑性错误。其次，人工智能应用于审校时，存在机械性与局限性问题，无法根据前后语境、修辞手法、语言风格等作出灵活准确的判断和处理。再次，目前人工智能工具的处理范围仅限于文本校对，无法深入处理图文不符、图片不美观、版式不合理等问题。此外，很多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独创性，带有明显的算法烙印。最后，目前多数AIGC工具由国外开发，其训练语料植根于西方语境，这可能带来一定隐患。

法律与伦理问题层出不穷

由于人工智能的训练需要基于大量数据，其生成内容可能与部分原创性作品存在实质性相似，进而产生侵权问题，甚至扰乱出版的正常生态，阻碍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同时，目前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难以界定，常涉及训练者、语料来源方、技术提供方、软件开发者等利益主体，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对其作出明确阐释与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对出版业造成了新的版权管理困境。

另外，出版业在对用户进行画像和分析时，算法模型的训练过程中会采集用户的个人信息，甚至隐私数据，如消费记录、聊天记录、财务状况等，虽然能优化服务，但也埋下了隐私泄露和被不法利用的隐患，给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

人才困局日益凸显

“当下，谈及出版的新质生产力，其核心体现便是编辑的数智素养。”[7]这也让出版业面临的人才困局日益凸显。

2023年4月，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对我国28家各类具有代表性的出版单位的数字出版从业人员进行了调研与分析（有效问卷22份），结果显示，从业5年以上的有823人，占比高达72.19%；与计算机专业有关的人员仅占22.63%。这反映了从事该项工作的新人相对不足，相关从业人员的技术研发能力普遍不足。

面对人工智能浪潮对原有出版格局的冲击，很多编辑或仍固守传统出版的线性思维，与融合出版新趋势相抵牾；或缺乏运用新技术、新知识的能力，无法与时俱进。与此同时，很多出版机构虽然认识到了编辑数智化素养的重要性，但始终未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相关评价机制、激励措施、培养体系和晋升路径。总之，“数智”时代不仅给编辑带来了全新挑战，也给出版业造成了较大的人才缺口。

对策与建议

优化人机协同的工作方式

AIGC的底层逻辑是以对话的形式完成人机共创的内容产出，“人工智能”的最终旨归仍然是“人”。这在客观上要求编辑不能在“数智”时代泯灭自我主体性，而应通过甄别与筛选高质量的优秀模型，立足自身传统优势，深度介入内容创作过程，将自身风格优势和创意能力有机融入人工智能的训练过程，成为“数智”出版的“导航人”；还应及时修正人工智能的误判，填补人工智能的遗漏及其无法触及的审美与人文等范畴的空白，在继续坚持做内容质量“守门人”的同时，创新开发既有IP，让传统精神文化内容焕发全新生机。

强化法律法规的规范指引

针对“数智”时代版权与伦理的双重隐忧，相关司法部门应予以高度重视，立足人工智能在著作、出版领域的应用实际，尽快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各级出版管理部门应在充分调研出版业人工智能使用现状和迫切诉求的基础上，制订细分监管条例。此外，广大出版机构也应该制订“数智”时代的编辑出版指南，为一线出版工作指引明确的方向。

提升编辑自身的数智素养

“创新创造能力突出、引领发展本领显著、数字数据素养与技能卓越，是新质生产力对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劳动者提出的新要求。”[8]“数智”时代，编辑应重新锚定自身定位，精进自我，提升核心竞争力。既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持续提升选题策划、编辑审校等基本技能，还要“不畏浮云遮望眼”――面对人工智能的汹涌之势，始终心明眼亮、保持批判，不盲信盲从技术，理解并接受其局限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要“文心独运领风骚”――准确厘清人类与技术的根本差异，在高级创意、战略策略、情感关怀等人工智能无法触达的领域着重发力，以人类最深层的特质平衡技术的冰冷，打造有温度、有格局的精神文化产品。

重视人才体制的支撑作用

传统编辑要想顺利转型为“数智”时代出版人，除了转变自身思维、不懈努力，还需要肥沃的土壤。出版业应与时俱进，更新人才培育理念，建立与“数智”时代相匹配的人才培养体系，强化编辑继续教育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培训，引导编辑进行跨学科学习，推动出版业与其他行业跨界融合项目的落地。同时，各出版机构应建立相应的人才制度，通过职称职位晋升、福利和保障手段强化“数智”时代编辑的职业归属感和幸福感，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容错机制，鼓励编辑勇于尝试各种新技术、新方案和新产品。

出版业的每一次变革都与技术创新密不可分。进入“数智”时代，出版的形势已突破传统媒介与载体的局限，日趋丰富多元。面对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出版业应当秉持行业的“变”与“不变”――“变”的是“术”，是内容生产的方式与手段，是出版的体系与业态，是阅读的生态与秩序，出版业应立足全新的媒介环境，积极展开自我重构；“不变”的是“道”，是记录人类文明智慧成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是传播知识、启迪智慧、浇灌灵魂的根本意义，是以人为本的终极旨归。唯有以内容为核心，恰当借力新兴科技实现产业驱动升级和出版融合发展，审慎思考“书”与“数”的辩证关系，才能顺利走过这条满布玫瑰与荆棘的变革之路。

（作者单位：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3-12-13(1).

[2][3]李强辉.出版产业视域下的AI赋能与冲击研究[J].科技与出版,2024(04):71-79.

[4]张新新,孟轶.Sora驱动下的融合出版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分析[J].中国编辑,2024(04):29-36.

[5][6]云岩涛.人工智能时代出版与阅读生态重构的逻辑进路[J].新阅读,2024(04):57-61.

[7]孙寿山.完善培养考核评价机制建强数字出版人才队伍[J].科技与出版,2023(06):5-9.

[8]方卿,张新新.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之创新发展：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J].编辑之友,2024(02):29-3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