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红 刘丹 邱智琦 沈雨萱

摘要：数字记忆是一种数字化的记忆方式，涉及博物馆、新闻与传媒、计算机、心理学等领域。档案作为一种原始记录，与记忆关系密切。随着国内外各类档案数字记忆项目的推进实施，档案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理论研究也逐渐增多。现利用知识图谱工具和文献计量学方法，使用DIKW和Gephi软件对国内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和主题内容分析，以揭示我国档案学界对数字记忆的研究现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2年设立“世界记忆项目”（也称“世界记忆工程”），旨在促进全球范围内文献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播，并提升全世界的文献遗产保护意识。档案作为一种原始记录，与记忆关系密切，将记忆与档案相结合逐渐成为档案领域研究与实践的新视角，包括文化记忆、社会记忆、数字记忆、城市记忆等。其中，“数字记忆”是数字环境下记忆的一种新形态，关于其概念，国内研究者有不同视角的界定，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一种以数字方式采集、组织、存储和展示特定对象的历史文化信息的记忆形态[1]；也有学者将其界定为由人类数字化生存之“数据化”印痕构成[2]。随着国内外各类档案数字记忆项目的推进实施，档案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理论研究也逐渐增多。本文通过对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和知识图谱呈现，梳理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理论研究现状。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作为检索源，选择“主题”为检索字段，以“档案”“数字记忆”为检索词，检索获得期刊论文共222篇，通过阅读剔除主题不相关文献，最后共获得相关研究文献150篇。

文献计量学分析

发文年代分布

文献的发文年代分布情况能够揭示所涉及主题的研究发展基本脉络。通过对研究文献的发文年代进行统计发现，档案领域有关数字记忆的研究于2009年左右开始，早期研究较多将数字档案建设与城市记忆、社会记忆、中国记忆相关联；2016年开始，档案领域有关数字记忆的文献量明显增多，主要围绕档案领域数字记忆的价值探讨、建设经验、档案管理工作、开发路径、平台建设等主题展开。

作者及合作情况

本文利用金字塔（Data-Information-Knowledge-Wisdom,DIKW）[3]软件对150篇文献的作者进行了频次统计。通过对文献作者进行统计，共有242位作者进行了档案数字记忆的相关研究，其中发文量1篇的作者有201位，占比83%；发文量2篇的作者有30位，占比13%；发文量3篇的作者有8位，占比3%，分别为周耀林、冯惠玲、倪代川、华林、加小双、赵雪芹、张斌、刘晗；发文量4篇及以上的作者仅3位，占比1%，分别为牛力、龙家庆、王玉珏。

作者的共现网络能够反映该领域的合作情况，在完成作者频次统计的基础上，利用DIKW软件对作者进行共现分析，并通过Gephi软件完成作者共现知识图谱，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有关档案数字记忆的研究，国内已形成一批研究团队。其中，牛力、刘力超、高晨翔、刘慧琳等研究人员为一个研究团队，主要对数字记忆视角下的名人档案、数字文档资源描述框架、元数据标准、异构资源整合进行了相应研究。周文泓、张玉洁、陈怡、代林序等人为一个研究团队，该团队主要对面向数字记忆的网络信息存档、数字遗产保护、数字记忆社会化构建等主题进行了研究。赵雪芹、彭邓盈政、李天娥、雷春蓉等人的研究团队，研究对象为数字叙事服务模型以及万里茶道茶商档案资源知识聚合等。张富秋、胡莹、白沂鑫、厉静等人的研究团队，主要研究对象为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的线上展览开发。

研究机构分布及协同合作

通过统计发现，涉及档案数字记忆相关研究的机构共113家，其中发文数量排序前10的机构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关于档案数字记忆的研究，各机构之间存在一定的合作。综合利用DIKW和Gephi软件绘制出的机构合作知识图谱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与很多机构对档案数字记忆进行了合作研究，合作对象既包括校内其他单位，又有校外机构。其中，校内其他单位有电子文件管理研究中心、人文北京研究中心、文献书画保护与鉴定研究中心、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数据工程与知识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档案事业发展研究中心、CIO研究中心等；校外单位有上海图书馆、南昌大学历史系、杭州市档案馆、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等。除中国人民大学外，国内还有其他研究机构也进行了相关合作，如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河北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形成了一定的合作关联。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实验室、柏林洪堡大学、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等也存在一定的合作联系。

理论研究内容分析

利用DIKW软件对检索获得的150篇文献进行关键词词频统计和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看出“数字记忆”“社会记忆”“数字人文”“档案记忆”“数字档案”等是理论研究的核心。数字记忆与社会记忆关系密切，数字记忆的本质就是将数字技术与社会记忆相结合，以数字化的形式记录、保存以及重现社会记忆。数字记忆与数字人文属于有着较多交集的两个主题，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有共同之处，但又存在一定差异。通过对150篇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可以将国内档案学界有关数字记忆的研究分为数字记忆的理论研究、不同类型档案资源的数字记忆构建、档案领域数字记忆构建的技术支持研究三个方面。

数字记忆的理论研究

档案学界有关数字记忆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数字记忆的缘起、价值、历史脉络、相关理论、档案记忆观以及档案数字记忆的相关研究等。在概念界定上，冯惠玲将数字记忆定义为文化记忆的数字宫殿，归纳了数字记忆具有多资源互补、多媒体连通、迭代式生长以及开放式构建等特征[4]。在价值方面，徐朝钦将档案馆数字记忆的价值归纳为拓展档案馆理论研究空间、推动档案资源构建、促进档案馆现代技术应用、提高档案馆记忆载体能力以及推动档案利用手段创新五个方面[5]。周耀林和刘晗提出数字记忆的构建理路包括面向数字遗产、面向数字知识和面向数字人文三个方向[6]。恩斯特、吴颖诗等人提出在数字时代的记忆中，档案实现了由空间到时间的演化[7]。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对数字记忆的理论研究进行了内容梳理，如王丹、张斌等人对档案学界数字记忆的历史脉络、发展与研究主题进行了综合论述[8-9]。

不同类型档案资源的数字记忆构建

该方向是档案领域有关数字记忆研究的重点领域，涵盖的档案类型多样，包括红色档案、乡村档案、古村落档案、重大突发事件档案、名人档案、特大灾难档案、口述档案、社群档案等，不同类型的档案资源在数字记忆的构建上存在一定差异。关于红色档案资源的数字记忆，郑慧等人提出可以通过提升红色档案记忆聚合度、提炼红色档案的民族特征、构建红色记忆数字资源库、创建数字记忆平台实现数字记忆视角下的民族地区红色档案开发[10]；范桂红针对高校红色档案资源，提出运用社交媒介和建设红色数字档案资源库的数字记忆视域下档案资源整合路径[11]。在乡村档案资源的数字记忆方面，夏美翠等人提出基于乡村数字记忆资源库和数字记忆平台构建乡村档案数字记忆发展模式[12]；周林兴等人提出从协作与融合、数字项目驱动、构建“记忆场”三个方面探讨数字人文视角下乡村档案记忆资源的开发路径[13]。对于古村落档案资源的数字记忆构建，马林青提出将传统村落的文化资源档案化，对其进行数字诠释，并基于此进行数字保管与利用[14]；冯惠玲等人提出可以采用“前站后台”的结构搭建古村落数字记忆，“前站”为数字传播平台，“后台”为数字资源库[15]。对于重大突发事件档案，楚艳娜等人提出通过多方协同合作、采用即时收集和数字化收集以及提高公众参与度的方式来进行数字记忆构建[16]。

档案领域数字记忆构建的技术支持研究

档案领域数字记忆构建的技术研究主要围绕资源和服务应用两个方面展开。在资源方面，赵生辉等人构建了基于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三个机构的跨机构聚合战略框架模型[17]；牛力等人针对异构数据资源的整合，提出基于资源外部属性绘制资源地图和基于资源内部语义构建资源关联的解决办法[18]；倪代川等人则对数字记忆视域下的长期保存、风险防控以及生态安全等档案数据治理问题进行了探索[19]。在服务应用方面，赵雪芹等人构建了数字记忆视角下的档案数字叙事服务模型[20]；舒忠梅等人开发了数字记忆视角下的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知识图谱[21]；牛力等人则提出数字记忆视角下的档案创新开发利用PDU模型，即数字化保存、知识化开发以及可视化利用[22]。

档案学领域与其他学科领域在数字记忆研究方面的显著区别在于，其项目实践已开展较多，如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与人文北京研究中心构建的“北京记忆”、台州市档案局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构建的“台州古村落数字记忆”、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档案馆的“南岳数字记忆”、安徽大学档案馆建设的“安徽大学数字记忆网”等。与实践项目相比，档案学视域下有关数字记忆构建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档案的原始记录属性使得档案学科对数字记忆的建设进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档案学界对数字记忆的研究起步并不算早，但从研究文献上看，已获得一批研究成果。深入挖掘、分析与总结现有档案数字记忆实践项目，能够全方位、系统化拓展数字记忆研究维度，深化数字记忆研究内容。

本文系2023年度江苏省档案科技项目“‘新时代新成就江苏记忆工程’区县档案馆实施路径研究――以江宁区秦淮新河记忆工作实践为例”（2023-6）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朱玉红：南京市江宁区档案馆；刘丹：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邱智琦：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沈雨萱：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冯惠玲.数字记忆：文化记忆的数字宫殿[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03):4-16.

[2]周耀林,刘晗.数字记忆建构：缘起、理论与方法[J].山东社会科学,2020(08):50-59.

[3]学术点滴,文献计量.金字塔（Data-Information-Knowledge-Wisdom,DIKW）软件一款用于数据挖掘的软件[CP/OL].[2020-08-16].https://gitee.com/academic_2088904822/academic-drip.

[4]冯惠玲.数字记忆：文化记忆的数字宫殿[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46(03):4-16.

[5]徐朝钦.论档案馆数字记忆的价值及构建路径[J].浙江档案,2021(05):37-39.

[6]周耀林,刘晗.数字记忆建构：缘起、理论与方法[J].山东社会科学,2020(08):50-59.

[7]沃尔夫冈・恩斯特,吴颖诗,王玉珏.数字时代的记忆：从“档案空间”到“档案时间”[J].北京档案,2022(02):40-43.

[8]王丹,王红红,颜祥林.国内档案学界数字记忆研究的兴起、发展与展望[J].山西档案,2022(03):177-186.

[9]张斌,李星,杨千.档案学视域下的数字记忆研究：历史脉络、研究取向与发展进路[J].档案学研究,2023(01):18-24.

[10]郑慧,韦兆焯,王清楠.数字记忆视角下西南民族地区红色档案开发策略研究[J].北京档案,2022(03):26-28.

[11]范桂红.数字记忆视域下高校红色档案资源整合路径研究[J].黑龙江档案,2021(05):62-63.

[12]夏美翠,李晓静.青岛市乡村“数字记忆”发展模式探讨[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3(03):24-27.

[13]周林兴,崔云萍.面向数字人文的乡村档案记忆资源开发：价值、机制及路径选择[J].北京档案,2021(10):10-14.

[14]马林青.基于档案化保护的传统村落数字记忆建构：内涵、路径与案例应用[J].档案与建设,2023(05):48-51.

[15]冯惠玲,梁继红,马林青.台州古村落数字记忆平台建设研究――以高迁古村为例[J].中国档案,2019(05):74-75.

[16]楚艳娜,李贞玉.重大突发事件专题数字档案馆建设探索――基于“9・11”数字档案馆和“飓风数字记忆库”的思考[J].中国档案,2020(06):72-73.

[17]赵生辉,朱学芳.数字社会记忆资源跨机构聚合机制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4(02):34-38.

[18][22]牛力,曾静怡,刘丁君.数字记忆视角下档案创新开发利用“PDU”模型探析[J].档案学通讯,2019(01):65-72.

[19]倪代川,金波.数字记忆视域下档案数据治理探析[J].档案管理,2021(01):41-44.

[20]赵雪芹,彭邓盈政,雷春蓉,等.数字记忆视角下的档案数字叙事服务模型及实现路径[J].档案与建设,2022(01):29-32.

[21]舒忠梅,张萍,李小霞,等.数字记忆视角下重大社会事件档案知识图谱开发――以中山大学抗疫专题档案为例[J].浙江档案,2021(04):4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