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业文化是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国家进行工业化大发展的文化形式与文化载体。工业文化中的生态要素是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元素之一，是在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人类、社会、自然三者之间关系的和谐因素，也是切实化解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矛盾的关键要素。如何更好地融入生态文明要素，不仅需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还需将其嵌入乡村振兴的整体发展结构，充分夯实群众基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走出一条与生态文明深度融合的绿色工业化道路。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人类应在相互制衡的关系中探索人类、社会及自然三者之间协调发展的道路。工业革命以来，工业文化在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以经济规模扩张、增速提升和生活水平改善为核心导向的发展模式，成功助推我国实现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双重飞跃。2020年，中国GDP历史性突破百万亿元大关，成为全球唯一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动能。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保意识的脱节，造成了自然资源过度消耗与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甚至使工业化进程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形成尖锐矛盾。面对这一发展困境，中国作为高速发展的东方大国，亟须破解两个核心命题：如何在工业文明框架内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保障生态环境免受工业化进程的冲击。这要求我们必须重构工业文化内核，将生态文明理念深度融入工业发展体系，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在人类文明进步、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之间建立动态平衡机制，最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工业文化及生态文明要素的基本涵义

　　从某种意义而言，生态文明要素的最终目标，在于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共生，而生态文明是社会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理论以人、文化和社会三大要素为主，认为随着社会发展，由商品经济带动和市场运作催生的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会不断增强，并以建设现代化国家为主要表现形式而存在。然而，社会系统在持续演进过程中会逐渐获得相对独立性，致使原本植根于生活世界的道德共识、社会价值及行为规范，受到系统逻辑的侵蚀，进而沦为权力运作与利益追逐的附庸。这种趋势不仅破坏了生活世界的社会文化再生产机制，更导致其内部的三大结构性要素发生失衡与冲突，使生活世界陷入失序状态，丧失了原有的整合与控制能力。

工业文化的基本涵义

　　学术界对于文化概念的解释十分广泛且丰富，不同学科对文化的界定存在差异。笔者更认同民族学界对文化内涵的解释，即文化是人们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从物质基础到精神文化等方面，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所创造出的文化集合。工业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分支，源于生活，是工业化生产进程中的产物，与人类活动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仅使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改变，也在政治、社会、经济、生态等方面产生了相应影响。工业文化肇始于人类对物质财富高效积累的追求，其核心动力在于借助技术理性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类需求。作为伴随大工业生产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工业文化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余祖光认为，工业文化是人类意识形态与行为规范的连接组合，需要多元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认可。工业文化的辐射范围并非局限于参与工业化建设的主体，其影响不需要接触即可发生。它既给予人类无尽的物质财富和欲望，也赋予人类相应责任与义务，规范着行为者与被行为者的行为，并延伸至其相应的社会属性，包括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是所在时代、所在地区与所接触人物的综合价值体现。例如，交通领域的高铁、磁悬浮列车，科技领域的AI人工智能、互联网传播等各行各业的领先技术。

生态文明要素的基本内涵

　　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人类文明形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全新里程碑。它对工业文明中无法与自然达成和谐一致的因素进行整合，并遵循客观发展规律，顺应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建立适应人类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绿色”发展道路。人类社会亟须对自身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在极力追求工业文明带来的高额利润和物质财富的同时，是否忽视了子孙后代的永续利用与长远发展?是否会引发生态领域的“代际危机”?是否会因为忽视生态文明建设而失守政治、经济、社会等文明因素的底线，进而造成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社会混乱?近年来，频发的各类生态安全与公共健康危机，便在一定程度上给出警示，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将给文明进程带来严峻挑战，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生态文明的核心要素包括公正、高效、和谐及人文发展。首先，生态文明要素中的公正元素，是人类在尊重自然环境及个人人权的前提下，以公正理念建立生态环境的管理体制，健全生态环境的法律体制，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其次，生态文明要素中的高效元素，强调自然环境不同于工业化建设中的高资本投入，以及不断开发和开采有限的物质资源，从而导致成本高昂。但对自然环境保护的投入，只需转变人们的投资观念和环保意识，以此获得高效益的收入。杨谦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直接关系到生态文明能否真正实现。人类作为“自然之子”，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应是互换关系而非对立关系，需要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再次，生态文明要素中的和谐元素，是在生态文明中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三者之间的和谐发展，其中包括生态环境与经济、消费与生产等关系，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保障。最后，人文发展是生态文明的最终目标，既是生态价值观的建设，也是文明形态的最高级。

生态文明要素是工业文化中的核心要素

　　面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和不可逆转的自然灾害(因人类过度开发所引发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已被工业资本打破。因此，生态文明要素的形成，正是基于对这些新问题的深刻反思与应对。它是在传统工业文明模式下，长期积累的矛盾与负面效应不断凸显后，推动人类文明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必然结果。而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重塑，需以新的文明形态为基础，探寻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新的相处方式。这一跨越或超越既是人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内在动力，也是对人类走工业化道路的深刻自省。

生态文明要素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生态文明要素的产生，是由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决定的。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以及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催生生态文明要素的关键契机。杨通进曾指出，只要现代文明一直被锁定在工业文明的框架结构中运行，生态环境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矛盾就必然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为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这表明，工业文明模式已难以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核心需求。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背景下，“征服自然”已不再是人类进步的目标;相反，如何更好地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痕，才是推动人类文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根本任务。

　　1.生态文明要素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具有“生命”特征的文明形态

　　从历史角度来看，不同时期的社会均以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先决条件。农耕文明以固定的劳务耕作为主要生产形式，提高了生产力，带来了稳定的劳务收益，为国家形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创造了以农业为主的早期文明形态。但同时，农业文明的发展以消耗土地森林、资源为前提，造成了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等现象，因此被称为“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标志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是工业化的重要体现，使机械化大生产占据了社会文明的主导地位。但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燃烧矿物原料为主要动力的发展模式，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同步加剧，工业文明因此被称为“黑色文明”。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忽视了动植物资源的再生周期及可开发利用程度，最终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共同命运”的新认知或共识，必然意味着或指向全球资源环境安全共同体体制及其相应文化。人类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以及国家与自然的相互协调，直接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及社会安全。例如，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逐渐转变为生态困境，人类不再因为市场经济的制约而遭受严重损失。由此可见，生态文明要素的实质，是在现代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开辟一条与自然相协调、与环境型友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不断进行自我反省和科学总结经验教训的结果。

　　2.生态文明要素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和谐社会文明形态

　　人类是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并通过发展生产力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推动自身的演进与发展，进而孕育出多样文化。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推动了国家的产生。钱穆认为：“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也。”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文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投射。人类以自身力量推己及物的发展动力，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自身，并将自身融入自然环境，持续重构生存方式与价值观念，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的意识。然而，在工业文明发展的较长时期内，人类片面追求资本增值而忽视了自身的全面发展和生态福祉。随着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已无法满足人民的新期待，甚至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因此，生态文明要素的提出，绝非简单的技术升级，而是一场深刻的价值回归，重新确立人的核心地位。生态文明强调，真正的“以人为本”，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只有守护好自然这一人类生存的根基，才能确保人的长远利益和全面发展。通过构建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文明不仅修复了受损的生态系统，更从深层次化解了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

当代工业化背景下生态文明要素的特征

　　从社会文明发展角度来看，生态文明并非抽象的学术概念，而是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的共同体。在当代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生态文明所肩负的使命，是人类实现最终目标的轨道，其被赋予以下两方面特征的统一。

　　一方面，是对外的民族整体性与对内的文化多样性的统一。中国作为多民族的人口大国，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生活、生态环境及生计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方式。从古至今，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始终是人类需要面对与应对的问题。尽管我国已设立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环境维护工作，但从民族整体性而言，由于文化多样性的客观存在，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同传统文化意识在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利用方面仍存在差异。同时，应辨证看待生态环境恶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在承认其普遍性的基础上重视其特殊性的存在。我国作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庞大的人口总量和高速发展的工业化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而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使得问题愈发复杂而独特。因此，多民族国家在进行现代化工业发展过程中，应将生态文明要素融入其中，并将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结合，对内保持文化多样性，对外维护国家民族整体性，形成相互协调、统一稳固的整体，将自身发展与自然发展结合，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模式、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实践的统一。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也是拥有上万年农业发展历史、始于新石器时代的传统农业大国,曾是世界农业文明发展强国。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规律秉持敬畏、尊重、顺应的态度，传统文化历来强调适度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从古至今，人类始终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恪守生态运行规律，有理有节地利用资源，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以天时地利人和以及事物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总结出领先世界文明的生态规律，开始了农业大国漫长的文明之路。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与天地参”“道法自然”“四大皆贵”“民胞物与”等生态平等思想，至今仍被奉为生态伦理的圭臬。例如，具有代表性的“五谷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精神，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与此同时，如何平衡自然规律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化解人与自然矛盾的关键。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生态文明要素的产生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了实践层面的化解方案，即将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结合，在工业化背景下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资源。

生态文明要素融入工业文化的路径探究

　　面对21世纪的资源环境危机，构建全新的人类文明模式势在必行。中国应立足新型工业化道路，结合具体国情，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统筹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走出一条绿色工业文明之路，引领国家迈向新型工业化时代，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协调发展绿色经济，为生态文明要素实现经济转型

　　将生态文明要素的经济理念融入经济建设，是对传统经济生产方式的深刻反思。同时，应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遵循生态自然规律，合理利用和改造环境。学术界相关研究中，将从生态独立出来的、与自立的生态系统失去协调的人类的工业世界，与自然界和生态系建立起关联，从而作为广义的物质代谢过程重新把握，将其转换为与自然界和生态系相适应的形态。因此，实现经济方式的生态化调整，应着眼于长远的经济发展。换言之，环境资源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与经济协同共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的过程中，科学技术发挥着关键作用。依靠科技进步，在提升现有工业设备的基础上进行相应整改，实现原材料循环再生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减少资源消耗与能源浪费，逐步形成新的再生产业链，推动新型产品的开发和利用。这意味着，科学技术在提升交通工具性能和操控性的同时，必须融入绿色经济发展理念，考虑采用何种技术解决污染排放和回收利用的问题等，推动新型产品的发展。

充分夯实群众基础，为生态文明要素创造优质环境

　　在建立保护生态长效机制的背景下，应积极凝聚社会力量，将其落实到群众的实际行动，健全群众参与生态环境维护的行动机制，切实保障群众的利益。一方面，增强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观意识。将生态文明要素深度融入现代工业文化，提升群众参与的主观意识。在面对过度消耗生态资源的问题时，应强调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使其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提高群众的监管监察能力。在传统工业文化发展过程中，政府管理占据主导地位，群众仅扮演消费者的角色;而在现代工业文化发展过程中，群众则应占据重要地位，他们不仅是生态文明要素形成的主体，也是不可或缺的践行者。因此，充分夯实群众基础，是推动生态文明要素转型发展的关键。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为生态文明要素打下坚实基础

　　正如王中宇所说：“生态文明不是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政策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灵魂问题。”当前，亟待研究的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文化中融入生态文明要素，推动全方位变革。但在此过程中，生态文明要素价值观的转变尤为重要。生态文明要素不应仅依赖某个机构或某个部门，而应是每个个体、每个存在于地球上的有机生命体。人类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会持续对生态进行改造与消耗，以此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因此，只有让生态文明要素这一价值观念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意识，将人类纳入生态系统，既不能超越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也不能脱离生态系统单独存在，正确处理平衡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人类才能与生态系统合为一体，实现共同发展。

注重乡村振兴整体发展，为生态文明要素提供优化空间

　　将生态文明要素融入乡村振兴整体发展过程，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社会文明形态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核心要素。在新时代工业化背景下，乡村农业发展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冲击和影响，加速了乡村社会的转型。以“三农”视角推进乡村经济发展，以城乡一体化推进城乡结合等乡村社会改革政策落地，其最终实施必须以生态文明要素的融入为核心。这一发展路径既区别于西方工业文明对生态文明功利性的治理视角，亦有别于“先污染后治理”的逻辑顺序。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视角，为乡村振兴战略实践赋予可视为人类构建文化初始目的的生境、生计和生命三要素，恰恰在于实现对生态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可持续利用。从绿色农业的有序发展到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生态文明要素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整体性，而这一切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利共赢的空间格局。

　　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课题“乡村振兴视域下驻村干部的乡村社会治理研究”(XSP24YBC523)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