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作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运行载体和乡土文化传承创新的场域依托，是乡村文化振兴之魂与精神共富之基。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成效已成为农民精神共富的“关键变量”。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相较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仍存在一定差距，且不同程度存在“重建设、轻运营”“重物理、轻精神”等问题，对照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目标，亟待厘清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从“物理形态重构”到“精神价值赋能”的内在转型逻辑。通过制度空间协同、舆论空间重塑、组织空间强化、虚拟空间赋能的四维协同路径，破解转型梗阻，实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与精神共富的有效衔接。

　　新发展阶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求高度契合，但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乡村。因此，仍需逐步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化惠民工程从顶层设计走向实践落地。紧密衔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标方向，在精准洞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困境的基础上探寻破局之策，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转型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成效显著，在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下，文化礼堂、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快速普及。但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长期面临生产要素流失、青年人口大量外流，以及乡土文化传承主体缺失与内生动力不足等多重挑战，带来传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物理凋敝、活动式微、公共性消解等问题。要化解乡村空间重构中主体缺位、需求错位与价值偏离的深层矛盾，亟须以精神共富为导向，推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从传统的“场所建设”转向现代的“空间赋能”。这一转型绝非物理空间的简单重建或功能叠加，而是遵循社会关系重塑、文化意义再生产与公共性重塑的转型逻辑，实现从物理空间到精神空间、从单向供给到多元共享、从文化场所到治理场域的系统性变革。

重塑社会关系夯实乡村精神共同富裕的结构基础

　　传统乡土社会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形成了较为封闭但内部联结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然而，快速城镇化冲击与市场化渗透带来的人口流动与社会结构转型，使传统乡村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网络趋于松散，村民间的公共联结弱化，集体行动能力随之下降。原子化倾向的加剧，正逐步消解村民个体对乡土社会关系的依赖。在此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首要任务，便是通过空间再造修复并重塑日趋淡漠的乡土社会关系。这意味着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转型必须从“单一功能”转向“复合场景”，突破传统乡村的封闭性与行政化局限，以空间为纽带凝聚分散的乡村社会力量，使其成为承载邻里交往、公共议事、集体仪式的社会黏合剂，以及编织村民社会关系网络、将日趋离散的村民个体重新联结为具有高度认同感社群的空间场域，并构建政府、村集体、返乡青年、乡土文化能人、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多元协同的共生关系，为实现精神共富奠定坚实的结构基础。

文化意义再生产激活乡村文化传承的内驱动力

　　传统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如祠堂、戏台等，其重要价值不仅在于为村民提供了精神交往的场域，更在于其承载着世代相传的集体记忆与文化意义。但随着现代性力量的深度渗透及乡村空心化问题的日益严重，传统乡土文化在失去其原始环境后，出现传承主体缺失、传承动力不足等问题，其意义链条面临断裂危机，导致传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意义逐渐淡化。在精神共富导向下，乡村文化空间转型的核心逻辑在于推动文化意义的再生产，从“静态保存”转变为“活态再生产”，让乡土文化在当代乡村社会实现从“有形”到“有魂”的生命力焕发。新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作为承载乡愁记忆的“文化符号”，应成为乡土文化意义不断被讲述、被演绎、被创造的叙事场域，同时成为滋养文化自信、凝聚价值共识的精神场域。

公共性重塑构筑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精神家园

　　公共性是公共文化空间的本质属性，但在智媒时代的技术渗透和资本裹挟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公共性正面临消解风险。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的普及在丰富村民文娱生活的同时，也在算法推荐与流量逻辑的驱动下构筑了乡村的“非理性叙事空间”。受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影响，传统乡土社会中“守望相助”的公共精神被个体化的娱乐消费所侵蚀，随着村民将大量闲暇时间投入虚拟空间，实体公共空间面临集聚功能衰退及公共性持续消解的危机，精神层面的公共性消解成为制约精神共富实现的关键瓶颈。在精神共富导向下，乡村文化空间转型的价值逻辑在于以公共性重塑并强化共同价值的凝聚与公共精神的培育。在空间形态上推动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有机融合，在治理机制上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在价值导向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公共生活，推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成为地方性知识、伦理与情感代际传递的意义网络，成为集体记忆清晰、公共规则认同、共同体意识强化的“文化治理场”，成为培育现代公民精神、凝聚乡村价值共识的精神家园。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困境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战略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制度架构、组织运行、技术赋能与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同时，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深刻影响着乡土社会的道德价值和秩序体系。当前，在和美乡村建设与文化惠民工程等政策推动下，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成效显著，正经历从物理集聚向精神凝聚的深刻转型，但对照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目标，在制度空间、组织空间、虚拟空间与交往空间四个层面仍面临重构困境，成为制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

制度空间重构的结构性困境

　　制度空间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运行的规则框架与政策环境，规约着公共文化产品的配置方式、公共文化资源的供给机制，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的权责关系。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制度空间承担着保障村民公共文化权益、促进公共文化治理良性运行、激发乡土文化传承动力、构筑村民共有精神家园等重要功能。但受制于当前我国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主要矛盾，公共文化制度空间运行实效仍存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差异，面临公共文化制度空间重构的结构性困境，主要表现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矛盾、考核标准的刚性化约束、社会力量参与的制度性壁垒，以及因城乡资源配置的失衡而导致制度空间的二元分割困境，这些困境共同制约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提升与精神共富目标的实现。

组织空间重构的碎片化困境

　　组织空间关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谁来管理、如何运行的问题。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组织维度上面临主体协同不足与运行碎片化的困境，尚未形成“国家、市场、家庭，以及非营利的志愿组织或第三部门”的高效协同。从管理体制来看，在乡村公共文化事业现行的“县—乡—村”三级管理体系中，党建引领作用在部分地区的发挥仍不充分。同时，部门间存在多头管理现象，且部分基层琐碎文化事务存在管理真空问题。从运行效能来看，部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面临“重建设、轻运营”的问题，农家书屋、文化礼堂等新型文化空间存在“建而不用”“修而不管”的闲置和低效运行状况。公共文化场所闲置、公共文化资源供需错配等现实问题，已成为制约空间活力的共性问题。组织空间的碎片化与人才洼地，使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难以形成持续运转的动力。

交往空间重构的疏离化困境

　　交往空间关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情感联结、价值构筑问题。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交往面临关系原子化与疏离化的双重挑战。一是社会关系疏离。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影响了乡村社会的封闭性，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加剧，进而导致乡村文化实践主体年龄断层;同时，公共空间的精神交往主体流失且传统的人情网络与互惠机制涣散，智媒技术与互联网的普及使乡村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网络趋于松散化，公共文化空间的社会整合和价值凝聚功能随之弱化。二是公共生活萎缩。部分乡村经“千村一面”同质化改造后的公共文化空间淡化了村民的文化归属感与身份认同，传统嵌入生产劳动、节庆仪式的乡村公共交往活动参与度降低，村民身体聚集但精神疏离的状况，导致公共空间的物理集聚未能转化为有效的精神交往与情感交流。

虚拟空间重构的生成性困境

　　虚拟空间是数字技术催生的新型公共文化场域，数字技术在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提供丰富场域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公共文化治理挑战，亟待“通过形塑公共文化空间，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价值认同和文化权益保障”。一是城乡、区域、群体间的“数字鸿沟”加剧文化权利的不平等，部分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面临智能终端匮乏、数字技能不足、网络资费偏高等阻碍，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普惠性目标形成张力。二是资本逻辑裹挟下乡村美好精神家园面临价值认同淡化的风险。短视频、社交媒体等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以流量为导向，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倾向通过算法推送渗透乡村社会，公共理性遭遇算法逻辑侵蚀。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优化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列入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范畴，为在新征程上扎实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指明了方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作为承载村民精神文化需求、传承乡土文明、形塑村民共有精神家园的载体，其建设质量和水平直接关系到村民的精神生活品质和精神共富目标的实现。当前，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虽已得到长足发展，但仍存在广覆盖与空置化的矛盾，出现同质化与不均衡的问题，与匹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所规约的核心目标具有一定距离。因此，应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标导向下优化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资源协同整合、主体力量培育、价值空间重塑、数智技术赋能方面综合发力，以制度创新为支点，构建需求响应机制，激活文化内生动力，形成人才、供给与乡土文化间的良性互哺，为实现村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筑牢阵地。

构建资源整合与民意驱动的协同机制

　　要满足嬗变时代背景下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元精神生活需求，首要任务是实现文化资源的精准投放，建立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逆向调节机制;回应村民切实文化期盼，建立文化需求响应机制。具体而言，可运用问卷调查、群众座谈、实地走访及网络浏览热词抓取等信息收集方式，精准把握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期望与建议，结合不同地区的特定文化需求制订更具针对性的资源供给方案，切实提升文化服务精准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整体性推进需要精神生活系统内外各要素之间、不同层级之间形成有机联动与协同，可通过夯实供需对接机制，形成“需求—供给—反馈”的服务供给优化策略，针对动态变化的村民精神文化需求建立实时调整的供给路径，实现文化建设资源的高效利用，营造可持续的乡村文化发展空间。

搭建引育并举的人才队伍优化系统

　　村民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者和享有者，也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核心力量。但随着乡村“空心化”问题愈发突出，乡村文化陷入主体性消解的困境，乡村文化建设主体动能不足、人才资源匮乏，已成为多数地区实现文化振兴的现实制约性因素。如何基于实际重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动力系统，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可搭建“弹性引进+乡土培育”引育并举的人才队伍优化体系，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提供智力赋能。一方面，通过培育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定向培育本土地方文化传承者，强化组织空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另一方面，通过引进高校学者、文化服务志愿者等人才定期指导、城市社区文化工作者结对帮扶等措施，摆脱乡村文化空间的人才匮乏困境，激发村民自觉建设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内生动力。

重塑文化认同与价值引领的场域氛围

　　舆论空间重塑是推动乡村精神生活发展的建设重点。要增强村民文化归属，需要“以良好的舆论引导构筑美好精神家园”，重构贴近乡土气息的乡村公共文化环境，在情感共鸣中增强村民建设文化空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守好乡土文化根脉的重点是深挖本土文化资源，在保留戏剧杂耍表演、露天电影放映等传统文化服务形式的基础上，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建立“非遗+文创”“文化+旅游”等文化消费新模式，让乡土文化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繁荣的引擎，让本土文化转化为坚实的发展力量，从而推动优质乡土文化入脑入心入魂，真正将乡土文化转化为在地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通过强化文化认同与价值引领等方式，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重构奠定坚实文化基础，使其成为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动力与精神源泉。

打造“数字+文化”融合的发展新样态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必然趋势。一是要建立数字化要素对流通道、搭建数字化资源共享平台，推动优秀文化资源向乡村地区流动与辐射，以技术赋能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的云端下乡和协同共享。二是要借助网络社群、媒体软件等交互式数字平台，以视频拍摄、留言献策等方式，调动网民、文艺工作者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拓宽乡村公共文化的虚拟空间范围。三是要实现公共文化空间的在地性重生，结合AI成像与三维建模等数字技术，建立当地濒危文化的数字化存档资源库，实现文化留存与异地体验的双重目标。四是要在乡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推动数字化服务的适老式改造，通过研发数字文化服务“一键通”终端，提升老龄群体对数字文化产品的可达度，弥合乡村文化发展代际鸿沟;同时，加强数字技术培训与普及工作，突破时空壁垒、共享文化红利，使村民真正成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愿景的建设者与受益者。

　　本文由2022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发展阶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研究”(22MLC007);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推动路径研究”(23CKS026);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江苏经验研究”(2020SJA1335);苏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基金项目资助。

　　作者：舒哲凯 王慧莹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