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城市文明建设已从追求数量达标转向注重内涵提升的重要阶段，如何让市民参与真正助力城市发展，是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现以宁波市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的具体做法为实例，深入探讨其如何通过调动市民积极性推动工作。研究发现，宁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即提出“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的清晰目标，围绕目标改造社区、网络等各类空间场景，激发市民从参加活动逐步发展到参与协商，甚至共同设计项目，让个人、社区和城市均从中获益，这些成果又反过来让最初的目标更加深入人心。宁波的实践表明，当市民真正成为文明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接受者时，城市文明建设就从政府主导的“要我做”转变为社会共同成长的“我要做”，这为我国探索现代化城市发展道路提供了现实参考。

公民参与作为城市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

　　当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快速发展阶段，城市不仅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日益成为展现社会文明程度的关键窗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这意味着我国城市文明建设已进入新阶段，不再仅追求“有没有”，而是更加注重“好不好”“优不优”。让市民真正参与城市治理，调动市民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治理、共同享受的文明建设格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宁波作为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正努力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其探索具有先行和示范意义。该市提出的“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并不只是一句宣传语，而是努力把城市文明建设目标转化为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看得见、能参与、可体验的具体行动。本研究主要采用案例分析法，挑选出30多个具有代表性、创新性和实效性的项目进行深入分析。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迈向“参与式文明”的理论视角

公民参与理论的演进与中国调适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参与的概念逐渐拓展至公共事务协商、合作生产与社区自治等领域，形成了“协作治理”等更具包容性的理论视角(Ostrom，1996)。在中国语境中，公民参与呈现出明显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并嵌入制度框架的特征。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公民参与是在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展开的，表现为“制度性吸纳”与“主体性生长”二者相互影响、共同塑造的独特路径(俞可平，2019)。一方面，国家系统吸收并整合公众意见，体现了对社会力量的有序引导(燕继荣，2017);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空间的不断发展，公众展现出自身的内生动力与主体意识(黄晓春、嵇欣，2020)。因此，研究文明实践中的公民参与，既要关注参与形式与效果，更应着眼于在中国特有的治理结构下，如何实现政治引领、行政推动与社会活力之间的有机结合。

文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治理创新的交汇点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落地的重要机制，也是党和国家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一项富有深意的制度创设。现有研究大致呈现如下路径：一是政治传播与意识形态整合视角，强调其作为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主渠道功能(孙莹，2020;唐庆鹏，2021);二是公共服务与资源下沉视角，关注其在整合辖区资源、打通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方面的作用(王杨，2022);三是组织动员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其如何重构基层动员网络并培育社会信任(李朔严，2023)。上述视角虽具启发性，但尚未完全揭示文明实践在当代中国治理转型中的深层内涵。借鉴“项目制”作为国家治理重要机制的相关理论(渠敬东，2012;周飞舟，2020)，以及关于“行政发包制”与“弹性治理”的讨论(周黎安，2014;黄晓春，2018)，本研究提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可被视为由国家主导推动的“参与式治理实验场”。它并非简单的政策执行或宣传活动载体，而是融合了政治引领、行政推动与社会激活的复合型治理工具。

分析框架：公民参与文明建设的互动模型

　　为系统解析宁波实践，本文构建了“参与—赋能—文明”的互动分析框架。参与(Participation)：关注公民参与文明实践的广度、深度与形式，尤其是从被动“参加活动”到主动“协同生产”，再到主导“项目共创”的谱系转变。赋能(Empowerment)：分析参与过程如何对个体与集体产生赋能效应，包括“个体赋能”和“集体赋能”。文明(Civilization)：考察赋能结果如何反馈并塑造城市文明。本文将其操作划分为四个维度：价值风尚、治理效能、文化生活、社会生态。该框架的核心假设是：有效的文明实践通过精心设计的参与机制，能够实现公民个体与社群的赋能，而这些被激活的社会力量与资本最终将系统性地提升城市文明各维度的质量，形成一个正向增强的循环体系。框架的核心逻辑在于：有效的文明实践通过制度化、精细化的参与设计，能够实现公民个体与社群的深层次赋能，而这些被激活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又将通过行为改变、关系网络重构与公共价值共创等途径，系统性反哺城市文明的各个维度，最终实现可持续循环。

宁波文明实践的公民参与模式：机制、逻辑与多维成效

机制创新：驱动深度参与的三大核心引擎

　　宁波的文明实践并非活动的简单堆砌，而是依托精密机制将潜在的参与意愿转化为持续的建设行动。

　　1.精准触发机制：从“政府配餐”到“群众点单”的需求响应

　　参与的可持续性根植于真实需求的满足。宁波通过“网格民情日志+社区议事会+线上大数据”的立体感知网络，精准捕捉不同群体的“急难愁盼”。例如，“高山快递”项目源于对山区村民网购收货难、农货出山难的精准识别;“银发创视纪”则有效回应了农村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文化孤独”与社交渴望。这种基于真实痛点的项目设计，使文明实践与公民的切身利益和情感需求产生强关联，有效触发了公民参与的初始动机。

　　2.协同生产机制：构建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关系

　　宁波突破了公共服务政府单一供给的模式，创造性构建了多元主体协同生产的“合伙人”模式。党政系统扮演平台搭建者角色，提供合法性背书、基础资源与规则框架;市场主体以“商业向善”逻辑介入;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方法与执行力量;而广大群众则从服务对象转变为直接生产者与提供者。例如，“乐活老闺蜜”咖啡馆由老年志愿者自主运营，“巷弄方程式”中居民共同设计公约、改造空间。这种清晰的权责分工与资源互补，实现了“1+1>2”的整体效能。

　　3.价值循环机制：打造精神、社会与经济回报的复合激励系统

　　为破解志愿服务“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可持续性难题，宁波构建了超越单纯精神表彰的复合激励闭环，将参与文明实践活动转化为可记录、可累积、可兑换的“文明积分”。积分不仅可换取实物或服务，更与个人信用、社区评价挂钩，形成宝贵的“社会资本”。同时，部分项目探索微经济激励，如“共富直播间”的销售反哺、“礼堂司仪”的成本节约分享，使利他行为与合理的利己动机相融。

实践逻辑：品牌引领—场景再造—参与深化—价值共生的

转化链条

　　1.通过品牌引领，实现价值锚定

　　“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是文明实践体系的价值核心与精神旗帜。它不仅是一个宣传口号，更是一套具象化的价值承诺与集体行动纲领，为全市分散、多样的文明实践项目提供了统一的“意义坐标系”和奋斗方向。在这一品牌的指引下，具体实践超越了个别服务与活动本身，成为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文明形态的生动载体，激发了从政府到社会、从组织到个人的价值认同与行动自觉。

　　2.通过场景再造，实现空间赋能

　　围绕品牌内涵与群众现实需求，文明实践对物理空间、社会关系空间与数字虚拟空间进行系统性、功能性的再造与赋能。它将地铁站转化为倡导文明出行的“文明驿站”，将社区闲置角落改造为居民议事互助的“公共客厅”，将传统农村文化礼堂升级为倡树新风的“文明课堂”，并将线上平台建设成供需对接、互助服务的“数字社区”。这种多维度、嵌入式的生活化场景再造，突破了文明实践与传统公共空间的界限，打造了无处不在、触手可及的参与“入口”与“舞台”。

　　3.通过参与深化，实现主体激活

　　在新构建的场景中，依托“需求识别、资源匹配、价值激励”三大机制，引导市民角色实现阶梯式递进与主体性激活。公众从最初被动员的“活动参加者”，逐步转变为公共议题的“协商议事者”、服务内容的“合作生产者”，最终成长为项目的“共同设计者”乃至“主导运营者”。这一过程是公民权利与责任在实践中同步深化、公共精神与行动能力协同成长的过程。

多维成效：文明实践从“软约束”到“硬实力”的转化

　　宁波的文明实践，实实在在地把倡导文明的“软要求”变成了推动城市发展的“真本事”。

　　一是创新管理方式。传统治理模式多以政府单方主导为主，而现代治理更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地铁文明项目为例，公安、运营企业与志愿者协同联动，广大乘客也主动参与秩序维护并建言献策;在社区治理中，居民共同商议制定居民公约、设立“旧物银行”等互助平台，诸多邻里纠纷与小微问题得以在基层就地解决，有效减轻了基层治理压力，提升了治理效能。

　　二是社区关系更加融洽。新时代文明实践突破了邻里隔阂，使不同群体从物理空间上的“住在一起”，转变为情感认同上的“心在一起”。部分社区设立“国际议事厅”，吸纳外籍居民共同参与宠物管理、公共空间使用等基层事务协商，使其真正融入社区共同体;还有项目组织各民族青年共同参与技能学习和公益实践，在互动协作中增进理解、凝聚信任，构建起互信互助的邻里关系。

　　三是文化传承更具活力。历史文化与红色故事不再局限于博物馆与文献记载。部分项目引导青年以年轻化、场景化的方式讲述本地红色历史，让革命精神有效触达当代青年;还有的将传统家训家风融入邻里纠纷调解与家庭文明建设，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决基层治理现实问题，实现古训新用、以文化人。

宁波模式对中国现代文明社会建设的深层启示

　　宁波的实践，其意义远超一城一地，它为思考我国如何构建与现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现代文明社会提供了宝贵启示。

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走向“韧性互动”与“有机团结”

　　宁波实践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韧性互动”模式。国家并非简单地控制或退出社会，而是通过搭建制度平台、设定激励框架、提供初始动能，有策略地“催化”和“赋能”社会内在活力的生长。社会力量则在国家提供的合法空间与资源支持下蓬勃发展，并承担起公共服务递送、社会矛盾化解、文化价值传承等传统上由政府承担的部分职能，实现了对国家的“功能性补充”与“治理性赋能”。

重新定义“文明”的价值：从治理成果到核心发展资本

　　宁波将“文明”从城市管理的“成本项”和需要维护的“成果项”，战略性重构为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资本项”。一个拥有“车轮食堂”般温度、“静默花开”般包容、“巷弄方程式”般自治活力的城市，其产生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新力构成了难以复制的“软实力”和“软基础设施”。这启示我们，在现代城市竞争中，基于信任、合作与认同的文明生态可能比硬件设施和优惠政策更具根本性和持久性。

宏观叙事与微观实践的有效缝合：构建“可经验的共同体”

　　“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的成功，关键在于将“文明中国”这一集体想象，分解、转化、植入无数个具体而微的社区项目、互助故事和个体成长叙事。市民在参与“礼堂司仪”倡导的简约婚礼时，在担任“人亚薪火π”志愿讲解员时，在“国际议事厅”发表意见时，不仅能解决具体问题或获得服务，更能亲身体验和建构“文明中国”的内涵。这种通过共同实践增强集体认同的方式，比单向的宣传灌输更为深刻、持久，它为在超大规模与高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中，如何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并使之坚实可感，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结论与展望：迈向以公民参与为核心的文明发展新范式

　　本研究通过对宁波文明实践的深度剖析，揭示了公民深度参与是城市文明从“行政塑造”的外在规范迈向“社会内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宁波探索的“价值引领下的场景化精准赋能”模式，成功将市民从文明建设的“旁观者”与“对象”，转化为积极的“参与者”“共创者”“享有者”。这一过程不仅获得了可观的治理、文化与经济成效，更在深层次上培育了现代公民精神，增进了社会信任，优化了国家与社会互动模式。

　　宁波实践面临的参与深度不均、区域发展不平衡及专业支撑不足等挑战，是当前全国文明实践与城市文明建设中普遍性课题的缩影。面向未来，构建更高水平的中国现代文明社会，需在以下维度协同深化。一是推动公民参与从机制化向制度化、程序化纵深发展，将公众咨询、协商议事、项目共决等实质性参与环节系统嵌入基层公共事务决策、执行与评估的全过程，使其成为治理体系的标准构成而非临时点缀;二是着力培育专业化、可持续的社会支持生态系统，通过大力扶持专业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发展公益创投基金与第三方评估机构，为文明实践等社会创新提供持续的人才、资本与智力支持;三是深化数字赋能与人文价值的融合设计，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坚守“科技向善”与“包容性发展”原则，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促进社会公平、增强人际联结、降低参与门槛的赋能工具;四是构建跨区域、跨层级的文明对话与经验转化网络，鼓励将宁波等地的有效探索进行理论提炼与标准化转化，形成既具地方特色又可适配推广的“中国方案”组成部分，从而实现从局部创新到系统进步的跃升。

　　一座城市的文明高度并非仅由地标建筑与经济数据定义，还由城市的每位普通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尊严感、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感、在共同成长中的获得感铸就。宁波的探索启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征程，其最动人、最坚实的文明底色，正蕴藏于无数个“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中。培育并壮大这种自下而上的、有机的文明生长力量，是塑造充满活力且和谐有序的现代文明社会的关键所在。

　　2023年宁波城市文明研究院课题“公民参与视角下志愿服务赋能城市文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项目编号：HK2023027)。

　　作者：詹斌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