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媒体的发展和普及，给期刊编辑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促使编辑工作方式在诸多方面开始转变。例如，市场调研方式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稿件审阅和筛选借助新媒体拓展了更多形式，新媒体为编辑加工、整理及校对等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然而，无论编辑工作方式如何转变，新媒体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进行推广，若编辑完全依赖新媒体，忽视自身能力的锤炼，则可能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电脑技术与互联网事业的飞速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与期刊编辑工作相关的业务范畴，正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悄然发生改变。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与普及，信息传播更加快捷，尤其是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给期刊编辑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新媒体给期刊编辑工作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媒体并非尽善尽美，不可对其全然依赖。因此，期刊编辑应在传承传统优良工作方法的基础上，善用新媒体，让其为编辑工作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选题策划与组稿约稿

　　做好市场调研，旨在更好地服务期刊编辑的选题策划，更好地回应学术前沿问题，从而更精准地服务读者、服务社会。随着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期刊编辑开展市场调研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调研读者群体，探索市场需求

　　传统的调研方式主要依靠“脚力”实现，联系读者进行市场调查研究，或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或通过到期刊、邮政部门查阅订阅档案进行调研等，从而做好市场细分、读者细分，了解市场需求，使市场调研更具针对性。传统的调研模式耗时较长，结果往往过于滞后。新媒体的应用使得市场调研的方式更加多样，如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朋友圈等能快速、直观地获取市场信息，为选题策划和组稿约稿提供了较为前沿的信息支撑。然而，网络调研存在诸多弊端，基于虚拟网络收集的问卷数据，往往带有片面性与不真实性，如网上调查问卷发送的对象一般是“朋友圈”，而朋友圈里大部分是与调研者相关的专业学者和“圈内人”，与专业不相关的人员很难参与，还有部分被调研者填写的数据并不真实，无法满足调研需求，导致得出的结论不够准确。随着新媒体的应用，大数据分析可以更加精准地总结出读者关注的对象，了解读者的最新需求，是当前较为科学的方法。期刊编辑可联合网站等平台管理人员开展大数据分析，进而产出与之匹配的专题策划方案。然而，传统的调研模式并不能全盘放弃，虽然此模式较为笨拙和滞后，但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往往可以知晓读者的真实需求。因此，调研读者市场要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抓住调研本质，同时利用新媒体的快捷性与便利性，更好地挖掘读者需求。

分析作者群体，保障稿源质量

　　拥有广泛的作者群，并维护好与作者的互动关系，是期刊质量的重要保障之一。作者的自发投稿是传统模式的主要稿源，而约稿主要体现在编辑向自己熟悉的专家约稿，或在参加学术会议时认为学者观点较为新颖独到，故而向其约稿等。约稿具有针对性，而自发来稿可以扩充稿源。随着新媒体的应用，组稿约稿增加了许多新渠道。例如，通过中国知网等网站刊发作者的论著检索作者信息，或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将某个时期某位作者所撰写的内容进行分析，得出此作者研究的内容，从而为专题组稿约稿等提供方向。编辑与作者的沟通渠道日益多元化，如通过电子邮件、网站留言等与作者取得联系。然而，依托网络开展的沟通往往止步于表面交流，既无法深入洞悉作者的真实创作思路与内心想法，更难以构建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信任联结。长此以往，作者对编辑和期刊心存疑虑，实属情理之中。传统的会议组稿约稿，或向熟悉的专家约稿等，能让编辑与作者产生更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便于取得对方的信任。例如，“1931年赵景深在北新书局编《青年界》，因为稿荒，向老舍求援。他的约稿信上只有一个大大的‘赵’字，并且用红笔圈起来。老舍见信心领神会，立即复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并随信附上短篇小说《马裤先生》”[1]，这次约稿被视为文坛佳话。赵景深和老舍是交往甚密的朋友，对于老友的一个字约稿，老舍自然心领神会。因此，若要得到作者的稿件，既需和作者成为朋友，也需了解作者的研究方向。同时，编辑要善用新媒体工具，高效开展组稿约稿工作，为期刊高质量发展提供快捷通道。

抓住重点热点话题，做好选题策划

　　新颖独到的选题策划，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期刊编辑在做选题策划时，不仅要及时准确地抓住热点话题，还要对专业或地方文化等相关内容准确把握。例如，笔者所在的南阳师范学院主办的《南都学坛》编辑部策划了“汉代文化研究”专栏，至2025年第6期已连续出版204期，在期刊界、学术界都得到了好评。“汉代文化研究”专栏主要围绕南阳地方文化特色进行策划，将其文化内涵进行深入发掘和广泛传播，同时将有关汉代文化的研究囊括在内，为研究汉代文化的学者提供了学术阵地。对现实问题的把握是期刊选题策划的重点，如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是一件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历史学栏目、政治学栏目、经济学栏目等都要以此为契机进行专题策划。总之，做好选题策划，不仅需编辑利用大数据分析当前的热点重点问题主动出击、提前谋划，还需编辑不断地学习补充专业知识，并进行实地调查研究，选择民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专题策划。若仅依赖网络热词策划选题，可能已成为其他期刊的专题内容，即便未被抢先布局，等完成组稿约稿的全流程，热点也早已降温褪色。

稿件审阅和筛选

　　期刊编辑审稿，是稿件能否进入出版环节的关键阶段。《出版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出版实行编辑责任制度，必须健全和完善“三审三校制”。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稿件的审阅与筛选等有了诸多辅助手段。

选用高质量稿件，提升期刊影响力

　　高质量稿件不仅可以提升期刊影响力，也可以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新兴媒体的发展不仅不会让“内容为王”过时，反而更加凸显“内容为王”的珍贵[2]。如今，在信息量激增的时代潮流下，如何将有价值、有品质的信息从海量信息中梳理出来，成为一项亟待重视的课题。对此，编辑可以借助网络系统的自动检测功能，重点排查重复率高的稿件，这能大幅提升不合格稿件的筛选效率。然而，网络检测并非绝对精准，如抄袭未上网的图书(特别是珍本、孤本)与期刊内容、抄袭外文著作将其翻译成中文、通过修改语言顺序和词语进行改写，以及直接由AI生成的稿件等，往往都能通过重复率检测。此外，部分期刊编辑部将重复率20%作为稿件优劣的标准，事实上这种方式简单粗暴，如有些综述类、文献类稿件等由于引文较多故而重复率较高，但这类稿件若观点新颖独到，仍不失为优秀稿件。总之，编辑需要坚持内容质量优先原则，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练就“伯乐相马”的眼光，遴选并刊发选题精良、观点新颖的优质稿件，提升期刊的影响力。

以政治高度辨明稿件，严把意识形态关

　　意识形态导向正确是学术期刊的基本底线。若在稿件加工校对中发现各类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编辑要以相关的政策规定为依据，严把意识形态关，守好意识形态阵地。运用新媒体可以精准指出部分常识性错误，但对一些隐形的、模棱两可的表述却无法识别。同时，随着AI技术的发展，一些看似逻辑通顺实则凭空杜撰的内容层出不穷，这类“一本正经的胡编乱造”，各类新媒体检测技术难以精准识别。编辑如果完全依赖新媒体的技术检测而不加斟酌，意识形态底线就难以守住。因此，编辑需要提高政治站位，并通过持续学习把握稿件内涵。编辑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还要学习政治理论知识，如《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党的二十大报告及历次全会公报等典籍与官方文件。此外，编辑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政治纲领性文件精神，坚决剔除各类不良信息。面对模棱两可的问题，必须依托权威典籍与官方文件进行核查确认。

博览群书，熟悉相关专业知识

　　编辑只有掌握相关专业知识，才能更好把握稿件的优劣。例如，对于历史学专业的稿件，编辑如果未掌握历史学专业知识，那么就很难把握历史稿件的优劣。若作者援引野史、传说或已被证伪的史料来论证史实，而编辑未能及时甄别并纠正，最终导致此类稿件刊发，难免会贻笑大方。随着现代科技手段的发展，读书的渠道日益多元化，虽然纸质图书仍是读者的主要阅读载体，但网络读物与电子书等已成为大众青睐的阅读形式，尤其是那些难以寻觅的史籍，读者可以通过查阅电子版或原版扫描版的方式获取，从而有效拓宽阅读范围、增加阅读量。需要说明的是，当前，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电子书并非认真完整地阅读，而是利用电子书检索工具，只需输入关键字词，便能从中检索出自己想要的内容。李根蟠先生认为：“不管电脑检索如何方便，它代替不了读书……在信息时代，认真读书仍然是做学问最重要的基础。”[3]关键字词有时只是表面内容，需要结合上下文或全文理解其内涵。因此，编辑只有不断提高专业知识水平，才能识别作者撰写稿件的优劣。

编辑加工整理与校对

　　编辑加工整理与校对是对稿件的进一步完善，以确保稿件内容的准确性和权威性。编辑不仅要对稿件进行文字、语句修改，还要将自身的观点见解与创意思考融入稿件，这就需要编辑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编辑素养。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编辑加工整理与校对稿件提供了诸多辅助手段。

人工智能在编辑加工整理中的弊端

　　编辑加工整理的职责在于提升已采用稿件的质量，使稿件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均严格契合出版的相关标准与规范。其主要内容包括：提出修改意见;对稿件内容进行匡正、修饰和润色;使稿件的逻辑更为严密、体例更加严谨;使稿件的语言文字更加规范、通达等。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AI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辅助修改部分简单语句等，但也存在“一本正经的胡编乱造”的问题。因此，很多期刊明确要求作者不能用AI进行创作，且编辑也不能用AI进行审稿。事实上，部分作者和编辑未能坚守这一要求，很多稿件是通过AI技术写作或审稿的。编辑需对AI技术审阅的稿件提高警惕，切不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因此，编辑最终还需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编辑素养对稿件进行把关，“编辑加工整理也能独具慧眼，妙笔生花，哪怕只是一字一词的改动，也能改得恰到好处”[4]。当然，AI技术作为辅助手段已在编辑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一点无疑值得肯定。

新媒体助力编辑校对稿件中的常识错误

　　《图书质量保障体系》规定“坚持责任校对制度和‘三校一读’制度”，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中规定，“期刊编校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二，其编校质量为合格;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二的，其编校质量为不合格”。校对是一项较为繁杂且重要的工作，随着新媒体技术逐渐运用于校对工作，校对效率也得到较大提高。黑马校对等校对软件给编辑校对工作带来了诸多便利。黑马校对可以将常用俗语、成语中的错误校对出来，如稿件中将“美轮美奂”误写作“美伦美奂”，黑马校对会给予提示，编辑便可将其改正。然而，黑马校对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如稿件中有“汉代创立的科举制对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等错误描述，它就难以甄别，毕竟科举制并非汉代所创，而是始于隋朝。对于这些史实性错误问题，黑马校对等软件缺乏识别能力，这需要编辑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才能将作者稿件的史实错误给予纠正。同时，新媒体对版式的错误缺乏敏感，“这种差异大都是由于照排录入、排版时造成的，校对时就要对没有按照版式设计的基本要求和规则排版的及时予以纠正。”[5]此外，不少错误是新媒体编辑软件等工具无法自动修正的，必须由人工校对人员逐一把关，如孤字成行、字体字号使用错误、标题分行割裂词义及助词连词分行错误等问题。

电子文献资源助力引文文献校对

　　所谓的电子文献资源，一般是指通过电子形式存储的文献资源，包括网上新闻、原版书电子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纸质书籍已经被扫描成电子资源，如通过中国知网、读秀、国学数典等网站可以阅读下载原版的期刊、书籍等，电子资源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资源。对编辑而言，电子资源是核对引文文献的重要资源，为校对提供了极大便利。例如，稿件中引用中华书局1959年版的《史记》，编辑只需找到该版本的电子文献资源，并定位到对应页码，就可以有效核对引文文献。随着电子文献资源的发展，编辑所需储备的文献资料随之增多，校对的效率也会明显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单个编辑所能收藏的典籍数量有限，故而要和其他编辑或作者互通有无，尽可能扩充典籍储备并收集多版本文献。需要说明的是，编辑想囊括所有的文献资源，既不可能也不现实，特别是一些珍贵古籍等，一般难以寻觅。

　　总之，新媒体的广泛运用给编辑的工作方式带来了巨大转变，且这种转变往往是正面且积极的。然而，新媒体在带来便利和快捷的同时，仍无法完全取代传统模式的诸多优点。因此，编辑需立足传统模式，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利用新媒体带来的便利与高效。期刊编辑更不能以新媒体为借口，荒废了专业知识的学习。随着编辑的专业知识逐渐走向“高、精、尖”，其策划选题能力、审稿能力、校稿能力均会显著提升，进而带动期刊水平蒸蒸日上，为读者奉献出一部部精美的作品，让读者的知识在阅读期刊中得到提升，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作者：孔永红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