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非遗保护与传承带来新契机，促使其从静态记录转向以数字记忆为核心的动态、参与式文化重构。现基于数字记忆理论研究及其技术批判视角，以江苏非遗数字化实践为对象，通过剖析江苏非遗的地域文化差异，探索非遗数字化体验升级与生产主体网络化拓展的生成路径，辩证探讨其对非遗文化肌理的三种重塑范式。研究表明，非遗数字记忆的建构是一个在技术赋能与文化本质之间寻求平衡的动态过程，可为非遗在数字时代的活态传承、创造性发展提供兼具理论深度与在地化经验的思考及镜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承载着民族文化基因与集体记忆，是维系文化认同的核心纽带。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突出了非遗保护在全球文化共同体构建中的关键地位。此背景下，我国积极响应国际号召，将非遗保护工作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并将其视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抓手。然而，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的双重冲击下，非遗的生存环境日益严峻，其固有存续空间被挤压、市场需求持续萎缩、传承人才断层问题突出、技艺传承链岌岌可危。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非遗保护带来新契机，推动保护范式从静态记录向动态建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是对技术手段的革新，还深刻改变了非遗集体记忆的生成、存储与传递方式。因此，本研究旨在超越简单的技术赋能论述，通过深入剖析江苏非遗数字记忆的生成路径及其对非遗文化肌理的重塑范式，探寻在数字时代实现非遗活态传承与创造性转化的平衡点，为构建兼具技术效能与人文内涵的非遗保护体系提供理论参考及实践镜鉴。

研究综述

记忆理论的迭变与发展

　　1925年，哈布瓦赫首次阐明集体记忆的概念，强调记忆需在个人与集体的动态关系中形成，该理论为研究集体记忆的载体提供了社会建构性基础。20世纪90年代，诺拉将记忆与具体空间、图像等物质载体绑定，提出“集体记忆存续依赖物质载体”的核心观点，凸显了物质载体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阿斯曼将集体记忆进一步细分为通过代际间符号化传承构建身份认同的“文化记忆”与依赖人际互动维系社会联结的“交往记忆”，二者共同深化了集体记忆的理论体系，为分析不同社会形态的记忆机制提供了全新研究框架。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等数字浪潮的蓬勃兴起，集体记忆与数字技术之间产生了双向互动，数字记忆作为一种新型文化传承形态应运而生。它是特定对象的历史文化信息向数字空间迁移、再现而形成的记忆形态，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技术，对社会文化记忆进行分选、加工与数字化储存的新型文化赓续方式。2010年，冯惠玲首倡构建“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并于2020年创造性阐释了“数字记忆”与“数字宫殿”的理论关联。周耀林、刘晗通过多元主体协作、云端资源整合与跨领域协同，进一步提出“参与式共建”和“网络存储”的路径，为实现非遗文化叙事脉络与传承路线的可视化提供了理论框架。郭子淳的“具身交互叙事”理论则从认知科学视角切入，强调身体与环境互动在非遗记忆构建中的核心作用，为数字技术赋能非遗活态传承提供了认知维度的支撑。

理论应用的批判性视角

　　多元学术理论为当代非遗传承提供了理论指导并开辟了新路径，但技术的工具理性与非遗文化主体间的张力也日益凸显，暴露出技术应用与文化传承间的结构性矛盾。2024年，美国哈佛大学Rebecca Copeland博士与Michael Chen教授联合开展的记忆研究指出，数字存储虽能实现人类文化的长期保存，却易陷入“负面倾向(Negative Bias)”的困境，即技术对文化符号的机械截取与标准化处理，会对非遗传承所需的价值导向体系构建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引发文化意义的碎片化。常国毅和马知遥则通过田野调查进一步揭示了数字技术的介入可能导致非遗“灵韵”流失，即通过技术解构非遗技艺中蕴含的情感张力，会导致非遗传承过程中情感联结、审美体验等“灵韵”成分出现“空心化”，进而造成其精神内核的消解。

　　上述梳理了非遗数字记忆构建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有助于厘清其学术脉络与现实难题，即人依靠记忆维系社会存续，记忆对于人的意义重大。数字记忆会重构文化记忆，借助相关技术完成从载体到数字空间的认知转变，为非遗传承提供新路径。同时，非遗传承需协调人的主体性与技术的工具属性，在数字赋能和文化内核守护间寻求平衡点，构建兼具技术价值与人文温度的数字记忆体系，推动非遗长效活态传承。

江苏非遗保护现状

非遗资源及特征

　　江苏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是物产丰饶、文化底蕴深厚的“鱼米之乡”，其非遗资源类别丰富，涵盖传统表演、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六大非遗门类，并已形成层级分明的保护体系。截至2025年，江苏省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1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2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66项和2733项市级非遗项目。从资源特征看，江苏非遗呈现三大典型特征：一是门类完整性，二是代际延续性，三是产业耦合度高。从“非遗+旅游”视角看，江苏已进入“初步融合阶段”，整体耦合协调度约在0.5—0.6之间，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在非遗数字化实践过程中，江苏更是积极探索“非遗+”模式，既拓展了非遗传承渠道，也增加了就业岗位，达成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地域文化表征差异

　　空间是客观存在的自然与社会场域，地方则是通过人类感知、情感与记忆建构的意义载体。这种以“地方经验”为切入口的认知过程，揭示了非遗分布不仅是自然条件与经济基础的客观映射，还是集体记忆在特定地理空间中的情感投射。从恋地情结理论视角审视，江苏非遗地域分异，本质上是地方情感记忆的具象化表达：苏南地区凭借经济优势和深厚历史记忆，形成高密度非遗聚集，利用数字叙事和虚拟现实将“地方记忆”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体验，适配率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苏北地区因自然与社会发展较为滞后，非遗呈散点分布，数字化多停留在静态展示，缺乏完整的数字记忆链。这一差异印证了段义孚所言“地方是记忆的容器”的论断，即非遗不再是单纯的技艺或表演，而是嵌入地方文化社会的活态符号。

　　进而言之，这种地域分异与区域文化基因密切相关。苏南地区依托太湖流域稳定的自然生态与长期安定的社会环境，形成“精细审美”的表达范式。以苏州评弹为例，其雅致韵律、细腻指法，与江南崇文风气及水乡生活形成互文。评弹艺人在茶馆酒肆的表演，既是评弹技艺的呈现，也是集体记忆的传递，而数字化实践中对茶馆场景的虚拟还原、唱腔的多轨音频解析，也呼应了这一审美基因。与之相对，苏北地区因历史地理因素形成了粗犷交融的文化基因。其数字化侧重完整记录表演流程与技艺步骤，呈现形式虽缺乏精巧性，却保留了民俗活动中集体参与的原生形态，如庙会中淮剧表演与民间祭祀的联动记录，完整留存了地域文化中饱含真情的“交往记忆”的内核。江苏非遗区域分异具体如表1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地域差异并非绝对的割裂，而是在江苏非遗保护的整体框架下形成互补。苏南地区的非遗数字化创新为全省提供了技术范式与体验模板，其“文化基因检索”“具身交互”等设计思路，已逐步向苏北地区部分条件成熟的非遗项目辐射;而苏北地区对非遗原生场景与交往记忆的坚守，也为苏南地区的非遗数字化实践提供了“文化原真性”的参照，避免了因技术过度介入导致的文化失真。这种“多元共生”的地域保护格局，既尊重了江苏非遗的地域文化特质，也为构建江苏省非遗数字记忆体系奠定了差异化基础。

江苏非遗的数字记忆生成路径

　　1.记忆载体数字化“体验升级”

　　数字技术让非遗记忆载体从静态存档变为动态叙事，完成“记录成品到还原工序、实体储藏到虚拟复刻”的模式革新。在江苏实践中，对苏州缂丝、南京云锦等传统技艺类非遗的保护，已超越对成品的高清记录，转而通过动作捕捉、三维建模与流程仿真技术，系统解构“通经断纬”等核心技艺的操作流程、决策逻辑与身体经验。这种动态叙事兼顾显性技艺与难以言传的默会知识，整合多元信息形成多模态数字资源，打造可交互实操的数字记忆。受众能在虚拟空间中复刻工序、感知工艺内核，实现诺拉提出的“记忆之场”由实体空间向数字空间拓展延伸。

　　2.数字记忆生产主体的网络化拓展

　　非遗数字记忆的建构逐渐超越文化机构主导的单一模式，形成多元主体协同的开放式网络。江苏通过参与式共建机制整合多方力量：官方机构负责顶层设计、标准制定与资源整合，技术企业提供VR/AR场景构建、数据可视化等支持，非遗传承人、社区民众及爱好者则通过口述记录、影像拍摄、实践分享等方式成为记忆内容的生产者。网络化协作不仅能丰富记忆素材、拓宽记忆创作权限，还能将单向采集展示模式转化为公众参与共创的循环体系。此外，短视频、直播平台以生活化互动传播塑造的数字交往记忆，进一步强化了非遗在社会网络中的联结作用。

　　3.记忆由线性传播向纵深沉浸式转型

　　数字技术依托虚拟场景与沉浸式体验重塑非遗记忆传播模式。江苏多地运用AR技术复原民俗活动场景，在实体展陈中叠加动态信息，以虚拟复现与数字孪生技术构建古镇街区，打造出具有“时空压缩”特征的文化体验场域。受众可突破地域与时间限制，依托多感官交互参与内容叙事，契合具身交互叙事理论，从被动观看转变为主动建构非遗认知。沉浸式体验可弥补数字化留存产生的情感隔阂与文化灵韵流失，以身体感知赋予数字记忆情感价值，让非遗传播从单向知识输出转变为共通经验传递，贴合非遗活态传承的体验内核。

数字记忆对非遗文化肌理的重塑

　　一是文化符号的提炼、重组与再编码，即将复杂的文化实践分解为可识别、可解构的图像、音频、文本与数据等离散元素。该过程必涉及对非遗原生文化肌理的提炼与选择，如将苏绣等非遗的复杂实践，拆解为色彩参数、运针数据等技术可处理的离散元素，既留存苏绣的美学精髓，又使其适配数字传播与二次创作。然而，该方式潜藏着技术逻辑趋于标准化、模块化，以及导致非遗中模糊不清、情境依赖与难以量化的部分(如即兴调整的针法、创作者的情感寄托等)被简化、忽略的风险，即数字记忆可能呈现为一系列精美但孤立的文化符号集合，削弱了文化符号的内在联系与整体语境。如何保留其“上下文”与“不确定性”，是维系非遗文化肌理完整性的关键挑战。

　　二是接纳官方与民间叙事权的博弈平衡，使数字记忆平台成为开放表达场域，成为不同叙事主体表达与博弈的空间。官方主导的数字工程(如“全景江苏非遗”数据库)聚焦非遗历史美学与国家认同价值，叙事严谨权威，具有典范性。而民间自发的数字记录(如抖音、哔哩哔哩平台上的非遗手艺人日常或科普视频)，则侧重传承艰辛、个人感悟及与当下流行文化的创意融合，更具个性化与趣味性。这两种叙事并存互动，或互为补充，或因解读差异产生张力，反映出非遗在当代社会意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动态性，印证了数字记忆是持续进行意义协商的论坛。因此，政府需在保障事实准确的前提下，构建健康、开放、多元的数字记忆生态，助推非遗文化肌理的解读跃迁。

　　三是在数字场景中再造非遗情感认同，实现地方性的持守与超越。非遗深深植根于特定地方环境与文化生态，跨地域传播需维系其地方性内涵。江苏成功的非遗数字记忆项目均利用数字技术强化而非消解地方性：借助高清地理信息系统(GIS)精准锚定非遗位置，虚拟复原技艺流程，模拟地域特有声音、气候，嵌入方言、传说等背景信息，构建专属的“数字地方感”。这种经媒介再现的体验，可唤起当地受众的地域情感与文化认同，既能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导引，激发公众实地探索的兴趣，也能向无法亲临的外地受众传递地方文化价值，在更高维度持续增强非遗承载的地方情感与集体认同。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作为民族文化基因核心载体的非遗，既面临风险也迎来机遇。本文以江苏为场域，基于数字记忆理论研究及其技术批判视角，探索了地域文化差异与数字化适配路径，揭示了非遗数字记忆建构中技术逻辑与文化逻辑间复杂而辩证的互动关系。本研究通过解构江苏非遗数字记忆的生成机制与空间实践，展现了技术赋能作用下非遗活态传承的复杂图景：数字记忆既是对文化基因的转译性保存，也是对文化意义的创造性重构。其核心在于构建延续文化脉络、融入当代生活的可持续记忆生态。未来，非遗数字化保护应超越工具理性，走向科技人文融合，平衡技术效能与人文价值，实现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共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可为世界非遗的数字化存续与演进提供镜鉴的范式，推动非遗在数字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用典中的江苏文化传承发展研究”(24ZXZB010)。

　　*通信作者

　　作者：郑蕊蕊 戴琳熙 魏思懿 刘志刚 姜春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