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1956年)(以下简称“过渡时期”)，图书馆完成了从传统藏书楼到现代公共文化机构的根本转型。陈颂在《图书馆学引论》中构建了该时期的理论框架，指出图书馆肩负着大众教育与科研服务的双重使命。她批判了早期偏重大众化的倾向，前瞻性地提出通过全国规划与分工协作构建国家图书馆体系。这一时期确立的人民性、服务性与统筹发展原则，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过渡时期是中国图书馆在历史断裂与延续中，向社会主义新型文化机构进行根本性转型的关键阶段。伴随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与国家建设的全面铺开，以往以“藏书楼”为代表的图书馆形态，其功能定位与组织模式已无法适应新的要求，图书馆的角色与功能亟待重新定义与发展。

　　作为近代中国自主培养的著名女性图书馆馆员，陈颂的《图书馆学引论》系统总结了过渡时期图书馆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并试图构建一套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契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体系。本文以《图书馆学引论》为核心文本，深入剖析过渡时期图书馆如何在理论创新、实践探索与体系构建中完成功能重塑与转型。

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新图书馆学的起步与构建

　　过渡时期图书馆事业的转型是将旧有侧重版本考据与文献保存的“藏书楼”理念转变为以服务人民、服务国家建设为核心的新图书馆学理论体系。

指导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从“知识私有”到“文化公有”，这一转变的核心是从“为藏书”到“为人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全国范围内提出的“乡乡有图书馆”“社社有图书馆”成为全国农民的普遍要求和上下一致的奋斗目标。陈颂在《图书馆学引论》开篇中明确指出，新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对国家的重大意义，是人们获取知识、文化、教育的不断泉源，是推进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与者[1]。这一论断确立了图书馆的公共属性与社会职能。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化为人民所有”的思想成为理论基础，图书馆被重新定义为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有力工具和提升人民文化水平的重要场所。这意味着图书馆的收藏原则、服务对象和工作方法都发生了改变。

新图书馆学三大任务的系统阐释

　　为构建新图书馆学，陈颂提出了如下可操作路径。

　　一是继承与本土化。陈颂强调要对“中国图书馆学遗产”进行整理，但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加以批判地接受”，其最终目的是“建立切合中国实际的图书馆学”[2]。陈颂深知，新中国图书馆学不能凭空而起，必须扎根于中国深厚的文献管理传统。她主张系统整理从古代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的演进脉络，提炼其中符合现代图书馆精神的合理内核。

　　二是学习与借鉴。她明确指出“学习苏联图书馆学的先进经验是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因为苏联提供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图书馆事业的现成范式。这虽反映了当时的国际格局，但陈颂的思考并未因此狭隘。陈颂在强调“向苏联学习”的同时，特意为日后吸收更广泛的国际经验预留了空间，指出应批判性地吸收各国图书馆学的长处。

　　三是研究与总结。陈颂特别强调理论必须源于实践，她号召学界深入研究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从群众实践中提炼规律性认识。她还强调要系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图书馆事业的成败得失，将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再用以指导实践。

与苏联模式的辩证关系

　　在学习苏联的热潮中，陈颂认为苏联图书馆学是以苏联图书馆事业为题材的，我们学习它，主要是学习其立场、观点、方法。所以，中国的图书馆学“必须以中国图书馆事业为主要题材”[3]。在课程设置方面，她主张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化的基本理论和我国过渡时期的文化教育融入课程体系，这种中国化的自觉使得这套理论虽师法苏联，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双重使命：角色定位的辩证统一与实践张力

　　在全新理论指引下，过渡时期的图书馆被同时赋予大众教育与科研服务这两种存在内在张力的使命。如何平衡与协调这两种使命，成为贯穿这一时期图书馆实践的主线。

大众教育与文化普及使命的全面展开

　　大众教育的目标不仅是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知识，更深层次的目标在于教育人民，提高人民政治觉悟。1951年，郭沫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指出：提高全国人民政治觉悟，提高全国人民文化水平……教育的中心方针是为工农服务，为生产服务[4]。图书馆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政策和方针的重要场所。

　　为实现“书香下乡”，全国开展了“乡乡有图书馆”运动，工厂、部队、街道的图书室蓬勃发展。陈颂系统论述了“对待读者工作”，包括“个别指导”“群众工作”和“儿童阅读指导”。最具时代特色的是各种推广工作，如“流动图书站”“送书上门”和“图书箱”制度，这些措施突破了图书馆的建筑边界，将书籍直接送到田头、车间和营房。

　　1956年，全国基层图书馆(室)的数量和图书流通量迅速增长。据陈颂统计：“解放初期我国仅有各类图书馆二千余所……1956年，我国有各类大小图书馆约三万所。工会、农村图书馆的蓬勃发展，使图书和知识更加接近工农群众。”[5]这标志着图书馆从知识特权的象征转变为“人民的终身学校”，深刻改变了知识传播的格局。

科学研究与为经济服务使命的凸显与调整

　　随着“一五”计划的推进，服务于国家工业化与“向科学进军”的战略需求变得紧迫，图书馆的科研服务功能亟待加强。

　　在社会主义图书事业实践初期，存在将“普及”与“提高”对立的片面认识。1955年，原文化部《关于加强与改进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指示》着重强调，公共图书馆是对人民进行宣传教育的文化事业机构，应广泛开展图书流通和阅读指导工作，其服务对象应是广大的各阶层人民。其中并未清晰指出图书馆与服务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只强调了图书馆的大众化和群众性。

　　陈颂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扭转图书馆“藏书楼”的作风，强调图书馆普及文化的任务是十分正确的，对图书馆新作风的形成和新方向的确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阶段，在整个国家投入科学研究高潮的时期，图书馆若还停留在普及和流通图书层面，那就落后于时代了[6]。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现状，指出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是我们党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报告指出，“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感觉缺乏必要的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以至工作效率很低”“许多拥有大量图书资料的单位，没有充分重视这些宝贵财产，没有派适当干部进行整理，因而使一些专家不能够利用这些图书资料进行研究”[7]。报告结论中提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8]

　　基于此，陈颂提出分层服务体系的构想：国家级图书馆应成为“国家书库和书目中心”，侧重为科研服务;省市大型图书馆应“兼顾普及与提高”;县区级及基层图书馆(室)则应以普及工作为主。

　　在图书馆服务经济的实践上，各地图书馆积极响应，服务模式从被动提供转向主动嵌入。例如，鞍山市图书馆从1953年起配合技术革新运动，主动将工业技术图书送到鞍钢各工厂车间，开展各种辅导形式，使工人通过书本获得启发，提出合理化建议，进而改进工具和工作方法，提高生产效率[9]。哈尔滨市图书馆则深入“工厂工地”，建立技术服务点，与工程师“结对子”，以解决具体的技术难题。

体系构建：从分散经营到“全国一盘棋”的战略规划

　　在数量激增、服务普及的表象之下，一个各自为政、缺乏协同的“百家争鸣”局面正在形成。这种分散经营的模式，不仅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效率的普遍低下，更严重制约了图书馆事业整体功能的发挥，难以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陈颂深刻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宏观调控。因此，在《图书馆学引论》中，她将构建全国性的协作体系作为核心议题之一，力图推动图书馆事业从“分散经营”的初级阶段，迈向“统筹协作”的现代化阶段。

问题的具体化与严峻性

　　陈颂在《图书馆学引论》中具体揭示了当时图书馆事业的混乱局面。

　　一是“藏书积压与短缺并存”[10]。一方面，大型图书馆，尤其是接收了旧有藏书楼遗产的图书馆，其古籍善本、外文期刊堆积如山，受人力、物力限制，长期无法整理编目，沦为“死书”。这些沉睡的文献本应是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宝贵资源，却成为仓库的负担。另一方面，广大基层图书馆、工厂图书室和农村图书室陷入“无书可读”的困境。这一局面使得知识传播的链条在末端断裂，违背了文化普及的初衷。陈颂指出，这本质上是国家文献资源未能实现有效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现。

　　二是“目录混乱”。各图书馆编目规则不一，读者检索困难;在前数字时代，目录是读者通往知识宝库的唯一路径。然而，当时全国各图书馆采用的分类法、著录规则五花八门，缺乏统一标准。这导致了一个致命后果：一位读者在北京市的图书馆查到的书目，在上海市的图书馆可能完全无法对应，检索系统失去了跨馆通用的可能性。陈颂将此形象地比喻为“语言不通”，全国图书馆仿佛说着各自的“方言”，无法形成有效交流。这不仅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更从根本上阻碍了资源共享的实现，使得全国性的文献调查和利用变得异常困难。

　　三是“各自为政”。在藏书补充方面，热门书重复采购，冷门书无人问津，造成国家有限资金的巨大浪费。在购书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各馆缺乏协调，盲目采购热门书、畅销书，造成大量重复支出。例如，一本受欢迎的苏联小说可能被数百个图书馆订购。与此同时，那些专业性强、读者面窄但对国家科研至关重要的“冷门”文献，却无人问津，形成国家文献保障体系中的巨大盲区。这种无序发展消耗了本就宝贵的国家资金，使得全国范围的文献资源体系支离破碎，无法形成保障国家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合力。

解决方案的系统性与前瞻性

　　针对上述痛点，陈颂提出了一整套系统性解决方案，其核心是“全面规划，加强协调”。

　　一是资源建设的分工协作。她主张全国图书馆应共同组织到全国总的图书馆事业规划中，统一协调、分工合作，以发挥更大力量。分工采购，避免重复浪费，并建立覆盖各学科、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国家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同时，她极力倡导“编制联合目录”，认为这是“打开全国图书宝藏的钥匙”[11]。

　　二是组织保障与行业自治。她提出建立行业协调机制的设想，“以后还有必要成立‘图书馆工作者联谊会’‘图书馆学会’并在文化部和各省、市文化局成立‘图书馆委员会’，以加强联系和讨论解决各方面的分工合作问题”[12]。这一构想为后来中国图书馆学会以及各地区、各系统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成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

　　三是基础性工作的战略部署。她将“整理积压图书”和“合理调配藏书”视为两项紧迫的基础性工作，旨在盘活现有资源。她强调，“在发展方面应当根据图书馆本身性质、发展方向和地区特点进行规划，一切工作要求能适应今天客观需要也为明天发展打下基础”[13]。

　　过渡时期是中国图书馆完成其性质、功能与模式历史性重塑的奠基时期。作为这一进程的系统性理论总结，陈颂的《图书馆学引论》不仅是对过往实践的记录，更是一部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绘制发展蓝图的纲领性文献。本文通过深入剖析该著作，得以窥见陈颂在推动图书馆功能重塑过程中的核心贡献与深远影响。

　　首先，陈颂的理论贡献在于为图书馆事业确立了“人民性”的根本价值导向。她系统阐述了图书馆从“藏书楼”到“人民图书馆”的转变，强调图书馆必须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与国家建设大局。这一思想的确立从根本上扭转了传统图书馆重藏轻用、服务精英的旧有格局，为图书馆的社会职能赋予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内涵，奠定了其后数十年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价值基石。

　　其次，陈颂以辩证思维深刻剖析了“大众教育”与“科研服务”这一双重使命的内在张力。她既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普及文化、扫除文盲的历史必然性与巨大成就，又前瞻性地指出了在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全面建设阶段后，强化科研支持功能的紧迫性。她提出的分层服务体系构想，不仅是对当时实践偏差的有力纠正，更体现了对图书馆事业整体性、协调性发展的深刻洞见，为不同层级图书馆的功能定位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最后，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她提出全国规划、分工协作、编制联合目录、建立行业组织等一系列构想，旨在构建高效协同的国家图书馆体系。这一“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思想，不仅为解决当时资源分散、效率低下的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更直接启发了后来中国图书馆学会及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等行业协调机构的成立，其影响延续至今。

　　综上所述，陈颂的《图书馆学引论》以其理论的系统性、思想的辩证性和战略的前瞻性，成功地为过渡时期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建构与方向导航。她确立的人民性、服务性与统筹发展原则，至今仍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宝贵财富，其学术与实践价值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2][3]陈颂.图书馆学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56.

　　[4][5][6][9][10]陈颂.图书馆学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56.

　　[7][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1][12][13]陈颂.图书馆学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56.

　　作者：杨升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