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雪燕

摘要：现以河池市各级地方志为主要研究对象，总结全市范围内的民族发展概况，深入剖析各区域的民族特色与发展轨迹，聚焦基层民族社区的微观发展动态，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记录河池市各民族的历史与现状，挖掘河池市地方志民族团结史料的价值，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河池市地方志民族团结史料研究背景与意义

河池市作为广西多民族聚居的核心区域之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中占据独特而关键的位置。其境内少数民族人口占比高达85.3%，宛如一座民族文化宝库，汇聚了壮、汉、瑶、苗、仫佬、毛南等民族，拥有5个自治县与11个民族乡，这些民族自治区域不仅是少数民族同胞的聚居家园，更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阵地。2024年，河池市荣获第十一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称号，这一荣誉的背后是河池市长期以来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上的不懈努力，彰显了其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和谐民族关系方面的突出贡献。

河池各级地方志宛如一部部生动的民族史书，细致入微地记载了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的迁徙足迹、经济协作历程、文化互鉴过程及历代民族政策的实践情况，是研究民族关系演变、文化共生共荣的珍贵而重要的一手资料。

从历史维度审视，梳理河池市地方志中的民族团结史料，能够清晰追溯各民族从远古时期的初始交流，到不同历史阶段逐渐融合、共同发展的漫长历程，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内在逻辑，从而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文化基因，提供充实的历史依据。在现实意义层面，这些史料对当前民族工作具有不可估量的参考价值。它能够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民族政策提供历史经验借鉴，促进各民族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河池市乃至整个国家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向新高度，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愿景。

河池市地方志民族团结史料的留存与价值

地方志编纂与民族团结史料的系统性留存

河池地方志的编纂历史源远流长，其发轫于宋代，历经岁月沉淀与积累，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池地方志的编纂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下，一批高质量的地方志相继编纂出版，这些志书以更加全面、系统、科学的方式，对河池市各地区的民族分布、风俗习惯、经济互动、文化交流等进行了深入挖掘与整理，为研究河池市的民族历史与现状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

以《河池市志》为例，其专设“民族”章节，这一章节犹如一幅细致入微的民族风情画卷，详细叙述了壮、瑶、毛南等民族的迁徙路线，以及其辗转来到河池地区的艰辛历程。通过这些记载，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目睹了各民族在河池这片土地上的发展轨迹，深刻感受到了民族历史的厚重与沧桑。

河池市地方志中的民族团结史料丰富多样，涵盖了文字史料与图像史料等方面，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民族历史记录体系。

文字史料是河池市地方志中最主要的史料类型，其内容广泛，涵盖了建置历史、经济协作及文化交流史实等多个领域。据记载，其建置历史悠久。先秦属百越之地，秦属桂林郡。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定周县，是河池最早的县级行政建置。唐朝是河池地级行政建置的开端，设宜州、环州等。宋咸淳元年（1265）设庆远府，元、明、清沿之，清时庆远府辖河池、东兰2州等多个州县司。民国时期，庆远府历经道、省直属、民团区、行政督察区等建置变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设庆远专区，后改称宜山专区；1965年设立河池专区；1983年河池县改县级河池市；2002年河池地区撤地设市；2016年1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县级宜州市，设立河池市宜州区，同意市政府驻地迁至宜州区。建置历史中蕴含的地方治理经验、资源禀赋变迁、人口流动规律等信息，为河池的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在文化交流史实方面，毛南族“分龙节”与汉族节庆的融合，是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典型例子。“分龙节”是毛南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传统节日，在与汉族长期交往过程中，逐渐融入汉族的节庆元素，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河池市地方志中对这一文化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记载，为研究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资料。

图像史料以直观方式呈现了河池地区民族文化的共生景观。部分志书插入了有关民族服饰、习俗、节庆等的图片，如仫佬族依饭节庆丰收、毛南族花帽舞、白裤瑶少年打陀螺等。这些图片让我们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民族团结史料的核心价值

河池市地方志中的民族团结史料具有多方面的核心价值，这些价值不仅体现在历史研究领域，更对当代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从历史见证价值来看，这些史料犹如一部部生动的历史纪录片，清晰地记载了河池各民族从“杂居共处”到“融合发展”的漫长历程。

在文化传承价值方面，河池市地方志中的民族团结史料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毛南族“花竹帽”编织技艺是毛南族的传统手工艺，它不仅体现了毛南族人民的精湛技艺，更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河池市地方志中对这一技艺的历史渊源、制作工艺、文化寓意等进行了详细记载，为保护和传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资政育人价值角度审视，河池市地方志中的民族团结史料为当代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方志进社区”活动既向广大社区居民普及了地方志中的民族文化知识，又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营造了民族团结进步的良好社会氛围。

河池市地方志民族团结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实践

整理原则与方法体系

在对河池市地方志民族团结史料进行整理时，遵循系统性、客观性和活态性原则，以确保史料整理的全面性、真实性和时代性，为后续研究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系统性原则要求以时间为轴，全面梳理先秦至当代各民族交往的重大事件，建立完整的历史脉络。在先秦时期，河池地区作为百越之地的一部分，各民族部落之间已经存在初步的交流与互动。20世纪90年代，易地扶贫搬迁中的民族共居实践，是河池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新起点，政府通过政策引导、资源调配，帮助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搬迁至条件较好的地区，实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这一实践在河池市地方志中也有详细记录，包括搬迁的政策措施、实施过程以及取得的成效等，展现了各民族在河池地区的发展历程，以及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过程。

客观性原则强调对争议性史料进行多源互证，以确保史料的真实性。历史上，民族纠纷不可避免。对多源史料的综合分析，有助于更加客观地还原历史事件真相，避免因单一史料的局限性而导致误解。

活态性原则注重对河池市地方志中记载的传统习俗进行在地调研，以记录其当代演变。佬族的依饭节和壮族的“三月三”是河池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习俗，它们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

研究重点与典型案例分析

在河池市地方志民族团结史料研究中，重点聚焦民族迁徙与聚居格局的形成、经济协作与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以及文化互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等方面，对这些重点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揭示河池市多民族共生共荣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

首先，民族迁徙是影响民族聚居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历史上，壮族先民骆越人最早在此定居；秦汉后，中原汉族因戍边、经商陆续迁入；明清时期，瑶、苗等民族从湘粤黔等地迁徙而来，形成“大杂居、小聚居”格局。迁徙中，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深度融合：壮族的稻作技术、瑶族的刺绣技艺、汉族的农耕工具相互借鉴；语言上出现“汉壮混杂语”；汉族春节、壮族“三月三”、瑶族盘王节共庆。毛南族、仫佬族在与周边民族交流中，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吸收多元文化，共同塑造了河池独特的民族文化风貌。

21世纪以来，易地扶贫搬迁成为河池地区民族聚居格局变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了帮助贫困地区的民族群众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条件，政府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将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等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群众搬迁至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如朵努社区和陈双村。朵努社区以白裤瑶、壮族为主，陈双村则是11个民族共居的新型聚居区。在这些聚居区，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促进民族融合。

陈双村通过“苗绣+毛南族花竹帽”联合展销，充分发挥了各民族文化特色与产业优势。苗绣以其精美的刺绣工艺和独特的图案设计闻名，毛南族“花竹帽”则以精湛的编织技艺和独特的造型成为毛南族的文化符号。联合展销不仅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了苗绣和毛南族“花竹帽”，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游客对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表现出浓厚兴趣，纷纷购买，带动了当地手工艺品产业的发展，增加了村民收入，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

其次，经济协作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河池地区的各民族在传统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展现出强大的互助合力。

当代地方志显示，20世纪80年代后，环江毛南族与汉族联合发展桑蚕产业，取得了显著成就。环江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非常适合桑树的生长和蚕的养殖。毛南族和汉族群众充分利用这一自然优势，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建“跨民族合作社”。在合作社中，各民族群众分工合作，毛南族群众对当地自然环境比较熟悉，负责桑树的种植和养护；汉族群众则利用先进的养殖技术和市场经验，负责蚕的养殖和销售。通过双方的紧密合作，环江桑蚕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推动环江成为“中国优质茧丝生产基地”。桑蚕产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当地群众的收入，也促进了毛南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加深了各民族的情感联结。

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各民族群众齐心协力，共同克服困难。脱贫攻坚期间，河池大力修建通屯道路，改善交通条件。都安县弄温屯村民蒙流放弃城市工作，毅然回到家乡，带领瑶汉群众打通“天路”。在修路过程中，瑶汉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出力，展现了强大的民族合力。

最后，文化互鉴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河池地区各民族在节庆习俗和语言教育方面的互动，充分体现了文化互鉴的魅力。

在节庆与习俗方面，各民族相互吸收、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佬族的“依饭节”在立冬后的“吉日”举行，主要目的是向祖先还愿，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佬族除“峒”内族人聚会和祭祀神灵外，其他民族可共同参与，促进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在语言与教育方面，河池地区的各民族也展现出积极互动。民国《天河县志》显示，当地“土话（壮语）、客话（汉语）、瑶语通行，学童多兼习之”，这表明在民国时期，河池地区的各民族之间已存在语言交流和互相学习的现象。学童通过学习多种语言，不仅能够更好地与不同民族的人交流沟通，也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播和融合。

河池市地方志民族团结史料的当代价值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滋养

河池市地方志中的民族团结史料，犹如一座丰富的历史宝库，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这些史料生动展现了河池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如何通过共同的努力和奋斗，逐渐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当代“五个认同”教育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案例。

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照

河池市地方志中的民族团结史料，为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参照。这些史料记录了河池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独特产业协作模式和生态与文化协同发展经验，对当代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历史上，河池地区各民族根据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形成了“山―台地―平地经济互补”模式。山区民族凭借丰富的山林资源，发展林业、畜牧业等产业，生产木材、药材、畜产品等；平地民族则利用肥沃的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如水稻、棉花、甘蔗等。双方通过贸易往来，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互补发展。这种模式在当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创新，转化为“特色产业联盟”。大化县瑶族、壮族联合发展七百弄鸡养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七百弄鸡是大化县的特色农产品，具有肉质鲜美、营养丰富等特点。瑶族和壮族群众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展养殖、加工和销售等。在养殖过程中，他们共享养殖技术和经验，提高了养殖效益；在销售环节，他们共同开拓市场、打造品牌，提高了七百弄鸡的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依托“跨民族技术共享”，七百弄鸡养殖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相关史料整理为其他地区发展特色农业提供了参考。

河池市地方志中对瑶族“刀耕火种”生态智慧和毛南族“分龙节”环保禁忌的记载，为当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提供了文化支撑。同时，各县区通过发展旅游业，不仅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还促进了经济发展，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为地方志事业与民族工作融合发展拓展路径

河池市地方志民族团结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为地方志事业与民族工作的融合发展拓展了新路径。将地方志中的民族故事转化为多种形式的文化产品，以及基于地方志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实现了地方志事业与民族工作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史料活化与公共服务创新方面，河池市积极探索将地方志中的民族故事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文化产品，如石榴籽紧抱，幸福花盛开；瑶山悬崖上的“天眼”，一路向幸福；民族村有片民族团结林；百年古村焕发新活力；“一河两岸”共享美好新生活等，为公众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不仅增强了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也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提供了新平台。

在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的衔接方面，基于对地方志中“民族教育史”的深入研究，河池市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教育发展的政策，不仅推动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也为地方志事业发展赋予了新的使命和价值。

河池市地方志作为多民族交往的“活化石”，系统记录了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休戚与共关系，这些史料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记录，更是把握现实、开创未来的重要依据。

未来研究应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深入挖掘河池市地方志民族团结史料的价值，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更大贡献。

河池学院2024年度校级科研项目“地方志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研究――以河池市地方志研究为例”（项目编号：2024XJZC005）。

（作者单位：河池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