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蓉

摘要：现以黄河流域古籍中承载的生态观为研究对象，梳理其演变逻辑，探析其中的文化内涵及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借助文献研究、比较分析等方法，考察先秦至清代各历史阶段生态思想的演变脉络，提炼其在自然认知、治理理念与文化表达方面的核心特征。研究发现，黄河古籍中的生态观体现出从自然崇拜到生态伦理、从经验治理到系统思维的深层演进，并在宗教、哲学与制度之间形成动态张力。研究认为，古籍生态思想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价值，更可为宁夏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强区建设提供认知基础和实践支撑。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它孕育的文化体系既包含政治制度、民俗礼仪，也蕴藏对自然的长期观察与应对经验[1]。2019年，国家明确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要求在保护生态系统的基础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强调对黄河文化的系统挖掘与弘扬[2]。该战略的提出使黄河流域的历史文献再次被置于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和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双重框架中。在文化与生态双重话语推动下，那些长期沉寂于文献中的传统生态思想有了重新被讨论和转化的价值基础。古人面对水患、土地贫瘠、气候变化时形成的生存智慧，在当今生态文明建设中具备启发意义。

宁夏作为黄河中上游的重要区域，水资源紧张，生态问题突出，其社会发展与黄河流域治理密切相关[3]。历史上积累的大量文献资料中，保留了当地先民关于自然利用与生态调适的记录。当前，亟须以更加系统的方式对古籍中的生态思想进行深入梳理，将文化成果转化为生态治理的认知基础与价值支撑。这种转化过程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还是宁夏建设文化强区、推动黄河文化现代转化路径中的关键一步。

黄河文化与生态观的历史交融

黄河文化的基本特质与生态根基

黄河文化的形成并非单一文明要素的堆积，而是在长期生存实践中自然演化出来的社会系统，黄河文化的特征并非局限于农耕、祭祀、血缘等形式，更深层体现为一种自然条件约束下的适应性文化[4]。频繁的水患、复杂的地形、土地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促使黄河流域居民在观念上形成了以“天命”“天人”关系为核心的认知框架。在这种文化结构影响下，人的行为总要考虑与自然之间的界限和互动。“知天而顺之”，不仅体现在礼制与政令上，也体现为一种普遍性的行为逻辑。因而，无论是宗庙制度还是农耕节律，其背后都可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深刻影响。

河流、土地、气候构成的生态系统深刻塑造了黄河流域文化结构中的应对机制。一方面，洪水的反复冲击让人认识到自然治理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又使得人必须尊重节气与天象变化[5]。在古人眼中，自然并非单纯的对立面，而是带有神意、具有节律的生存背景[6]。人对自然的理解，不是静止观察，而是实践积累[7]。这种从实用经验中提炼出的生态观，成为后世生态治理与文化传统间的重要连接点。

黄河流域古籍中的早期生态意识萌芽

1.早期文献中的自然观与地理认知

《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农业物候记录典籍，记载各月星象、植物生长和动物习性，尽管并无现代“生态”之称，却体现出对自然节律与地理环境的深切观察。《诗经》成书于春秋中叶，据学界统计，其记载了黄河流域至长江以北地区的植物140余种、动物100余种，是先秦时期极为珍贵的动植物资源文献。在地理知识方面，《尚书・禹贡》先依据山川大势划分“九州”，再以“导山”“导水”两部分专门记述山川治理与水系脉络，详述各州山川河流方向与物产分布，显示出对黄河流域地理格局与资源类型认知的初步建构。

2.《尚书》《诗经》中的生态秩序思想

《尚书・禹贡》中“九州”记载以山川地理分区，各地物产与人文联系并存，其中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强调通过顺应地质条件和自然环境治理全国河山的实践理念。《诗经・邶风・北风》中有“北风其凉，雨雪其”，并续有“雨雪其霏”，语句虽简却显露出古人对气候异动、雪霜变化的敏锐感知及其与社会秩序关联的关照。此外，《豳风・七月》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将气候变化与农事安排结合，展现出季节节令意识和人与自然协同共生的生活策略。这种节奏感是生态生活方式的一种早期表达，节气与农业的契合并非一种抽象，而是基于长期实践经验形成的。

先秦至汉代：朴素自然观与天人合一

儒家与道家的生态思想比较

儒家强调以德化人、顺应天时。《论语》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认为，政治应与节气、农事协调，这体现了早期儒家学者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孟子》曰“数罟不入池”“斧斤以时入山林”，指出资源利用应有节制，既保障生产，又维护生态平衡。《礼记・礼运》言“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揭示了儒家追求的人与自然相互感应的和谐秩序。这种“天人相应”的思想成为后世政治与生态伦理的重要基础。

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治理与生活都应顺应自然法则，减少人为破坏。《道德经》中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将水比德，倡导柔中有力、润物无声的处世与治世理念。《庄子・齐物论》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将人置于自然整体之中，反对人对自然的主宰意识，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中最具生态意味的哲学体系之一。

秦汉文献中的生态治理经验

《管子・牧民》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将资源充足与社会安定联系，体现出生态平衡对政治伦理的支撑作用。汉代《盐铁论》围绕盐铁官营等政策展开辩论，其中多次征引儒家经典，强调经济基础稳固才能维系社会秩序，反映出以合理资源分配保障生态稳定的理念。

《汉书・沟洫志》系统记载了秦汉时期的治河方略与水利思想，强调水为百谷之本、民生所系，主张治理黄河需因地制宜、顺势引流，既防灾又利农。西汉时期修建堤渠、疏导河道的实践，体现了古人从经验治理向系统性水利管理的转变。通过堤防修筑与引水灌溉，国家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也为后世生态治理提供了制度与思想的原型。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生态思想的深化与人文融合

山水文化兴起与自然审美意识提升

《水经注・河水》对黄河三门峡河段多有记述，其载黄河沿岸沙石遍布、河水浑浊湍急，两岸巨石林立、水流激荡，河中砥柱山高耸屹立。这一描写既展现了黄河湍急汹涌与地貌交错的自然景观，也反映出人们对自然力量的直观感受。《洛阳伽蓝记》对北魏洛阳城郊寺院环境的描述，展现出翠微林下寺宇密布、渠水环绕城门、山林幽静、鸟鸣绝尘的景象。文中自然景致与人文建筑相互映衬，呈现出自然与人文交织、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空间格局。魏晋以后，文人开始以山水寄情，审美中融入生态意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只是田园自足，更是对自然秩序的体悟。山水诗与笔记的自然书写，使生态意象成为心灵安顿的象征，也让自然不再只是生存环境，而是成为生命价值的镜像。

佛教传入与生态伦理的扩展

佛教的慈悲理念拓宽了人类的道德边界。《佛说梵网经》倡导慈悲护生，主张见一切含灵众生，当生悲悯之心，不故杀、不伤害，方便救护，体现了佛教尊重生命、善待自然的生态伦理。佛教典籍《金刚经》中的“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揭示了众生平等的观念，否定人对自然的主宰地位。《华严经》中蕴含众生无量、法界圆融的思想，强调生命之间的共生与循环。后世寺院通过植树、养鱼、营建莲池等实践，将佛教慈悲护生、尊重生命的精神具象化。僧侣群体以不杀生、素食、护生为修行内容，在社会层面形成生态伦理的实践。通过宗教传播与社会行为的结合，生态理念超越了哲学思辨，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普遍信念。

宋元明清：生态认知的制度化与系统化

理学视野下的生态秩序观

《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语揭示了事物发展与治理活动中存在的内在次序，体现了理学思想对“天理”与自然规律的统一理解。《中庸》所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强调人应遵循自然本性，使行为与天地秩序协调一致。理学家借“修身”“齐家”“治国”的层次逻辑，将伦理秩序与自然秩序相通，认为内在心性的安定是社会与生态稳定的根本。朱熹以《易・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释理，提出治理应如大地之厚重包容，顺应自然、不违其势。这种“以理为本”的思想结构，为后世生态治理提供了道德依据与理论框架。

实用型生态治理思想的发展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利用山麓水源疏导积水以灌溉农田的经验，主张因地制宜、顺势开渠，体现了早期生态工程思想。北宋郏《水利书》系统记载了河堤修筑与渠道管理之法，强调筑堤防水、护田安民，体现了防洪与农田保护结合的制度化理念。明清时期，《明史・河渠志》言“河务之治在防决之工”，并设巡堤官与常年疏浚制度，强调防洪、保土与护田的长效机制。《钦定大清一统志》进一步规定水利修缮周期与巡查制度，使治河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宋至清，黄河治理逐步制度化，地方志广泛记载堤防修筑、灾害重建与民众协作的实践，形成官民共治的生态模式。这一阶段的治河理念，从经验操作转向科学规划，实现了自然规律与行政制度的结合，使古代中国的生态认知进入系统化阶段。

古籍中的生态观对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治理理念的文化支撑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但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不仅在于技术或制度层面，更在于文化基础的重建。古籍中的生态观虽产生于农业文明时期，却蕴含顺应节气、因地制宜、敬天惜物的思想逻辑。古人以经验积累形成对水利、林木与土壤的整体认知，使自然规律与社会秩序相互支撑。这些理念虽非现代科学体系，却在实践中实现了人地协调，为今天黄河流域的生态治理提供了文化支点与价值参照，使生态治理不止于政策实施，更包含文化认同的内化过程。

当代生态文明建设若忽视本土文化传统，易导致政策与地方实践脱节。重视古籍中的生态智慧，有助于形成具有地域特色与历史连续性的治理理念。将“天人相应”“顺时施政”等思想融入规划设计与政策体系，使生态修复与文化复兴并行，不仅能提升群众的认同感与参与度，也能增强区域治理的韧性与持续性。这种以文化为根基的生态转型，是新时代黄河流域实现绿色发展与文明共生的重要路径。

文化强区建设中的古籍活化路径

古籍中蕴藏的生态知识多见于经史子集，语言古奥、体系分散，若仅停留在整理与收藏层面，难以真正发挥其现实价值。利用数字化手段重构这些资料，是让古籍重新进入社会记忆的有效途径。数字化不仅是扫描和录入，更需以主题标签、语义标引、知识关联等方式，构建系统化生态知识数据库，使古籍内容可被检索、解读与应用。依托此类工程，可建设以“黄河生态智慧”为核心的数字平台，将古代文献中的水利治理、节令农耕、环境伦理等思想以多媒体形式呈现，使传统生态理念在新的传播环境中焕发活力。

古籍活化的关键还在于教育与文化传播。生态文化教育应超越自然科学范畴，将“天人相应”“因时制宜”等理念纳入通识课程与乡土教育，让学生在学习中体会黄河流域特有的生态智慧。通过阅读古籍、体验传统节气活动、参与本地生态实践，人们能够形成对自然的情感认同与文化归属。古籍既是知识载体，也是情感与价值的传递媒介，其生态思想在教育体系中的融入，将为文化强区建设提供深层的精神支撑与持续动力。

推动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黄河文化长期被视为需要保护的遗产，相关工作多集中于遗址修复和非遗登记，虽为文化延续奠定了物质基础，但这种静态保护不足以让黄河文化焕发当代活力。古籍中的生态思想若仅停留在档案和研究层面，则难以融入公共生活。推动文化由“保护”走向“转化”，关键在于将古籍思想与当代治理、社会实践结合。在黄河流域部分地区，地方政府已尝试将《禹贡》中分水治河的原则用于小流域治理，或借鉴明清水利志中的巡堤制度完善防汛责任体系。此外，生态伦理也能通过节庆活动进入群众生活，如沿黄城市将传统节气文化与现代环保行动结合，使“顺天应时”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社会行动，促成文化的生活化表达。

古籍中的生态观还可在文化产业中实现新的价值延伸。兰州黄河两岸景观带以古诗文为设计元素；中卫市黄河文化公园重现农耕与水利意象；郑州黄河文化公园融入《诗经》语境，形成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景观体系。纪录片《黄河文化大会》、宁夏黄河文化主题文创与文旅地图等项目，都在探索古籍生态思想的视觉化与商品化路径。通过影像、艺术、文创等多种渠道，黄河文化被重新转化为具有审美吸引力与社会影响力的文化资源。宁夏文化强区建设的目标，不仅是保存历史，更是让文化在教育、旅游、城市空间中被重新感知与体验，使古籍中的生态智慧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成为区域认同与国家形象的重要支撑。

生态观的形成并非一时之念，而是在与自然长期互动中逐步积累经验的结果。黄河流域古籍中的生态思想，不只是古人对自然的直接回应，更蕴含着适应环境、调节关系、维护秩序的文化逻辑。面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回望这些古老文本能够帮助我们在制度设计之外，重新发现文化中的根性智慧。将这些内容转化为现实可用的知识与理念，不仅是学术整理的方向，更是当下推动区域绿色发展的精神补给。

（作者单位：中共包头市委员会党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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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邹艺徽.魏晋南北朝诗赋中的黄河书写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24.

[4]朱俭.甘肃黄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探索[J].黄河 黄土 黄种人,2023(04):78-80.

[5]王杨,孙来忠.以创新引领甘肃黄河流域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J].现代交际,2021(21):239-241.

[6]卜鹏楼.关于保护传承弘扬甘肃黄河文化的研究[J].发展,2021(05):43-48.

[7]王德刚,王蔚.黄河祭祀的历史演变与新时代“母亲河”形象塑造[J].民俗研究,2021(03):22-31,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