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以来，昆腔研究在多个领域稳步推进，取得了阶段性学术成果。在史学研究方面，学界已整体梳理出昆腔从元末明初至现代的发展脉络，厘清了其不同历史阶段的艺术特征，但跨区域比较研究仍有待拓展。在创作与剧演研究方面，现有成果多聚焦表演技法、角色塑造等内容，忽视了曲牌在创作与舞台表演中的实际运用价值。在曲牌本体研究层面，虽已有相关研究涉及，但对曲牌文体、乐体层面的艺术表现挖掘不够深入。整体而言，当前昆腔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化研究、补齐短板，助力昆腔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昆腔是我国古代经典戏曲声腔，且为昆剧的唯一唱腔，起源于元末明初的江苏昆山一带。明嘉靖年间，戏曲家魏良辅对昆腔进行重要改革，后经历代文人与艺人不断打磨完善，昆腔艺术日趋成熟，于明末清初广泛传播。清代乾隆之后，昆腔逐渐走向衰落。20世纪以来，昆腔研究逐步成为学界研究热点，相关研究涉及领域广泛，整体呈现出多元复杂的发展态势。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本文以中国知网平台为数据来源，选取《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等35种学术期刊，系统整理各期刊从创刊到2023年发表的昆腔研究论文(截至发稿前，2024年论文尚未完整上线，不予纳入)。经统计，有效研究文献共计573篇，可归纳为史学研究、创作与剧演研究、曲牌本体研究三个研究方向。本文将围绕三大研究维度展开述评，梳理20世纪以来昆腔研究的学术脉络，全面呈现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为后续昆腔研究与艺术传承提供参考。

史学研究——尚未形成体系

　　20世纪以来，昆腔史学研究经历了从零散资料整理到系统化学术建构的过程。就本次索引的文献来看，涉及昆腔史学研究的论文达134篇，约占与昆腔关联研究论文总数的23.4%。这些论文的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昆腔的起源与发展、地域性传播、表演艺术及其他四个方面(如表1所示)。

　　借助对134篇文献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其在起源与发展、地域性传播两个方面存在不足，具体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起源与发展考证史料支撑薄弱。现有昆腔源流研究虽围绕昆腔形成时间、历史演变及重要人物贡献等内容展开，但在史料发掘上存在局限性，导致现有研究对昆腔起源阶段史料的解读较为模糊。在47篇相关文献中，早期研究过度依赖《南词引正》《曲律》等单一文献，且未系统开展版本谱系的比勘。魏良辅的《曲律》今存七个版本，这些版本的条目及排序均有出入。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昆腔起源与发展研究的准确性和深入性。围绕《南词引正》版本真伪及与《曲律》关系的争论持续数十年之久，如白宁的《关于魏良辅〈曲律〉的传本及对〈南词引正〉中“昆山为正声”的分析》(2013)、黄仕忠,廖智敏的《魏良輔〈曲律〉新考——從現存版本比勘出發的探討》(2022)，始终未能在新文献上有实质性突破。

　　二是地域性传播研究失衡。昆腔的地域性传播研究存在明显的区域失衡，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江南核心区域(如苏州、南京)，如吴新雷的《南京剧坛昆曲史略》(1996)、陈凯丽的《试论明中后期昆曲在南京的流播》(2006)、张蓓蓓的《苏州昆剧及其戏衣艺术的发展分期与特点》(2008)等。非核心区域研究则呈现选择性密集的特征，包括川昆、湘昆、永昆，如冬尼的《川昆形成诸因及剧目略考》(1988)、叶长海的《永嘉昆剧与海盐腔》(2004)，以及许艳文、杨万欢的《明清湘昆发展概貌考略》(2004)等。昆腔曾流布全国，相关传播研究理应呈现多元面貌，但20世纪中期钱南扬、陆萼庭等奠基者以来，昆腔史的书写长期以江南为中心，后世学者亦多沿此主线补充细节。胡建、吴凡在《关于中国昆剧史研究中“范式”问题的反思——以我国30年来的明代昆剧史研究为例》(2013)中提及：“我们不妨借鉴当下在史学界大行其道的‘新史学’理论与方法，作为昆剧史研究的新范式，以求带来学术视野的拓宽和研究层次的提升。”这种新范式不仅关注文献记载与舞台表演，还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以此推动昆腔史研究朝着更成体系的方向迈进。

　　要进一步深化昆腔起源与发展研究，需重点破解两大现存难题，即史料发掘存在边界局限与各地域传播相关研究发展不均衡。一方面，现有研究过度依赖《南词引正》《曲律》等单一文献，缺乏对新史料的拓展与版本系统的全面对比，导致昆腔起源阶段的史料解读较为模糊。另一方面，地域传播研究发展不均衡，虽针对江南核心区域有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对非核心区域的关注尚显欠缺。因此，引入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开展昆腔史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创作剧演研究——忽视曲牌唱用

　　曲牌唱用是昆腔剧演的核心，亦是戏曲艺术固有的表现形式。20世纪以来，昆腔创作剧演类文献虽以表演技法、角色塑造、剧目改编为主，但曲牌唱用及其相关理论研究常被忽视。例如，俞振飞在《唱曲在昆剧艺术中的位置》(1981)中虽强调了唱曲艺术的重要性，但未深入探究曲牌体的理论基础;张蓉在《魏良辅〈曲律〉歌唱表演理念的现代解读》(2008)中虽从现代角度解读了魏良辅的《曲律》，但研究仅停留在声腔技巧层面，未能触及曲牌唱用的本质。

　　梳理本次检索到的昆腔创作剧演类文献(1956—2023年，共99篇)，发现创作剧演研究长期将研究重心聚焦表演技法、角色塑造、剧目改编等实践性领域，而曲牌唱用研究则被系统性忽视，呈现明显的边缘化趋势(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文献聚焦表演技法、角色塑造、剧目改编等维度展开讨论，是创作剧演研究的主流。写作大致时期一栏表明，曲牌唱用研究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后，且总量仅占5.05%，明显低于表演技法(35.35%)和角色塑造(28.28%)，印证了研究重心对曲牌唱用的长期忽视。例如，丁修询的《试谈昆曲表演的舞台动作方法》(1956)、周传瑛的《谈昆曲小生表演艺术》(1958)等，都明确聚焦表演本身，而非曲牌唱用的技术层面或理论分析。虽有部分文献，如徐扶明的《试论昆剧苏白问题》(1989)、程芸的《沈璟“合律依腔”理论述评》(2000)讨论了昆腔苏白与曲律理论，但对曲牌唱用本身的系统性研究，如格律体式、宫调声情等，未能成为昆腔创作剧演研究的优先方向。

　　昆腔曲牌唱用涉及乐体、文体两方面的分析，这需要研究者具备音乐学、音韵学、文学等多学科知识。武俊达的《昆曲唱腔的装饰音及其记谱法》(1987)、顾兆琳的《昆曲传统谱曲技法及其创新——兼谈〈邯郸梦〉的唱腔设计》(2013)等现有研究中，对唱腔装饰音、记谱法及谱曲技法进行了探讨，触及技术层面，但这类研究通常止步于技术细节，缺乏对曲牌唱用整体理论框架的建构。例如，对于同名曲牌在不同剧目中的具体运用规律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不容忽视的是，系统性的文献资料是进行曲牌唱用研究的基础，本次检索到的文献虽不乏对曲牌唱腔的研究，如李砚地《昆曲〈牡丹亭〉“传统版”与“青春版”之比较研究》(2008)、王琳娜的《昆曲〈牡丹亭·惊梦〉唱腔探析——兼对现存“主腔”论点的商榷》(2012)等，但不足以形成完整的曲牌唱用理论体系。因此，研究者跨学科储备不足及相关文献资源有限，导致曲牌唱用研究难以形成体系，长期处于研究边缘。

曲牌本体研究——考源与比较之不足

　　曲牌作为昆腔音乐体系中的核心要素，在昆腔中占有重要地位。梳理1979—2023年的33篇相关文献可见，现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音乐形态、格律与声律、历史流变等领域(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尽管相关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在曲牌本体考源、同名曲牌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尚待加强，具体评述如下。

　　一是曲牌本体考源较为薄弱。曲牌本体主要包含文体和乐体两个维度。文体指曲牌的文学形式，包括句式(如字数、句数、句法)、韵(如韵部、韵脚)、字声等。乐体则指曲牌的音乐形式，包括调式、音阶、板眼节奏等。杨荫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曾指出：“随着曲牌在具体情况下所要求表达的内容之不同，随着词句的多少长短以及用字的四声阴阳之不同，对同一曲牌的音调上的变化，有着非常广阔的幅度。”这一论述不仅揭示了曲牌本体的复杂性与流动性，也强调了曲牌本体考源研究的重要性。虽有文献关注曲牌的旋律发展手法、格律考论，如徐欣的《【扑灯蛾】曲牌“南曲北唱”考》(2008)、蔡珊珊的《〈九宫正始〉所收〈拜月亭〉之【念佛子】曲牌格律考论》(2017)等，但对昆腔曲牌本体考源的研究相对匮乏。造成此研究现象的原因，或是早期研究对音乐形态过度偏重所致。

　　二是同名曲牌的比较研究有待强化。20世纪以来，学界对昆腔曲牌的研究已取得多方面进展，如褚历对《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曲牌艺术特征与结构的系统分析、董维松对“南北曲腔”中短小曲牌的系列研究等，均为昆腔曲牌研究积累了重要的学术成果。然而，针对“同名曲牌”这一特定的研究对象，现有研究仍存在可深化的空间。

　　现以《纳书楹曲谱》中的同名曲牌为例，具体评述如下。

　　在曲牌文体层面，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词体格律、韵脚等特征，对词体与音乐的适配逻辑分析不足。于欢在《〈纳书楹曲谱〉同名曲牌的整理与流变研究》(2020)中提及“《纳书楹曲谱》同名曲牌词体中的首句体式体现了从‘文本位’到‘乐本位’的流变规律”。其中，【青哥儿】曲牌在《四声猿》中增加二十余衬字，在《莲花宝筏》中增至五十余衬字，以贴合不同剧目的音乐韵律。但顾聆森的《昆剧曲牌声律浅探》(1993)、褚历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曲牌的曲式结构特点》(1997)等现有成果多局限于对词体字数、句格、韵脚的静态统计，未深入解析衬字选择与唱腔节奏的适配情形，既未说明同名曲牌在不同剧目中衬字的口语化特征，也未探讨衬字增减对句式韵律、唱腔起伏的影响，导致“乐本位”被视为现象描述，无法揭示词体适应音乐的逻辑。

　　从曲牌乐体层面来看，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对调式、音阶、板眼的归类，缺乏对其变化原因及使用功能的解析。同名曲牌调式变化与词体句式、地域文化密切相关，如【绣带儿】【香柳娘】等曲牌在不同剧目中呈现出五声音阶与七声音阶的转换。此外，曲牌还以“令、引、近、慢”区分板眼节奏，但现有研究中，如董维松的《“南北曲腔”中短小曲牌研究系列(上)(下)》(2009)、蒯卫华的《昆曲曲牌曲腔关系研究——以南曲商调曲牌为例》(2009)均未深入探讨同名曲牌调式变化的成因，既未能结合南北曲交融的地域文化背景，也未厘清音阶转换与情感需要的对应关联，致使曲牌乐体变化的文化语境与情感表达价值未能得到充分阐释。

　　综上所述，关于昆腔曲牌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对曲牌本体历史脉络的梳理，同时深化同名曲牌的比较研究，从“乐本位”“词乐结合”多重视角出发，推动昆腔音乐与文学的整合研究，为昆腔传承提供更具实践价值的学术支撑。

　　20世纪以来，昆腔研究已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在史学、创作剧演及曲牌本体等领域迈出重要步伐，为昆腔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面对昆腔艺术突显的复杂性，现有研究在理论深度、研究视角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拓展。现有研究存在的局限，制约了大众对昆腔艺术更全面、深入的理解。未来研究应更加注重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借助跨学科融合，采用“新史学”理论与方法，突破现有研究局限，助力昆腔的当代传承与发展。

　　温州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昆腔化的南戏同名曲牌整理与研究——以《纳书楹曲谱》为例”(项目编号：3162025004126)。

　　作者：胡艳芬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